时隔很久，今天心血来潮想上复旦bbs，发现自己无法登陆。密码是不会错的，错的是登录名。登录名是不会错的，但它因为过期而被剥夺了。
当初申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男生笑问：“是不是说No Good CS？”哈，如果我在你们心目中是个正经人，而你们又偏偏沉迷CS，这个看法也很自然。事实是我当时煞费苦心从什么书里翻出这么一句诗歌的标题和结尾：Nothing Gold Can Stay (Robert Foster)，觉得有点意思，就拼凑出了这么一个名字。
因为这首诗恰好有名到容易被认为浅薄地想显摆自己还读些英文诗之类，所以我还不大乐意告诉别人。事实是，我就是不怎么读诗，也不怎么读英文诗。但是这个名字的好处是，每次输入的时候，它总是在告诫我：最好永远不要达到那最美好的点。
所以我就有克制住自己、不断地在很近的美好周围逡巡的时候：不去触碰，因为不想结束；选择忍耐：忍耐时间，苦闷和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悲观的情绪呢？虽然不能让人很甜美地笑出来。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最美好的瞬间给带走呢？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吧。在我们准备好渴望的时候，总无法准备渴望的后面。多少，我总倾向于认为，持久的东西多是平淡的。而平淡，是你我能承受的么？
无论如何，这个用户名的存在时间都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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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骨架都快散了。只要你们谁来撞我一下，我就会七零八落地倒塌，变成一堆零件。
不知该如何形容疲劳。或者说，就算疲劳被准确形容出来了又怎样。渐渐地就开始想：如果人不能感到疲劳会怎样？如果无法疲劳，是不是还有艰辛？如果没有艰辛，是不是还有努力？如果没有努力，是不是还有具体发生的一切？
忙来忙去，乃至颠覆自己身体喜爱的状态，换回蓬松的肌肉，圆鼓鼓的肚皮，无力的骨骼和发炎的肩周；坚持的原因可能是某种满足的达成。——最根本的，是好奇心的唆使。因为不知道，因为期待接下来的图景，因为还很想通过观察和行动来看我在这个环境里的功能，或者亲眼亲手印证一下之前的揣测。
小时候特别喜欢利用意念这玩意，还很认真。有一段时间，每天上学去的路上都会预测今天将发生的事情，根据是昨天，前天，大前天，上学期的这个时候，等等。每到大事来临，总要发挥自己脑子里的意念，试图通过这种发力来改变结果，往符合我过往经验之预期的方向发展。（是否对我有利倒在其次，意念经常倾向于把事情的发展想得更糟。）即便如此，99%都是失败。每次失败都对现实这样东西感到诧异。就像，每次恋爱结束都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疲劳和经历换来的是经验，那么这经验在应对更复杂的现实的时候总还是欠缺的。人就永远和这个欠缺搏斗，永远不够地在现实的迷雾里靠意念相信和怀疑。这个和现实/未来周旋的游戏，我们永远都赢不了。所幸的是，现实/未来的宿命是变成过去。而过去，可以被我们端详：如此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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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夏天在DC。有一天，“共和夏令营”组织了一次国际学生的聚会，地点在Dupont Circle。
我刚抵达DC时，同车的一个女孩就笑着向我介绍：这是个有名的同性恋区。之后，我又在Georgetown附近的书店里读到一些关于这个广场的琐碎。18世纪末，一个法国钟表匠的儿子、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带着他的后代流亡美国。他是拿破仑时期美法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官，并促成了美国对于法属路易斯安那州的和平收购，保全了一座城市，叫新奥尔良。这个人就是皮埃尔·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他和他的儿子开创了一家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美国公司，以生产火药起家。
1882年，联邦委员会批准把一座杜邦雕像伫立在这个现在叫做Dupont Circle的地方。这个杜邦是皮埃尔的孙子塞缪尔·杜邦(Samuel Francis Du Pont)，他是这一代杜邦家族成员中唯一一个用大写D的人。他是美国海军的将军，一个在美西战争和美国内战，尤其是美国海军改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1920年，杜邦家族把他的雕像移往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喷泉。
