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米兰……朋友曾摇摇头说，这座城市，如果不是里面的人，是进入不了的。

相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而言，米兰太繁华，太当下，也太国际。前后两次，我们只是路过米兰，在这里过一夜，然后转车。2005年冬天，我们还算搭乘过地铁，去了大教堂和拱廊街，而2009年秋天，我们就真的只去了火车站。

我们依旧订了一间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说起来，除了火车站内部装修了一下，加了几条现代化的自动扶梯，更合理地疏通了人流以外，车站周围的街道真是毫无变化。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前台敞开式办公的一个有点秃头了的中年男人，从一堆堆的票据文件中站起来，为我们提供米兰式的服务。我这么想，是因为他的冷静态度同9月底米兰夜晚的空气一样合理，没有多余的汁水，没有南部和中部的那种不确定性。

我们到得很晚，快11点了，以为只能叫外卖。他举起表看了看时间，说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餐厅开门的，等我们放了行李下来，他会只给我们看。

我们下楼的时候，他带我们站到街边，指着一个远处的红灯说：这家店。我们就散步走去。

4年前的那家旅店在哪里呢？我有时候想。这个周五的夜晚，楼上的窗户里多没有灯光，走到十字路口，才有年轻人站着说话，若干酒吧还没有真正苏醒过来。那个十字路口只有一家红色霓虹灯的Pizzeria，我们斜穿过马路，走进去。

坐下之后，一凡说：“我们来过这里。”

一位驼背得厉害却精神抖擞的矮个子妇人给我们拿来菜单。另一头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和外国人轻声交谈。进门是一个长条的玻璃柜。

“我一进门就知道了，我们来过这里。”不是deja vu。2005年圣诞，我们走进一家餐厅，店主人和家人正在聚餐。我们在这家人身边坐下，好像唯一前来拜访的朋友。我们点了开胃酒，蔬菜汤，可能还有批萨。在那年冬天的旅行中，我们好像迷上了意大利的蔬菜汤。之后我们走出餐厅，绕着周围转了一圈，除了一些名牌商店外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回去了。

现在这变成了无法表述的秘密。对老太太来说4年太长也太短。我们或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或许是两个重合在了一起的人。不是圣诞节，没有看到她一家人团聚的样子，不知道她经营一辈子的餐厅，在这四年间有没有带给她新的欢乐或悲伤。但从餐厅温和的气氛中可以辨别出这些年来的稳定节奏，应该没有大起大落过才对。如果不是餐厅四年间格局和装修上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不是一凡对重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有着特别的敏锐，这个餐厅可能就是任何一家陌生的餐厅，老太太也依然是一位陌生的老太太。

四年后，我们下意识里选择的座位还是当年的座位。但那种过客的感觉却前所未有地浓烈起来。这样的一个巧合，说到底又只是一个空空的洞而已。老太太的腰许是更弯了，我们的身体也更沉重了。两次踏进同一家餐厅，这是我们在米兰的全部故事。

据说今年冬天格外地冷。去年冬天我不在上海，今年冬天我不在北京，所以无法判断。但天气阴雨不断是真的。客厅里本没有光，把书房和厨房的门打开，也就有了光。今天早晨突然出太阳了，从瓦片云中钻出了光。

我也很久没有早起了！

2007年1月回到上海听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French Concession，出自一个把虹口惠民路那一带称作Jewish Quarter的外国小年轻嘴中。听到高中同学家在英文里变成了犹太区，我突然想到布拉格的Jewish Quarter可能也是说给游客和老外的地名，听起来言之凿凿，但就像世界上大部分叫这个名字的街区一样，如今都不见了犹太人。

讲回French Concession，这个词几乎又被归进了正典，印在James Cohan画廊展览邀请函背面的地图上，是对于复兴中路衡山路建国西路这一带内的统称。这个地名的复兴，就像法租界这个词被剥掉了任何不愉快一样，证明了法国和租界这两个概念的讨人喜爱。用这个词的人都知道他们其实在说Former French Concession，但没有人会去提那个Former，因为Former不Former一点都不重要。所以上海会永远记住法国，并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演绎出最新鲜的版本。

