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我回到上海以後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傷城》。2006年11月,我離開香港前看的最後一部電影是《放逐》。
在浦東的一家送爆米花和可樂的高級影院的《傷城》裡,我看到蘭桂坊下來的華麗街道,不管暗流如何,表面依舊華麗。而在旺角那個七拐八彎的華懋電影院陳舊的、帶有黑暗社會面的午夜座椅上,《放逐》裡的世界已被逼到了澳門。
五年後的今夜,我看《奪命金》。我想起五年多前去觀塘工業街找那個通往「銀河映像」的入口。(之前,我在一棟破陋的樓房裡看到攝像機背後、正拍《蝴蝶》的杜琪峰──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拍片現場,竟然見到的是如此簡陋局促的格局。)這篇采訪只留在我最古老的移動硬盤裡,從文檔的排版看,我非常鄭重地對待這篇字句,大約是因為采訪過程的語言上的艱難。雖然2006年的香港人普遍不能講普通話,但杜琪峰仍然是我見過的普通話說得最差,但又最有誠意的香港人。這種大男人的認真,竟把《奪命金》逼成了今日香港的紀錄片。
再刊與此,不止為留念。
杜琪峰:大時代下的變與不變
文/陳韻 2006年11月
觀塘的街道混雜了一股卡車和工廠機器一同發動出來的氣味。作為香港碩果僅存的幾個工業區之一,挾持著觀塘道路兩邊的工業樓裏,進進出出的不是西裝筆挺的專業人士和小汽車,而是赤膊上身推送貨物的本地工人和大貨車。在這些留守著香港工業最後一線生機的大門裏,就有一扇通往杜琪峰和他的“銀河影像”。
自1996年創立以來,“銀河映像”已經在香港電影業裏走過了11年。從1997年拍攝《一個字頭的誕生》時的險走偏鋒;到1999年《槍火》誕生後的日臻成熟;再到2000年《孤男寡女》的商業成功;直到去年的《黑社會》、今年的《放逐》,杜琪峰用11年的時間摸索出了一條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並行的道路,也實踐著他自己17歲以來一直執著的夢想。
演員劉青雲曾笑言:“銀河映像,難以想像”。難以想像的不僅是平均每年三、四部影片的高產量,每每出人意料的鏡頭構思和影片結局,還有杜琪峰本人多年來對香港電影的鍥而不捨。
在香港電影圈裏,杜琪峰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他的商業影片票房斐然,卻又不肯為了迎合內地和西方市場而讓步妥協;他是最早進大陸拍電影的香港導演之一,卻說他至今還沒準備好去大陸拍戲;他的影片已經贏得了歐美電影界的紛繁讚譽,但他說他還是想繼續留在香港;在90年代中期香港電影業最為慘澹的時候,他曾在《十萬火急》的海報中喊出“我們的年代,需要真正的英雄”,而坐在我對面的他卻依然是一個身著便服,淡定從容的中年男人。
三十多年前杜琪峰走進香港無線電視(TVB)的時候,只是一個送信員。“進去的第一天,我感覺以我的能力、地位和學問,要成為一個導演是一個很遙遠的夢。”但又是這個17歲的送信員對自己說:“假如四年之內我不能成為一個副導演,我就要離開這個圈子。”他每天都按照這個目標去做,“人家不做的我都做。人家睡覺的時候,我還在做。”兩年半以後,他成為了一個副導演;又過了兩年,他當上了導演。而之前他給自己從副導演變成導演的時間是四年。
這段最初的經歷讓他明白,不管環境怎樣,只要有一個信念,有一個Vision,不管是搞電影還是當廚師,都要把自己的潛力釋放出來,才能走進去。“我是以這個觀點去生存的。香港電影環境好不好,對我來講,我們能做的一定去做。雖然你個人怎麼厲害,也不能最終決定什麼。”
黑幫題材是杜琪峰對香港生活感受了大半輩子之後的選擇。香港是一個小地方,有自己的文化和過去。香港人都知道黑幫世界就在生活的某個角落。雖然97後黑幫勢利被削減,但仍存在於香港各處。“黑幫片裏什麼都可以講,可以講友情,講義氣,講愛情——尤其是人性。” 有人說,杜琪峰的電影太黑暗,環境逼仄,形勢迫人;也有人說,他的電影裏面總是折射出人情的溫暖,“從黑暗草叢中透出光明”。還有人說,那些宿命式的敍述和人生存的窘迫,乃至最終不可逃遁的死亡都讓人困惑,究竟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價值。
