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昨晚臨睡前看到FB上被魏老師提醒,但想著應該不是嚴重的事情就先睡了。今早看到,才知Sam Moyo在11月19日德里的一次嚴重車禍後,于11月22日離世。他應是杭州論壇上最年輕的一位發言者,正值壯年,閒暇時他跟Aditya和Mamdani會互開玩笑。但因我也只是忙於張羅跑動,真正有生動印象的,還是西湖邊,西湖上,龍井村,飯桌上。因為這幾年跟年紀大的學者交往很多,Sam的突然離開讓我覺得要好好鍛鍊身體,保持充沛的體力,承擔好“繼往開來”、“承上啟下”的特殊工作。

普耘

回頭細想,這真是一個好名字。

在成都講完該講的故事之後,這位一直端著攝像機的年輕人被建軍點名發言。我才發現他已經坐在了那僅剩的四位聽眾前的第一排。可是那樣默默,我都沒有發現。

他說他很喜歡今天的討論,如果有文字稿一定給他一份。他說雖然聽了很多關於社區的內容,但是他自己卻是一個不喜歡不習慣跟人相處的人。他說他出生在海拔1947米的彝寨,但兩歲就因為父親的郵電工作而下山,跟哥哥(後來哥哥也搬走)和父親一起住在一個很大的院子里。他說,這是“一戶村”。全村就一戶,四周圍牆,他和哥哥在牆裡玩。他說雖然是這樣,他還是無法跟周圍的傣族相處。他說彝族生活的海拔和傣族不同,這是身體上的不同。他說應該很多民族之間都是憎惡而不是愛的。

他說後來父親工作進城里,他又一起搬去那樣的大院,就是上廁所的路上還可能要遇到父親的同事甚至領導的那種大院。他和哥哥都很怕去上廁所,甚至想出各種不需要去那個公共廁所就可以解決的辦法。他還有其他的話要說,但他的話已經激發了別人的發言衝動,他就沒有辦法再說下去。但他一直都是很慢的語速。被打斷了就斷了。

結束后,我們落在其他往餐廳人的後面,在那個歐洲風格的地產商鋪間,一時找不到方向。他說漢語是他的外語,六歲之後才開始學。他說彝族的問題來自全球化,現在老家的種植變得很單一。種植的單一幾乎不可逆轉。

當我們在餐桌邊坐下的時候,我想起問他的年齡。好像不同民族的人的年齡是根本猜不到的。他說,他也出生在1981年(因為我發言的時候提到)。我問:幾月呢?他說:11月。這時突然有了一種蹊蹺的氛圍。哪天呢?我說:昨天是我生日。他的很寬的眼睛和流露出的眼神只有很細微的不同,并沒有放光。仍然只是沉默。

臨別的時候,他說他從沒碰到過和自己同一天出生的人。我說我碰到過,初中時,一個其他班級的、很美(但也沒得聊)的女孩。於是,每個人都繼續在尋找那個跟自己同一天生的人吧。

而且,我們都出生在早晨,三點和六點。雖然如此,當我想到自己出生在海拔接近于零的楊浦區中心醫院被生育高峰而搞得疲憊混亂的產房裡;而他出生在海拔1947米的彝寨、自己的家中,在所有親人和族人的環抱里──單這一點,就令人惘然。

不管我們人生最初幾年的工人新村和彝族村寨是否已經消失,那不堪回首的、無法徹底沮喪也無法真正歡心的兩個童年,似乎無論如何都應很難相認,但卻又好像瞬間相認了。

我看他在微信上的詩,很多都極好;深沉而敏銳。我似乎特別地讀得懂,好像是自己寫的。他若能過得好、他若成為好的藝術家,我會天然地感到幸福與光榮。

那個時候,我感到我們都沒有長大,而他比我更年輕。

不要孱弱,要有为

【——谨以此文,献给我贯通全篇的那个“我们”。】

高二那年,在管维萍老师的鼓励下,我们几位同学一起恢复晨曦文学社。

一个放学的傍晚,我和管老师穿过四川北路时,她说:“有一份报纸叫《南方周末》,你该看一下。”我因此觉到有学校以外的一个世界,有广阔的不幸和悲哀,也有对这不幸与悲哀的书写,和书写带来的振奋。我是把那个傍晚的四川北路作为我对文学社热情的开始的。更鼓舞的是,我们要办校刊。

