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多强大，才能给他人以慰藉？

三日的全国默哀还没有结束，一位中国同事已经发信说：“请大家不要再来来回回地发送关于地震、关于捐款的邮件了。”他也捐款了，也同情了，事情可以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心灵相通，但旋即发现，这种相通并不长久。深刻的、共同的理解和感受在来临的时候如此神圣，断裂之后又这样清脆，以至模糊了我们在依靠什么东西互相依存，或者我们是否真的相互依靠而生存，或者“我们”是谁？是一个人，五个人，还是更多？彼一时刻，我们还人同此心；但，默哀还没有结束，已经有人要顾左右而言他。是他消化了这悲哀，还是他的悲哀不是我的悲哀，也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悲哀？

我一直在想：究竟什么人能够有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给他人以慰藉？这个人应是深沉的，不是肤浅的；是一直被爱，又爱过别人的；是经历过痛苦又走出的；最后，他愿意下到他人的地狱——而且是下到比这地狱更深的地方，狠狠地用力掀起所有的土壤和不幸，同时也拥有挽救他人、挽救自己的信心。

我相信有很多技巧和方法可以帮助那些遭到心灵创伤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是他，你为何能给他慰藉？或许有一个方法是，你把自己放到和他所能感受到的同样的处境中，增加他的安全感。可是记忆又该如何消融？他不能成为一个冷漠的人，但感情的激动显然又会将他再次掩埋。再者，一个人是否可以不忘记死亡的沉重，又逐渐暗淡脑海中所有关于死亡的图像和事实？

想到这些，我更无法停止悲伤。对于所有幸存的人来说，这场被电视和媒体全程转播的痛苦决不可以这样轻松地溜走。那么，又该怎么走？

或许慰藉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难，更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强大到给那样的苦痛以慰藉。

这几天来，我逐渐沮丧于自己在从事一项距离地震最为遥远的工作。这项工作无法解除他人的痛苦，甚至在不断增加他人和自身的痛苦。它在追寻着无解的意义，又永远无法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像消防员、救护队、志愿者所能够行动的那样。换言之，我无法通过我的工作来贡献给受苦的人什么只有这项工作才能贡献的东西。

所以我就在业余时间搞点摘抄和翻译，在北京一隅看看有什么小事情我可以做。 从长久来看，我还真希望目前每一天的工作将会对社会和他人产生作用。

西雅图的卡嗒声——作为艺术家的地震 

Norman MacLeod
Port Townsend, Washington

英文原文

翻译：Rhyme

2001年2月28日，在距离美国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市几英里之外的地下30英里处发生了一场6.8级地震，地面震动了半分多钟。由于该地区的地质结构和震源深度等原因，此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惊人地小。

在一家名叫“物质之上的思想”的商店里的一座沙漏创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案。

对于我们这些进行大地震之后的灾后抚慰工作的人来说，我们并不经常去想地震这玩意儿还会有什么艺术趣味，但是这次地震中这个沙漏所描绘出的图形显示，如果有一个恰当的工具，它们就可以很有创造性。

我们起初把这些照片发送给一些地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地貌学家以及其他一些我们觉得会对此感兴趣的人。他们中的人有些觉得有意思，又把照片发给他的朋友，邻居，同事，亲戚，甚至偶尔点头打招呼的朋友。我们很高兴，“地震玫瑰”很快传遍了全世界！

这里有一些地震刚停下来的照片：

“地震玫瑰”外圈平滑的曲线，是你通常能看到的某人刚开始摇晃沙漏使之开始运动的时候，沙子留下的痕迹。你能看到某个人在地震前给这个沙漏一个初始状态的痕迹。这个有趣的巧合使得很多人将之描述成一只眼睛——甚至有人说这是地震和海洋之神波塞冬的眼睛。