James Cohan躲在一条不深的弄堂里，在一桩法式洋房的一楼。门口的保护建筑铭牌上没有说这是法式的，但画廊的人却说是的。11月的上海，5点就天黑了，没有看到传说中怡人的花园，但发现了它很美的铁窗和一弯上二楼的阶梯。这很美的窗在红白雕塑的背后更显优柔端庄；而楼梯，虽然磨损的地方毫无掩饰，但上方的几朵彩色玻璃花保存完好，若是在白天肯定能欣赏到光线折射进来的彩色的光。据说楼上是设计师事务所。这幢楼的前世，工作的人说不知道，但故事被打薄了的版本，想必还在这条弄堂里流传。

（拜朋友Arthur所赐，我能在十几个月之后，再次得了访问的机会，对象是上海美术馆的馆长李磊。）

李磊的办公桌背后露出一扇唯一的、几何形的磨砂玻璃大窗，一看就是旧时沪上建筑的风格。也许是后天改造的缘故，窗子并不在天花板和地板的正中心，而是露出了大半张脸。这大半张脸，80年前从这看出去的许是跑马间隙来此休息的洋人，40年前许是某位来上海图书馆借阅的新中国读者，而今天则是城中最重要的艺术机构，上海美术馆的馆长。这座30年代建造的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在众声喧哗、时过境迁了的人民广场边，竟然坚持了它的淡定和优雅。

出生在六十年代上海的李磊，自己也是一名画家。在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大西北童年之后，他13岁回到上海生活，并借绘画拾回自己作为一个“乡下人”在上海的自信。他儿时师从的周竹湘先生，曾是徐悲鸿的学生。可能就是这条线索使得他同上海又重新建立起了联系。“然而作为一个抽象画家的李磊，每天却做着最具体的行政事务，”我想。

近几年来北京作为中国艺术发展最活跃城市的地位似乎越来越明显，而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重镇和中西艺术思潮重要交汇地的上海，也似乎不再对此表示异议。李磊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上海不是一个适宜做文化的地方”。

“一座城市的文化繁荣不是意愿的问题，而需要政治宽松和经济繁荣的两种条件作为基础”。后者提供文化消费的需求，给艺术家以持续创作的保障。而前者可能是体制上真正地倡导各种思想平等交融地发展，也可能是因为存在足够大的“缝隙”。30年代的上海被赋予很多文化自由的想象，而在李磊看来，那是一种基于租借殖民的背景而繁荣起来的文化，在压迫间的缝隙内发展出的自由。那么，如今又是什么使得上海容艺术家和艺术发展的“缝隙”变得如此之小呢？

李磊说，不是别的，而是上海的生活。

人们往往容易简单地把“缝隙”问题归咎于体制，而忽视了城市生活方式对“缝隙”的影响。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四川艺术家前几年，可能是喜欢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致生活，兴致勃勃地准备在上海“漂”着。而正是这种精致的生活，很快就使得他发现自己无法呆下去。他的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在这里不能得到共鸣。于是，他最后还是漂到艺术家该漂的地方——北京去了。

事实证明，上海不是一座可以“漂”的城市。上海意义上的“优质的生存方式”在此地被强烈地认同和维护着——这在文化上几乎变成了一种“自律”，成了一种保守。最简单的例子，即便在美术馆工作的人，充实的一天以开会开始，然后分头落实工作，高效地忙碌一天之后各自回家——“下班之后也不会聚在一起喝酒。”甚至，人们不会互相借钱，也不会住到对方家里去。上海人把对物质和生活品质的追求看得很重要。在这座都市化和市场化已经有了170年历史的城市中，都市的生活方式将农业社会（包括杂处和互助）的生活方式早就消灭得干干净净。

北京的艺术家三天两头地聚在一起，而上海的艺术家却坚决保持各自的独立，不需要，甚至排斥混居式的交流。其结果是，上海艺术家比较个性化，作品也比较精致，但力量不足，缺乏大开大合的气势，而外地的艺术家虽然可能作品粗糙一些，但有原始的激情，能看出那种不受既定生活模式约束的劲道。这种“细节有余而格局不大”的现象在江浙的艺术作品中都存在。而沉浸在对个人的表达的上海艺术家对社会，尤其是政治，倒是有着“不太关注”的传统。