“晨曦”这个名字一早就有,我们并不知其出处。最近通过一部纪录片,我才发现它值得记述的渊源。

1925年,17岁的赵家璧在考入当时顶尖的圣约翰大学附中仅半年后,就因在五卅惨案后声援中国工人而遭到美国校长的反对和侮辱,同其他552名学生一起,永远地离开圣约翰。1926年1月,他们通过民间筹款而成立了私立光华大学和附中,附中的校刊名字就叫《晨曦》。在发刊词中,赵家璧写道:“我们要走上‘知行合一’的路,我们更希望光华的同学个个能够研究专门的学术,发挥青春的思想,不要做孱弱的书生,要做有为的青年。”《晨曦》是季刊,有中英文两种,虽然只是一本中学的校刊,但却发行全国,以及南洋与欧美。编辑部的同学还要兼做发行工作。作为总编的赵家璧常常骑着自行车运送杂志到市区的销售点。也是在这个完整的、身体力行的过程里,赵家璧感到了出版对于民众的意义。他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在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半工半读(而当时的《良友》编辑部正在四川北路上),并成为日后中国重要的出版家。

追溯这段故事时,我觉察到1998年的复社,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存在着早期《晨曦》的精神并继承之。对中国劳苦工人的声援和对殖民主义的觉悟是光华大学暨附中成立的原因,也是《晨曦》立足的基础;中英文双语的出版是要把中国中学生的声音传递给广泛的、国际的听众;发刊词所说的不要“孱弱”而要“有为”则在表达中学生必要的修为方向和对社会的承担。换言之,没有基本的立场和关怀,就没有社团和刊物的灵魂——中学生也一样,甚至更当如是。这是《晨曦》的滥觞。

我们开始办文学社的刊物《四季风》时,与前辈赵家璧的年龄相当,但却处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中。作为文学刊物,我们为课堂作文以外的写作寻找出口和读者。分明有“多余”出来的能量在校园里游荡,它不可能在课堂、考卷和作文竞赛中塑型,被毫无血肉的分数和虚假的“甜蜜生活”所压抑。当时附中老校友赵广天先生已经在《萌芽》杂志举办全国新概念作文竞赛,附中的同学也屡有斩获。但近二十年后回看,竞赛的方法对青年的写作而言,其短时精神鼓励的效应大于长远的培育。为何写作?写作与成长、与社会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其实也就是中学生赵家璧在发刊词中所提到的要害)我们当时虽没有深入思考和揣摩,但在一期期地出版中,在与同学读者的交流与观察中,刊物本身的酝酿和成形给了每个参与者可以把握的经验。

我想《四季风》并没有高于同龄人的境界,当然更没有成人世界(如《萌芽》那样)对中学生俯看的高点。我们只是平行地经历着我们的自身,令写作变成超越我们内外局限的途径,令没有感觉的过程变得有感觉,令感觉成为表达、认知和交流,也给超出学校范畴以外的关心、爱好和研究以文字的形状。老师不会干预我们对文章的选择,排版和印刷也都是我们自己决定和落实。我看同学的文章,如倾听自己的声音;而写自己的文章时,也同时外在地观察这写作会带引我去何处。与《晨曦》季刊当年被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所先决的状况相反,我们高中时代的上海已然在精神涣散的前夜,高中生虽然看似埋首校园,但也同社会万象脱不了干系;如果说“晨曦”两字是20年代上海中学生于社会复杂的困顿中所怀抱的努力与希冀;那么“四季风”三个字则是世纪末上海时代精神飘忽不定也无从把握的写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没有与时代脱节;没有沉溺于自恋或对已经不可继续乐观的事物的歌颂。就当时所见而言,我们自认为附中的校刊已是改版后的《南方周末》了,而其他校刊还停留在老《文汇报》的阶段。只是我们并不以调查和访问作为主要方法,而是追问自己的内在,诚实地尝试与外部打通。