地震的“工艺”在于这个图案的中心部分。虽然这个图样很像瞳孔，它也像极了一朵玫瑰。我们受此启发决定叫它“地震玫瑰”。

 有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看到我们发给他的照片后说：“从美学角度来讲，这个图样很好看。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样创作艺术的方式。”我们自己则惊讶于，如此大规模具有破坏性的能量释放怎么能够在它的混乱中孕育精致的艺术性？

“沙子的图样将地震波的两种性质很优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的一个地质记者朋友说，“地震引发的沙漏底座的运动起初很小，而随着强度的增加，地震的痕迹覆盖了人为给出的初始运动痕迹。”

当然，地震停止后，随着运动放缓，沙漏也逐渐停止，慢慢地，在它移动到自然中心的时候在中心部位留下了更凝重的圈。如果你仔细观看，你会发现沙漏显然在一个中心点上停歇，随后又最后一次在一个稍微不同的位置上停止下来。根据这个现象，我们推测发生了一场最后一分钟的地面沉降，于是我们敦促工程师对沙漏所在的这栋建筑物再进行一次最终的结构确认。

我们从世界各地都收集到了关于这个地震产生的独特一瞬的几百种积极的反响。我们很幸运，这场地震只是给我们带来了轻微的损失和伤害，我们希望你能够和我们分享我们对于自然的惊人破坏力所产生的美感的敬畏之情。对于那些遭受地震痛苦远甚于我们这次经历的人们，我们的心和你们在一起。

或许在尘埃落定之后，有些东西能够供我们借鉴，回味和求索。

在倒下的北川中学废墟里，50岁上下的父母们几天几夜地不睡觉，等待着。所谓“双重的悲剧”在于：他们的一个孩子死了——但那都是他们唯一的孩子。“The town of Juyuan faces the prospect of a lost generation of children.”

China’s children lost in the earthquake

半年多前走访北川的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在去年7月的一篇博客中引用了一封令人流泪的北川中学女学生的来信，她是北川县高考第五名，却因为家庭贫困无法继续成为村里第一名女大学生。

信里的末尾写道：

“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对我而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大学就在眼前，我却不知道抵达它的路在哪里。”这样的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失学的情况在北川，在北川中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和贫困学生中非常普遍。

一封让人流泪的女生来信——对北川羌族自治县贫困考生的调查，赵亚辉，2007年7月13日

距离四川广元西北15英里的核反应堆是否存在类似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泄露可能？西方专家在监测，他们虽然担心，但说：“All the Chinese I met in the program were really brilliant,” he said. “So I think they do it the right way. I hope.”

Western Experts Monitor China’s Nuclear Sites for Signs of Earthquake Damage, By WILLIAM J. BROAD

如何看待缅甸和中国两国在面对巨大灾害的不同反应？和缅甸相比，中国几乎是一个形成对比的正面教材。

Two disasters, contrasting reactions By Bridget Kendall
Diplomatic correspondent, BBC News

Days of disasters,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格哈特·里希特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虽然令人失望，但德国大使馆代表在开幕仪式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我们不应忘记四川地震中受害和遇难的人们”的这句话却令我大感慰藉。所有的艺术都和生命的体验有关，在这一点上里希特的展览和四川地震也不无关系。

当电视里每天都滚动播出这不断发展的灾难纪录片，所有的愉悦感都显得不合时宜。下班回家以后，我不想娱乐，不想“艺术”，不想“文化”，也不想为那些被太平盛世所包裹的任何人的任何情绪而担忧。

就在前两天我还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媒体不被允许播放任何包含血腥和尸体的影像，而只选择播放救援，尤其是获救的场景？但现在，这个问题也不合时宜。

人终究是依赖于自然，依附于命运的动物。这件事情被我重新想起。今年的中国可能流年不利，但昨天我们还说道：人的一生都将在斗争之中度过——更何况“作为人的集合”的国家。