“人生根本就是一個迴圈。我們總是在同一個範圍內出錯,錯了還要錯,走不出去。就好像生病了,看好了,接著就等待下一次生病,再看好。但是總有一天生病,卻好不了的。人應該過精彩而非平淡的人生。可是精彩不是永遠的。但是,只要選擇了那樣一次精彩,就不枉此生。既然電影是對人生的描述,我就要把人生中這無可避免的重複的錯誤和生命的意義給揭示出來。可能這就是為什麼人們說我的電影‘悲’和‘灰’。”在《放逐》中,黃秋生和他的同伴行將滿載一噸的黃金遠走高飛,但在最後的關頭,他卻把用來投擲決定去留的硬幣狠狠摔進河裏,做出了自己的決定。他選擇回去救人,也在人生最後的時刻實現了人生的精彩。雖然他逃脫不了過去的糾纏,無從實現渴求的“放逐”,但在關鍵的時刻,他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每個人都希望做一些自己永遠會記得的事情,卻未必有這個勇氣。因為人們總懷疑‘我到底有沒有能力幫助別人?’如果他(黃秋生)就這麼拿了黃金走了,可能一輩子都會想:為什麼我沒有回頭?雖然死亡是一個結束,但是你把命留下來了又能做什麼呢?” 而杜琪峰的生命就是為了電影而存在的。
在香港無線,杜琪峰嘗試了連續劇、喜劇、武打等多種類型的電視劇,並成為了電視電影的先鋒。1992年,在香港電影業走向分化,一批導演演員出走好萊塢,政治形勢忽明忽暗,而地區經濟開始衰退的前夜,杜琪峰離開了工作20年的香港無線,也離開了“安穩也死板”的電視劇行業。他決定走向電影,不回頭。
“碰上電影業不景氣也沒有什麼好講,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假如我放棄,就等於否定自己離開電視臺的選擇。反正預算再小,我也拍;再小,我也拍。我就是不停地拍。情況再不好,我也沒有走出電影業。我不想走回頭路。我的想法就是,我要把整個人生放在電影裏。我不甘心。我相信電影會一直在中國人的世界裏存在。”杜琪峰不僅不甘心,而且對自己鍾情的影片不肯妥協。
在各方導演和片商對大陸覬覦大陸市場的雄厚潛力之時,杜琪峰的電影仿佛總和大陸隔了一層。2003年,《大只佬》改名《大塊頭有大智慧》在內地放映時被減去了三分之一的關鍵劇情,引發觀眾頗多不滿;2005年,《黑社會》改名《龍城歲月》在內地和香港同時上映,但卻版本不同,在內地的反響也遠遠不如香港。杜琪峰瞭解電影審查,也尊重電影局的決定,但卻寧可損失市場,也不改變創作理念。最近幾年,不少人邀請他去大陸拍電影,但他對自己能否迎合大陸的口味還沒有信心。“大陸電影現在多拍古裝戲,比較安全。我拍古裝也沒有問題,但是是否會比他們拍得好,就不一定了。”杜琪峰瞭解自己,就像他瞭解香港。“在香港拍電影,我可以把握很多。但假如我要去中國大陸,我要忘記現在,重新去建構一套思想。不管離開香港以後,我是去北京、南京還是西京,融入和溝通還是很難。我現在還沒有能力去摸索,但可能未來有一天,能接觸更多,能慢慢地走出去。但在此之前,我還需要搞清楚很多東西。”
創作語言也是杜琪峰很在乎的一個電影元素。“我們的電影是說粵語的,要我們講國語肯定有問題。要我們去把想表達的意思改成普通話講出來,肯定也有問題。好像怎麼講,都不太對。”前一陣子有朋友對他說有一個叫《瘋狂的石頭》的片子很好笑,他就去看。結果看完整個片子,他一句也笑不出來。“那麼香港電影到了大陸,尤其到了北方,人們怎麼笑得出來呢?這是我們最大的障礙。我們要融入中國群眾裏面去,還差一些東西。”
過去七八年,不同的機構找到杜琪峰希望他能去好萊塢拍戲。但是他覺得如果進軍大陸都那麼多問題,更何況進軍好萊塢呢?“更重要的是,我現在所能做到的就是我還在,還是香港電影的一份子。這幾年電影不景氣,我也不想離開香港。我想儘量把時間留在香港。如果劇本好,你們過來香港拍,我就拍。”
然而,就像杜琪峰反復在他的電影中所渲染的那種不可抗拒的“大時代”,他很清楚未來電影格局的改變。“香港電影將只是中國電影的一個部分。不能再說‘香港電影’,就像不能說‘北京電影’,‘上海電影’一樣。這不是我個人可以決定的。”杜琪峰說,如果真有那一天,香港電影不存在了,他也不會傷心。他會去其他地方,繼續拍。
“大時代改變了,很多東西都變了。我們不能坐著等。”他又狠狠地吸了一口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