升入高三后,在把刊物交接给下届学生前的最后一期,我们决定上街推销。我们和学弟学妹一起,在虬江路附近站岗搭讪路人,但很快就决定转战复旦。这是我记忆中第一个荒诞又真实的复旦夜晚。我敲开法律系大四男生宿舍的门,里面乌烟瘴气地在泡脚打牌,充满了鸟兽散前的混沌迷茫。我跑去物理系三楼的男生宿舍,一位来自西安的大一新生在走廊里饶有兴致地翻阅、询问我办刊的情况、并掏了三块钱买了一本。我在最热闹的食堂门口抓人推销,每个人都惊讶高中生怎么会想卖自己的刊物给大学生?难道大学生不是超越了高中生的、更成熟的阶段吗?甚至,他们从没想到会被高中生拉住讲话吧。这是两个被高考隔绝的世界,仿佛我们所有人的青春都在这里被切开了一刀,鲜血直流,于是冷着血进入大学。从来都没有通道将高中和大学的精神打通。然而我们捧着《四季风》的这干人等,在黄昏人潮汹涌的食堂外,却好似怀抱了很充分的、中学生的真理——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在食堂门口,我卖掉了好多本(只有一个慌张的人拒绝听我讲完)。与其说我的热情来自对《四季风》的相信,不如说是办文学社和做刊物的过程让我把握到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或许就是现实。

不要孱弱,而要有为。母校九十岁生日之际,与校友共勉。

陈韵

华东师大一附中2000届毕业生

2015年9月7日凌晨三点

于上海徐家汇

十年(寫給Dr. Chan的退休)

十年。Dr Chan從辦公室裡傳出三個字:“請入來。”推門進去,他從一堆書裡升起,我就坐在他對面那把舒服的椅子上跟他彙報。有時是:這個暑假,我能不能……離開香港……他不太輕鬆的面容卻能含笑著,同意我這種逃避而且違規的暑假方法,縱容我的藉口,也仿佛給我一條生路。我舒一口氣。

我愛好在他辦公室一邊聽話一邊左顧右盼,小紀念品,小雕塑,新寄來的刊物書籍和各種來路不明的信件和物體類琳琅滿目,在向我提供關於這位香港老師的線索,滿足我莫名的視覺好奇;這個擁擠的所在也是我在人文館除了自己那張桌子外很想駐留的角落。可惜我的問題,不論是論文還是暑假計畫,都太膚淺,無法拖拉到讓我長久地賴在那裡。這種心情,同Dr. Chan的嚴肅風格居然毫不違和,同我每次敲門前的緊張也毫不違背,真是奇怪啊。

Dr. Chan是第一個(也許唯一一個)在電郵裡叫我CY的人。啊,現在這個名字變得很難聽(因為和某位政治家撞了),可是十年前,卻感覺特別。這種縮法當然是香港特色,卻從我的拼音出發。這種糅雜卻不甚了然的狀態貫穿了我兩年多的中大生活。Dr Chan是對內地很關心的那一輩學者,我在他某次辦公室的八卦中得知,他曾在畢業後做過兩年的地下刊物(似乎白天還是正經的中學老師),我想像了一下那個夜黑風高的晚上在某個地下室油印刊物的熱血青年,跟眼前這位不太大笑的長江學者不太像是同一個人啊!但偶爾,我會回到想像中的Dr. Chan的青年時代,於是發現,他對內地這麼多年來的持續關注,對我這樣既不瞭解內地也不瞭解香港的無知研究生的寬容,以及對我總想伺機離開苦悶之地的同情,大概是很有關係的。

很慚愧,最近的一次拜訪Dr.Chan的辦公室,已經在兩三年前。而且,我遲到了!Dr.Chan生氣了。我不該明知遲到還不提早通知他。這居然就是我造訪這間辦公室的最後一次。而且我們匆匆離開去吃飯,並沒有再在那間看得到停車場、看得到誠明館的辦公室裡再談話。那時的Dr Chan已行將退休,且愛上攝影。這個轉變對我是個謎。雖然我後來回內地從事所謂藝術相關的工作,但卻以為優秀的學術思想的生產本身未嘗不是藝術的呢。後來就一直收到Dr Chan的電郵影集,非常自豪地把中大和吐露港拍得好像明信片啊!Dr Chan內心原來如此光明樂觀,而我這個所謂的年輕人倒是顯得陰鬱了!