今天看到《纽约时报》上一篇继续一群美国和英国游客在参观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熊猫时候遇上地震，如何通过自救和工作人员的帮助脱险的故事，第一次有了除了悲伤之外的百感交集。或许它能成为我们走出悲痛，走向希望的一个开始，在这个“作为生命的集合的世界”。

In China, Skittish Pandas, Silent Birds and Then Exploding Cliffs By JIM YARDLEY

Chen Kai/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和标题同名的台湾电影还没看完就被我删掉，因为它又在用微不足道的琐碎情绪来消遣这个严肃的主题。为什么只能在风平浪静的生活里寻觅有趣，又不创造生气？灾难和死亡威胁的遥远把我们的日常消化为了零散。于是我们建筑的楼房只能在自然能量的集中释放面前统统垮塌。不幸，心存侥幸是我们的本性。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只能是生死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我们常常忘记。顾此失彼。

在叙述穗港之行之前，我要加一篇关于猫的日记。

图片：费老师家的猫：“好猫”。

当然，我还没有猫呢。更加没有《日落之前》里那种会老远就冲你跑过来，被你一把抱起那种猫。好像总是在等你。

同事朋友的猫生了一窝，所以推荐给我领养。爱猫的人总是希望落实所有家猫的后代。其中有一只黑白猫，她不断向我描述多可爱多可爱的那只，而且已经有了“踏雪”的美名。我五一前是答应了的。

但现在却开始有些犹豫。

其实我从小是不喜欢除了大熊猫以外的一切动物的。动物性和人性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大概我那时候直觉如此。动物太不确定了，像初中男生。大熊猫为什么是一种例外？可能因为他很有人性，体现在她永远追求的慵懒状态，和在这个追寻过程中流露的坦诚和天真。

最早关于猫的记忆是浦东的一户远房亲戚。那个时候浦东还是遥远得像离开上海的地方。他们家养了一群小白猫和一白一黑两只大猫。我进门就很震惊。小猫在沙发底下乱钻，随时会被我踩到。大猫就很疏远人群，站在门边，很有节制和姿态，令人敬畏。我记得这一切，可能因为他们请我吃了特别好吃的草莓，伴着方砖冰淇淋。草莓的季节惹人喜爱。

后来Shyi大学毕业以后过了一段Dance and sleep with cats的日子，据说出门上班的时候脸上挂的不是自己的胡子，而是猫毛。这个时候我不在上海，Shyi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他也有难以理解的一面。

我唯一养过的动物是小鸡。小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总有人在放学路上捧着一个大筛子里面全是小鸡。有一天我妈居然就买回来几只，想必好重温自己的童年。刚来的时候，他们很是热闹了一阵子，跑动跑西觉得14平方米的空间什么都稀罕得不行。但有一天晚上降温了，我们一家出去串门，晚上他们在阳台里就冻死了。为此举家沉默，觉得那么小的东西都给人带来那么沉重的情绪，真是危险。从此以后我们决定什么都不养了。

有很多人写过很多喜欢猫的文章，譬如老舍还是巴金，有一篇课文就是讲他的猫的。他们描写得越真切，我就越感奇怪，也有堤防被感染这种感情的嫌疑。

我妈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人都养不活，还养猫！”我一向反对这样的言论，但时间长了，居然也变得对动物的兴味寡淡起来。我在考虑养猫的时候一直在盘算这个钱那个钱的，说明我终究还是受到家里实用主义、经济主义主导思想的长期熏陶。

可能是我到底还是没有养过猫，所以对于动物和人的关系感到陌生。总是听说猫很独立又很贱，这种性格组合很迷人。所以大学宿舍楼上安安的猫就叫“小贱”。安安抱着他叫“小贱小贱”的时候，连听的人都很过瘾。

越想越多，好像猫真的是很常见、很重要的一种动物似的。猫是可以不被人养的，他也可以活，就是喜爱的人看着可怜，觉得好像不够尊严。野猫还能优雅么？费老师巴黎家里的猫很优雅，连我这个外行一看都知道是很好的品种，他眼神里能流露出几代荣华富贵的传统。