二战以后经过60和70年代的洗礼，Dupont Circle变成了纽约的格林尼治、洛杉矶的西好莱坞、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和芝加哥的Boystown，也就是全美数得上号的同性恋区。但就像80年代带给所有这些区域的冲击一样，它的气息终究融化在了出售波西米亚愉悦感的咖啡馆里。
三年之后回想这个Dupont Circle，我不记得圈，也不记得喷泉。看看照片，能记起那里街道干净，房屋典雅，如此而已。
那个“共和招待会”上，热爱政治、积极上进的国际学生互相微笑说话，美国方面的组织者也特别照顾非美国学生的感受，在局促的空间里，极尽地主之谊。结束以后，所有亚裔学生都已经成了朋友，并要一起坐一部汽车回去。
突然，这个女孩子就走到我跟前，说要去街角的便利店买包烟。我们便逃逸般消失在一堆欢快的亚洲面孔里。我在便利店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却没有一张喜欢的。看了那么久，以至于她说：“我出去等你。”我又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为什么那么久？），终于一张没买地出来了。
天黑了，她靠在便利店的路灯下吸烟。原谅我那时太少看到女子吸烟：她穿着雪白的衬衫，朦胧的灯光里，脸色白皙到了苍白，尤其在黑发的遮掩下。我不敢太快地走近她，像是怕惊扰了一只被疲倦围困的休憩的鹤。
我当然缺乏延续这美的智慧，于是走上前去，笨拙地打破了这Dupont Circle最美的一瞬。她抬头的那刻，眼光轻盈又迷离，是许多故事。
等我们回到宿舍，我已经知道，她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日本人——这仍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分手的时候，她说：“如果我在东京，你可以住在我那里。至少，我有一张多余的沙发，在客厅里。”
Dupont Circle in Winter, photo from dc.gov
晚上9点从法盟出来，沿着工体西路走到快到工体西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夜排档悄悄陈列出来。北京宽阔的人行道应该能吸纳远比上海香港多得多的夜市和排挡，但大多数的地方还是闲置了。这样，北京就能很大。
那天经过这个地方，突然看到一阵白沫，听到一下玻璃摔碎的声音。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把一箱啤酒从三轮车上搬下来，其中一瓶不知怎么地就掉出来了，白光绿影地清脆坠地。他却还抱着那一箱啤酒，放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办。一边帮忙的老汉慢慢缓过神来发生了什么，从正在摆开的短小凳子中挪过去，神情中没有惊讶也没有难过。
人行道的光线很差。除了白沫和绿色玻璃，几乎没有其他反映。但这瞬间的白绿却反衬了这幕情景中人的艰难。这瓶啤酒多少钱呢？他们需要多卖几个串才能赚回来呢？我一下想到了这样的经济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经济问题？他们看起来不像外地人，难道是北京人么？为什么是两个劳动力不怎么旺盛的男人？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么？
我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回望了一眼，一秒。我继续走。我也很累。但我为什么看到他们比我更苦？他们在街道上，我在办公室里。这个差别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搭建出一个临时的自己的场域；我在办公桌边营造的不也是一个假想的自主的气场么？我心疼他们的生活，而如果说要我把类似的同情施加给自己，我又做不到。
这摔碎掉的一瓶啤酒是这样的具体和响亮，我都听不清自己了。
和我一起学法语的82年的mm每天去环铁那里的工作室画画，不图利地画她的抽象画；傍晚用她硕大的SUV捎我去法盟。家里很温馨，老公是建筑师，很晚回家，很晚离家。女儿四岁，有个阿姨。她唯一的烦恼就是对门那个法国老太总在找茬。
她每次搞笑叫我“姐姐”的时候，我都照例错愕两分。当然，如果我能有她那颗平和宁静的心，或许也已消受了养育孩子的艰辛。我能列出疲劳从身体里抽走的几种可能途径，但在心灵和身体之间，依然顾此失彼。
昨天晚上看到我们能干美丽的策展人反复玩弄一个南非艺术家的小孩。他一会儿给她捏捏肩膀，过会又把娃娃塞到另一个艺术家的口袋里。她一个晚上都在跟他周旋，和他说话，把他抱在膝盖上，还时不时地用她铿锵的伦敦话向孩子他爸汇报他的最新笑话——和她平常快人快语咄咄逼人的睿智严厉判若两人。她一直生活在高强度的北京-旧金山；策展-教育的繁重工作中，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判断，热爱艺术，顽强努力，也没有家庭。