李磊承认，上海并不是一个适合年轻艺术家成长的地方。一则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二则，能够提供给年轻艺术家的机会（包括市场和展览机会）也都不如北京。北京本身的城区面积就庞大松散，市区内就有很多发展的盲点可供艺术家寄居，而广袤的尘土飞扬的郊区又给艺术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廉价空间。从最简单的生活成本来看，上海上个公交车起码就要2块钱，北京则是4毛钱；上海钻进地铁就要三块钱，坐不了几站就变成了五六块钱，而两块钱就可以坐地铁跑遍北京城了。

另一个导致上海缺乏文艺发展“缝隙”的原因正是上海引以为荣的高效、完善的管理体系。这种先进而密不透风的管理，使得上海文艺发展不能独立于政策的引导。换言之，如果政府推动不够，下面就走不了多远。上海没有北京那样“山头并立”，以至于能和政府在文化发展中周旋的民间力量。

于是，只有成熟的艺术家才会被吸引到上海来，他们看重这里离开世界较近的距离和高质量的生活。但是“那些住在上海的大艺术家，却和上海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目光总在别处。“这是上海极大的损失。”

究竟哪双手可以在背后推动和改变这一切呢？上海美术馆作为上海资格最老的艺术机构，往往被寄予期望。但是李磊对上美的局限性也看得很清楚。作为政府支持的美术馆，上美不可能成为一座风格化的美术馆。一方面有来自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怎样的艺术样式，美术馆就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从最传统的水墨到最当代的装置，都要在上美体现出来。这种“多重角色扮演”的情况在广东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也一样。譬如建国六十周年，就要展出反应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这是逃不掉的作业（或者说是政治任务）。而另一方面，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又是中国最先锋艺术的试验场和策源地，每次举行都倾动全城。这种双重性格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几家官方美术馆的特色。

五、六年前，上美才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现在看来好像有点奇怪。但就在此之前，美术馆在中国的定义仍然是“美术家之家”，是为美术家，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李磊以上海双年展为例。2006年以前的双年展都是以体现当代艺术最前沿成果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性很强，但这些被研究者认为“最有价值的课题”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却建构得很弱。2008年上海双年展《快城快客》就针对整个城市文化的发展提出问题。当时放在美术馆门口的废旧火车头就是关于城市人口迁徙问题的作品，许多知青都带着孩子在这两记忆的列车边合影。在李磊看来，这种心灵的沟通是艺术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基础，也是展览吸引了28万参观者的原因。如城市名片般的双年展和具有优越国际地位的上海之间这种互相促进和提升的关系，给上海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前沿城市带来了有力的启示和希望。

为了世博会，上海又一次把自己变成了工地。人们在尘土中生活和呼吸，并期盼开幕那一刻的到来。明年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的展期很可能同世博会的尾巴重合。虽然方案要到12月才公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会做成‘世博会’”。双年展会呼应城市这个主题，但要通过作品来更深入地引导人们，以新的思想角度来反思城市问题。当然，他希望这是一届好看的双年展，因为反思也不等于晦涩。

作为一个行政馆长的李磊，还坚持着抽象艺术的创作。这两个并不完全重合的身份汇集在他身上。他上半年刚在张江美术馆举办了个展。无论是为了业务还是处于兴趣，他都经常去上海新兴的私营艺术机构和画廊看看展览和这些年轻的上海艺术力量，他觉得这样很好。

那不勒斯的“自在自足”可从他的“声名狼藉”中得到证实。他“我故如是”的姿态因为一个个把包紧紧抱在胸前的游客脸上的惶恐而得到戏剧性地强化。来那不勒斯的人需要各种原因，譬如批萨，譬如庞贝或取道往度假胜地索兰托——也可能因为顺便可以看一个朋友，就像我们。但因为要来这样一个曼妙之处而冒着神经紧张的刺激，绝对是拜此地的风物人情所赐。