我本来想说，我怕我工作忙，或者出差什么，照顾不周，对不起他。但其实是不确定我能有多喜欢他。或者，如果只是因为日久生情，有了担心生离死别的痛苦，我为何要多这么一层苦恼？要给这个找理由真是艰难。爱心和爱情有什么不同？

时隔很久，今天心血来潮想上复旦bbs，发现自己无法登陆。密码是不会错的，错的是登录名。登录名是不会错的，但它因为过期而被剥夺了。

当初申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男生笑问：“是不是说No Good CS？”哈，如果我在你们心目中是个正经人，而你们又偏偏沉迷CS，这个看法也很自然。事实是我当时煞费苦心从什么书里翻出这么一句诗歌的标题和结尾：Nothing Gold Can Stay (Robert Foster)，觉得有点意思，就拼凑出了这么一个名字。

因为这首诗恰好有名到容易被认为浅薄地想显摆自己还读些英文诗之类，所以我还不大乐意告诉别人。事实是，我就是不怎么读诗，也不怎么读英文诗。但是这个名字的好处是，每次输入的时候，它总是在告诫我：最好永远不要达到那最美好的点。

所以我就有克制住自己、不断地在很近的美好周围逡巡的时候：不去触碰，因为不想结束；选择忍耐：忍耐时间，苦闷和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悲观的情绪呢？虽然不能让人很甜美地笑出来。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最美好的瞬间给带走呢？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吧。在我们准备好渴望的时候，总无法准备渴望的后面。多少，我总倾向于认为，持久的东西多是平淡的。而平淡，是你我能承受的么？

无论如何，这个用户名的存在时间都太长了。

我的骨架都快散了。只要你们谁来撞我一下，我就会七零八落地倒塌，变成一堆零件。

不知该如何形容疲劳。或者说，就算疲劳被准确形容出来了又怎样。渐渐地就开始想：如果人不能感到疲劳会怎样？如果无法疲劳，是不是还有艰辛？如果没有艰辛，是不是还有努力？如果没有努力，是不是还有具体发生的一切？

忙来忙去，乃至颠覆自己身体喜爱的状态，换回蓬松的肌肉，圆鼓鼓的肚皮，无力的骨骼和发炎的肩周；坚持的原因可能是某种满足的达成。——最根本的，是好奇心的唆使。因为不知道，因为期待接下来的图景，因为还很想通过观察和行动来看我在这个环境里的功能，或者亲眼亲手印证一下之前的揣测。

小时候特别喜欢利用意念这玩意，还很认真。有一段时间，每天上学去的路上都会预测今天将发生的事情，根据是昨天，前天，大前天，上学期的这个时候，等等。每到大事来临，总要发挥自己脑子里的意念，试图通过这种发力来改变结果，往符合我过往经验之预期的方向发展。（是否对我有利倒在其次，意念经常倾向于把事情的发展想得更糟。）即便如此，99%都是失败。每次失败都对现实这样东西感到诧异。就像，每次恋爱结束都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疲劳和经历换来的是经验，那么这经验在应对更复杂的现实的时候总还是欠缺的。人就永远和这个欠缺搏斗，永远不够地在现实的迷雾里靠意念相信和怀疑。这个和现实/未来周旋的游戏，我们永远都赢不了。所幸的是，现实/未来的宿命是变成过去。而过去，可以被我们端详：如此熟悉。

2005年夏天在DC。有一天，“共和夏令营”组织了一次国际学生的聚会，地点在Dupont Circle。

我刚抵达DC时，同车的一个女孩就笑着向我介绍：这是个有名的同性恋区。之后，我又在Georgetown附近的书店里读到一些关于这个广场的琐碎。18世纪末，一个法国钟表匠的儿子、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带着他的后代流亡美国。他是拿破仑时期美法之间的非正式外交官，并促成了美国对于法属路易斯安那州的和平收购，保全了一座城市，叫新奥尔良。这个人就是皮埃尔·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他和他的儿子开创了一家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美国公司，以生产火药起家。