Ivan来了一个星期，长度刚好是门前两株玉兰的花期。他来的时候，她们正处在即将崩溃到绽放的边缘；他前脚刚走，她们就在一夜间泄气和掉落。等到太阳升起，新叶已经热闹上场，未免太过焦急。“为了这盛开的一个星期，她又要白站一年。”我想。这是为了什么？她想着的或许是，只要还站着，我就还有下一个花季。
在这种植物面前，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奔跑，却无法往复。这样剧烈的奔跑，无非是在追赶我们唯一的朋友和敌人，时间。
有一个文件夹叫“Friends”，创立到现在少说也有四五年了吧。所有和朋友相关的照片都往里塞，譬如某人男友小时候站在床上，某人好友的男友和别的女生的毕业照，以及某个朋友高中暗恋对象的结婚照等等。
这个文件夹里谁的照片最多呢？这个人一定是离开我的时间很长，很早开始喜欢摄影，而且，他一定要有强烈的PS和发送图片的癖好。
当然，这个人就是你，Atelier了！你真的去德国有七年了么？2001年圣诞我接过一个男生的纸条，说：“Atelier要你把这个念给大家。”你说，你要去一个乡下过圣诞，要我向大家念这首歌德的诗。我极尽煽情地念完，全系黯然。——这诗，真的离开现在有七年了么？
从你在初中校园里和某位仁兄的合影，到你去印度吃的咖喱；从你自拍的头顶心，到和女友趴在比萨斜塔前津津有味的笑；从利兹的惆怅到你最爱的意大利；从你自制的得意洋洋的提拉米苏，到你捷克签证上滑稽的小学照片；还有你高中第一次去德国的照片，和我们高二在北京比赛时，你风光领奖的照片。我这里真是存了你的成长大全啊~
这一发一收，一下子就五六年了。有时候我觉得你好麻烦，怎么把明信片般照片看得那么重要。（而且，我也知道你恐怕是给很多人发很多照片吧？）但今天，收到你的结婚请柬，我突然那么那么想来。你一直试图通过这些照片串联起你那里的生活和我们这里的生活。还有什么比能够站在你们面前目睹你的生活更真实的呢？
我重温这些照片时，发现了一张名叫Rhyme的照片。我以前竟然从来没有留意过。
9月的Starnberger一定比这更美吧？
暖气停了，天气却较前一阵子又冷了些。
整理出来父母春节在北京的照片，花了300块钱印出其中的342张。
给爸妈打个电话，妈妈不太高兴，因为上周末没去电话，她就老摸着胸口说“不开心”（也有部分股票的原因）。我问爸要他大学时候读的《古文观止》。他说：“我以为你一直觉得我是老古董。”前几天他读苏轼，觉得特别好。我说，是的，还是中国的古文好，特别想端着读，反复读——但身边居然一本都没有。
刚看了维斯康蒂的《小美人》（Bellissima），更想念自己细小的家庭，尤其是住过14年的一室户，里面曾经满载希望，现在却在一户户租客身边厮磨。人生就是反复的厮磨，没了摩擦就没了生气，没有隔膜就没有和睦，没有分离就没有念想，多多少少地，这就是爱寄生于一个家庭的方式。
那两个星期，我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招待他们，安顿他们，给他们他们要的欢乐——而我也无比欢乐。他们走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三四岁时爸爸想用录音机记录下我讲的话，一边引诱我乱说乱笑乱叫，一边轻声对妈妈说“别说话，别说话——让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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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2008 Spring Festival.
和（大多数？）意外怀孕的情况不同，Juno的孩子是自己“要”来的。这是她无法对“男友”有什么要求的原因——当然把事发当时的沙发搬到人家家门口去，一早等人出来跑步的时候，冷不丁宣布自己已经怀孕的姿态是酷的。她嘴边咬来咬去的烟斗却是为了排遣紧张。
导致女性生活紧张的源头之一就是意外怀孕的可能性。只是在看这个电影之前，我以为除了流产和结婚以外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前者因为“中国人送小孩就像送ipod一样”（Juno语），后者因为中国人把家庭名声看得比婚姻幸福还要重要。
那么糟糕的事情，照例不能指望“肇事”另一方。意外怀孕给所有男人造成的困扰没有高下之分，突然间，平日看来多么与众不同的男人都变得一样迟钝。好像什么东西终于露馅，男女之间的鸿沟终被证明无法逾越——什麽才叫“生”的负担。
好在Juno的第三条道路以明朗告终。让孩子归于爱孩子和需要孩子的人，就像属于神的归于神一样。那个想要一个孩子胜过想要一个完整家庭的女人，准备了自己的全部生活来包裹新的生命。无非是一个孩子借了Juno的肚子诞生，而这个孩子对于受孕时的她，原本没有意义。
这又是一个讲述女人如何通过换一种思考方式和行为，通过内部的协调、机智和胆量来实现对自己生命尊重的电影——和父亲以外的男人无关。
Photo from Juno (2007), Directed by Jason Reitman, Casting Ellen Page.