從中大畢業九年後的我,現在好像終於明白了一點內地,明白了一點香港。這路途比我想像的要遠,沿途有風景更有風雨,更不是自然而然的抵達。最近這幾年,我時常想問問Dr Chan、問問Eric,你們對此種種怎麼看?但面對詭譎又倉促的世事,電郵變得無從寫起。唯有日日點滴的工作和努力,才能表達我對老師、對自己看似虛度卻隱約收穫的中大歲月的無限感激。退休這個詞實在不適合Dr. Chan(正如不適合Eric Ma)。因為你們的關心分明還在。

 

陳韻

2015年8月31日

上海

MPhil 2014-2016, CUHK

致铃木老师

池上老师,铃木老师,

昨天我在东京跑了五个地方:太田先生的现代企画出版社(涩谷)、靖国神社的终战70年特展、代代木公园的无家可归者聚居帐篷、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独立艺术空间Irregular Rhythm Asylum(新宿)和素人之乱二手商店和以合作方式经营的“什么什么居酒屋”(高丹寺)。除了太田先生外,那些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朋友们,给我粗略勾勒了一幅年轻一代日本人尝试改变社会状况的责任感和努力,我们无法马上说出“这有怎样怎样的效果”,但对于荣幸地聆听了70岁-90岁的五位前辈日本知识分子和运动家讲座的我来说,年轻人的行动也是对他们的遥远的呼应。(他们虽然没听说过板垣先生、金石范先生等,但都认识池上老师,哈哈。)

太田先生中午请我在一家香港主题的中餐馆吃饭,他是这里的常客。美味的食物结束之后,太田先生低下头苦恼地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是这过去的七十年中最差的政府,真不知道会怎么办。”但是我从太田先生狭小局促的、三十年没有搬离过的出版社办公室里,从他那些陪伴他三十年一起出版的中老年编辑身上,看到了细腻、微弱但却细水长流的能量。他已经翻译出版了一百种关于拉丁美洲的著作,这也是对“西天中土”未来出版的鼓励。他甚至十几年前就翻译了印度短篇小说家和社会运动家Mahasweta Devi的著作(而我也才知道这位作家不久,想把她纳入未来的出版计划)。我买下这本书,下午送给了在代代木公园的帐篷里居住了十一年的艺术家市村美佐子,我们都高兴极了。

我更高兴的是,我尝试把五场讲座的现场发言做了中文记录。动机来讲,与其说是出于活动参与者的需要,不如说是逼迫自己学习,并给未能来现场的朋友参考。事后,月萍和智明跟我说,这对他们自己之后的思考整理也很有帮助。亚际书院的脸书页面也在这一周里增加了不少新朋友的关注。 回到上海之后,繁忙的工作和烦恼的情境可能会冲淡东京现场的情谊和记忆。我希望自己能初步地整理和记录,并找机会跟上海的朋友分享我的观察和思考,那个“身处东京所感觉到的亚洲”——把这新鲜的感受尽量传递出去。 我已经从上野同学那里得到了这次活动的照片和视频。

上野同学说,上传Youtube不需要另外再跟演讲人打招呼。不知道铃木老师觉得可以吗?