1882年，联邦委员会批准把一座杜邦雕像伫立在这个现在叫做Dupont Circle的地方。这个杜邦是皮埃尔的孙子塞缪尔·杜邦(Samuel Francis Du Pont)，他是这一代杜邦家族成员中唯一一个用大写D的人。他是美国海军的将军，一个在美西战争和美国内战，尤其是美国海军改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1920年，杜邦家族把他的雕像移往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喷泉。

二战以后经过60和70年代的洗礼，Dupont Circle变成了纽约的格林尼治、洛杉矶的西好莱坞、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和芝加哥的Boystown，也就是全美数得上号的同性恋区。但就像80年代带给所有这些区域的冲击一样，它的气息终究融化在了出售波西米亚愉悦感的咖啡馆里。

三年之后回想这个Dupont Circle，我不记得圈，也不记得喷泉。看看照片，能记起那里街道干净，房屋典雅，如此而已。

那个“共和招待会”上，热爱政治、积极上进的国际学生互相微笑说话，美国方面的组织者也特别照顾非美国学生的感受，在局促的空间里，极尽地主之谊。结束以后，所有亚裔学生都已经成了朋友，并要一起坐一部汽车回去。

突然，这个女孩子就走到我跟前，说要去街角的便利店买包烟。我们便逃逸般消失在一堆欢快的亚洲面孔里。我在便利店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却没有一张喜欢的。看了那么久，以至于她说：“我出去等你。”我又看了很久很久的明信片（为什么那么久？），终于一张没买地出来了。

天黑了，她靠在便利店的路灯下吸烟。原谅我那时太少看到女子吸烟：她穿着雪白的衬衫，朦胧的灯光里，脸色白皙到了苍白，尤其在黑发的遮掩下。我不敢太快地走近她，像是怕惊扰了一只被疲倦围困的休憩的鹤。

我当然缺乏延续这美的智慧，于是走上前去，笨拙地打破了这Dupont Circle最美的一瞬。她抬头的那刻，眼光轻盈又迷离，是许多故事。

等我们回到宿舍，我已经知道，她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日本人——这仍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分手的时候，她说：“如果我在东京，你可以住在我那里。至少，我有一张多余的沙发，在客厅里。”

Dupont Circle in Winter, photo from dc.gov

晚上9点从法盟出来，沿着工体西路走到快到工体西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夜排档悄悄陈列出来。北京宽阔的人行道应该能吸纳远比上海香港多得多的夜市和排挡，但大多数的地方还是闲置了。这样，北京就能很大。

那天经过这个地方，突然看到一阵白沫，听到一下玻璃摔碎的声音。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把一箱啤酒从三轮车上搬下来，其中一瓶不知怎么地就掉出来了，白光绿影地清脆坠地。他却还抱着那一箱啤酒，放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办。一边帮忙的老汉慢慢缓过神来发生了什么，从正在摆开的短小凳子中挪过去，神情中没有惊讶也没有难过。

人行道的光线很差。除了白沫和绿色玻璃，几乎没有其他反映。但这瞬间的白绿却反衬了这幕情景中人的艰难。这瓶啤酒多少钱呢？他们需要多卖几个串才能赚回来呢？我一下想到了这样的经济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经济问题？他们看起来不像外地人，难道是北京人么？为什么是两个劳动力不怎么旺盛的男人？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么？

我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回望了一眼，一秒。我继续走。我也很累。但我为什么看到他们比我更苦？他们在街道上，我在办公室里。这个差别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搭建出一个临时的自己的场域；我在办公桌边营造的不也是一个假想的自主的气场么？我心疼他们的生活，而如果说要我把类似的同情施加给自己，我又做不到。

这摔碎掉的一瓶啤酒是这样的具体和响亮，我都听不清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