旅行是为了遇见（而不是结识）生人，不是和熟人增进感情；为了练习孤独，不是派遣寂寞；为了发现独自的意义，不是和世界发生更多、更复杂的联系。
这个动画电影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和周围似乎格格不入，又最大程度关切着的人。
是一杯咖啡，扔进白糖以后升起的那条鱼，吃掉了飞进窗户的蝴蝶；或是一只被他提前准备的晚饭吸引过来的大熊，罢工了在他背上播放的露天电影，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是他的一个噩梦，被尽快扔进壁炉，升腾到小镇的天空，和其他抑郁的炉火一同，变成雨水降落下来，成了窗前黑猫品赏的风景；是夜色下排成队走向列车，摇晃着驶向月亮的兔人，在交换的眼神中互送忧愁的祝福；抑或是从火车站透着强烈阳光的窗户里飞进的帽子，和那少女留给他的玫瑰，转瞬凋零，被夹进他的日记本里……
在这样暗淡灰色的行程里默默前行，伴随着他的坐骑——一直瘦长腿的猪，不光鲜也不振奋，但渐渐，生活和旅行的本性，新奇能带来的甜蜜，还有瞬间之于永恒的无法比拟的优越，都洒落在每一步里，没有人认识你的，一个黯淡旅行者的路上。
图片来自《或る旅人の日記》（ 某个旅人的日記，2003），导演：加藤久仁生。
如果一个人对他的工作无法考虑周全，也从不追究自己的过失，他究竟是否应该受到指责？
有一种说法是，他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说，他没有被放在适合他性格的位置上——就像我们说，很多人一生的不得意，肇始于某种被称为“学校制度”的东西。
在这种语境下，性格被认为是无可苛责的，是理应自由的。仿佛和尊重个人、尊重个性的说法相类。但这又和我们小时候听说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大相径庭。
不妨思考一下：性格的成因是什么？是出生环境，民族文化，家庭背景，甚至自然条件，时代气候等等。但是，如果把性格的成因都归结为客观因素，显然不全面。人是否能够选择性格？我想，人的性格发端于客观条件（甚至基因），但成型于一次次的个人选择。也就是说，人的性格不是被动形成的，而且人应该对自己的性格负责。
既然如此，性格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评价的理由？假设一个人内向，只要他成为诗人，纵然内向到孤僻都被认为是韵味。有时候，性格的界限是如此模糊，几乎能变成一切特赦的理由。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出了问题，我们就说“他的性格使然”，不知道是对他的彻底放弃，还是永久原谅？
一些本来被认为是永恒正面的价值，在“性格”面前也变为平庸。一些本来被认为应该以此为耻的行为，在“性格”面前居然也闪耀出“人性”。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能在工作中也流露出相应的懈怠，但因为他同时慷慨善良的一面，仿佛我们也不得不去接受他的全部。一个特别积极鲜活乐于献身的人，也可能只是被一句“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而被抹杀了所有美德。再者，美德和性格究竟什么关系？
现在很多时候，我无法生气，因为我近两年的教育引诱我去容纳所有人的所有性格，不论他们每日直接和我在工作上合作，还是只是一个偶遇的蛮横公车男。原谅是一种美德，性格是一种天然。
可是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光火，甚至怨恨。我为什么要去怨恨一个“性格使然”的人呢？因为我相信，人对性格应该有种“自觉”。懒于反思自己性格的人，无论是诗人还是科学家，都令人厌恶。是这种懒惰让人厌倦到怨恨。
如今，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感到被这个年代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