再次向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尤其是您和池上老师,以及最前线的宫本同学)表达诚挚的感激。

我过去一年都没喝那么多酒啊,真是幸福。

夏安

陈韵,大阪往上海的飞机上

影的告别(鲁迅)

【有感于昨日此事访问占领村】

 

 

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往。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

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

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白云照相馆

昨天跟高初夫妇第一次见到收藏家刘德保,竟然是在他夫人过世不久之后。表面看白云照相馆还是满满当当,他的女儿热情地接待一位白发老太太——虽然这既是我第一次来白云,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个女儿,但却好像知道这里表面上的没有改变。他为妻子做了一个号外特刊,贴在玻璃门上,是对着街道的那几十个图像中的一个——依然是把版面填得满满当当的字,是他给爱人的公开的追思文章,和爱人年轻时的侧影,年老后一同出访做事的照片。他是真的爱她,也爱文革年代的美学,所以他把这些美学运用到宣传和纪念中。在等他到来的时候,我正翻阅1976年《人民画报》纪念毛主席逝世的专刊。

很多人都喜欢江青(据说1938年)和毛泽东的一张合影,他说,所以他放了好几张,装裱起来,给想要的朋友们。这张照片里的江青二三十岁,成熟而甜美,低头下看;身边的主席则在看报。挽救江青的形象,跟挽救文革,挽救爱情属于同一番事业。

而刘自己的妻子却先他而去了,多少年来的爱人同志。我根本没有见过。

年轻的高初夫妇,一路都经常牵手,同样是为了档案和追寻而紧紧地在一起的一对,昼伏夜出,连孩子都无法照料。别人的苦转换成自己的苦,同自己一手经历的苦,终究是两样滋味不同的东西。

仓库里一阵潮气。高初想起自己也经历过水灾,胶卷或胶片的银盐最怕的就是潮湿的灾害。虽然初次见面又是晚辈,他还是婉转地建议要尽快转移胶片到可以阴干的仓库。刘独自上楼拖地,搅干拖把,再拖地,再搅干拖把——他的背影晃动,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爸爸的劳碌也无济于事的背影。白云的门面要出租,我们离开仓库往回走的时候,他刚留在玻璃门上的手机号码就已经吸引了人来看房。我们完全没有谈两边的研究,他対高初几乎一无所知,但他相信我、相信觉人会跟他介绍好的朋友并合作有意义的事情。他恍恍惚惚地把三个月的外孙交给我抱,也忘记了今天是他的100天生日——如果不是女儿提醒的话。

给小小排队

昨天半夜才被妈提醒今天要去拿托儿所报名的预约号,连夜填好信息表格发给小胖帮忙打印出来,早上骑车先去办公室拿报名表,再到建国西路的市立幼儿园,9点只过12分,队伍已经拐到了隔壁弄堂的深处。

没有“关系”这家幼儿园进不去——这一点是知道的。但为什么仍然排了这个队,走着这个形式,似乎是要验证一种不愿意相信的“已知”。小时候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验证,必然跟来的挫败并不因为事先的“已知”而好受,往往像是被家人拿去挑战某些现实,但其实是更没用。有时候运气不好的大人会觉得小孩有自己的运气,但他的小孩也未必是随便就来好运的人啊(虽然有的小孩是这种类型,但总是其他小孩)。或是觉得小孩是新人,无论如何都要试试。

轮到我的时候,因为小小在这里上早教班,那位管事的也特别有亲和力的阿姨似乎认出我,叫我把这次根本用不到的户口簿、出生证和疫苗本都收好,不要掉了。好像我也是能领到阿姨关心的幼儿。她让我在两叠粉红色的标签上挑选报名时间,把那编号写在我的报名表上,订书机把两张纸一夹,短短的一分钟就结束了。这个经历対我不算太坏。

怪异的是当我在幼儿园的环境中默默观察和陪伴小小时,我会变得比他还脆弱。童年的各种压力和犯错感会加倍袭来。譬如,他某次因为不停地动,被刘老师留下来,最后一个。

以神奇之名的现实主义

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新近引入的西班牙儿童剧《神奇的纸莎草》只有两位演员、两根支架、两只破箱子和几张大纸,却能把最容易回避的“人生苦乐”向儿童打开。剧的开始,两位毫无出处的穷苦人极不情愿地在路边休憩时相遇。跟某些浪漫的相遇一样,他们对彼此毫不介意,因为这一男一女仿佛被一路逃遁下来的劳累打击得精疲力竭,只想瞌睡。这是哪里来的劳累呢?即便是可笑的夸张的动作也不能掩盖背后隐约的、难言的不幸。这劳累如何转换成能量,这睡意如何生发出神奇?当他们从数不清的工装裤口袋里魔术般拉扯出纸莎草做成的纸,令这强韧的纸幻化出面具时,他们已经出离了悲苦,变成了可以彼此娱乐、也娱乐他人的角色。这纸挂在两根晾晒架的绳子间,简简单单地就是屋檐遮挡风雪、抵抗严寒,垂下就是围挡,开孔就是窗户,张望出雨雪后的明媚。甚至,太阳也很容易剪出来,晾晒起来,一直照耀。我们就跟着他们用最古老(老到古埃及)却聪明的方法在偶尔停留的这个不明的某处,安顿和开展生活,他们享受到了能播种出鸡鸭、花朵和粮食的草籽的眷顾,人们为之欣慰。然而儿童剧不是童话剧就在于纸莎草最神奇的不是它作为纸的实用,而是作为画布的表达和讲述。

当这对男女在黑色的纸莎草上开始画画时,我们终于开始了解他们的身世和关心他们的境遇。他们在抵达这个某处之前,一位曾是毒日下的奶牛女工,另一位则是码头上的搬运苦力,这巨大的画布在他们身体的舞动下,以宽荧幕版的广阔视角出现,没有人能不被这发乎情的讲述所吸引——这没有文字的人生讲述。纸莎草这来自热带、发明于古埃及的老媒体,从旅游纪念品回到普通人手中,被用来讲述两个仿佛可以是任何年代(而且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底层人的故事。(这一遗失千年的技术,在这个戏里找到了被重新发明出来的现实价值。)此时的灯光变得逐渐炙热,纸莎草仿佛就要被这故事的表达所点燃。想入非非的成年人大可以联想到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所属的整个南欧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崩溃的局面,以及在这样的形势下遭受最多灾难的底层人民。而在儿童的心里,最后从箱子里慢慢吹起的那个白白的纸莎草球,在黑暗中从内发出温暖的黄光,好像是家庭的、孩童的不灭的希冀。

因为有了前面的铺陈和亲切的交流,这发光的白球的希冀远非幼稚儿童的天真的幻想——因为它没有回避疲倦、困顿和悲伤,虽然它推出的是滑稽、玩笑和温存——它令各个年龄的孩子(乃至未必脱离孩子的天真的成年人)都能找到体会“实情”的切入口。这出戏从2005年获得大奖之后开始,至今已经上演了10年,这个四人小剧团(两位演员、一位导演、一位技术)才得以将这给孩子的一个小时雕琢得如此朴素而精美。它引发我们重新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带有现实主义感觉的戏剧/喜剧?我们如何不令儿童迅速滑入(乃至永远都不要滑入)成人的圈套,成为被消费和利用的对象,而成为新生的、走出这困顿的希望?

只有在这样的儿童剧结束后,走出剧场的心情才是舒畅的。

奇迹

初三升高一的暑假参加附中直升班的课程,其中一项是计算机。除了认识了软绵绵的三寸盘,我们还看了一个国外关于互联网的影片(算科教片吗?),在诉说了互联网一大堆的好处后,片尾抱怨互联网World Wide Web其实是World Wide Waite。

十五年后,我还是在等待。最近是等待VPN升级,等待连续几次的链接失败后,从洛杉矶转到日本转到香港或意大利。我还在坚持用gmail,因为,它虽然需要等待,但那些不需要等待的邮箱又过于愚蠢。

而当我去香港、台湾或印度,终于不需要等待的时候,我躲在旅馆里拼命地查写邮件,而不是走出去见见南方温暖的阳光。渐渐地我的记忆里充满了在一座座温暖的城市中的旅馆里上网的情境。在某种程度上,我双重地去了我想去的地方,但也被阻挠着投入其中。想必那喜爱不被阻挠地上网的人也是如我这样的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