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天文台读博士的朋友H在火车站接到了我们。火车照例迟到了十几分钟——就算是意大利的欧洲之星也不例外。（混沌是这个国家的国策，在南部民间当然发扬得更加广大。）出站后，H说，刚才的这个火车站可是欧洲有名的乱啊。不过那不勒斯体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危险的——永远都不会过分的想象。这无疑增加了来那不勒斯的意义。

我们穿过沿街的垃圾进入离火车站不远的旅馆。我说，真方便；H说，火车站周围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旅馆惊人的干净，比罗马的便宜、精致又舒服得多，老板娘早上还会愉快地送早餐进房间（通常比我们跟她预约的时间早半个多小时）。最喜人的是有一个可容两人站立的阳台，那样一靠，初来乍到的我突然相信“我在那不勒斯无疑”了。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在老旧的石子路面上发出隆隆巨响，这个巨响容不得抱怨，因为它是那不勒斯灵魂的一部分。H说，要是叫他留在那不勒斯，他可以考虑去做轮胎生意。据说这里的年轻人酷爱飙车，但疯狂转过街角的刹那会在圣母像前急停，在胸前划过3秒虔诚的十字，然后策马呼啸而去。

第二天我们往西走了半个多小时拜访H的住所。从他住所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他山坡上的办公室，据说办公室的后面是一个几乎废弃了的天文观测站。H到欧洲各地去开会，外国人都喜欢挑逗性地问他，“在那不勒斯呆着什么感觉啊？”他就笑着说，挺好啊。一次他们去荷兰开会，当大家习惯性地把钱从鞋底里拿出来的时候，教授警觉地把他们拉到厕所里——这里可不是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人把家庭环境的清洁放在了首要位置。但凡南方人恐怕都喜欢通风，晒太阳和洗床单——只要抬头看到满天的床单就不会奇怪我们旅馆的床单磨损得这么厉害。在洗衣机发明之前，那不勒斯妇女肯定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件事关重大的事情上。据说，她们的床单是每天都洗的。走进任何一条弄堂，推开任何一扇门，恐怕都有一个一边洗床单或冲刷地板，一边听音乐的女人，迎面而来的是洗洁精的味道。这种对干净的热爱和赞美是南方生活理想的日常化身，是把对太阳和生活的赞美华为直接行动的表现。

H所住的区域在当地可以算是老城区，所以混混也多，但只要一条弄堂的人都把你当自己人，那么你就有了最安全的保障，甚至最热情的帮助。有一次H赶飞机又赶上出租车罢工，只能焦急地在弄堂门站着。这时，仗义的那不勒斯兄弟就纷纷打电话帮忙，其中一个找了一个自己的哥们，并告诉他“这是我朋友，你可不要黑他”。至于日常生活，H买菜从来都是便宜的，因为这里的店主通常会给邻里一个更优惠的价格。H说，生活在这里跟在上海的感觉差不多，也就是挤来挤去地忙生计和家务吧。

那不勒斯的可爱确实是在这些街巷之间。这些街道大概也就3-4米宽，还要躲摩托车。走路的时候，H经常提醒我们“不要走到赛车道上去”，就是不要在街角转弯处走到外圈，因为那是摩托车转弯时候要用的，撞上的话就是自己缺乏常识。因为街巷狭窄，想必给各种隐秘的生活提供了空间，也方便了人们走出家庭，走向社区——譬如从窗口伸出个头来，就可以直接跟街上人说话。这是城市自然发展的结果，跟上海没有动迁过的地区一样，门和床是仅仅沿着弄堂或街道的，而街道以它的狭窄控制了车和人的流量，增强了社区的安全。这种结构和相对应的生活在旧区改造中被连根拔掉。最好笑的就是一条弄堂的一边被拆掉了，剩下另一边，老房子的居民探出身子来发现自己面对着变形金刚般高大的钢筋水泥，或者一片废墟。这种尴尬，就算路过的人看到也会觉得可怜。

那不勒斯是一个谈不上富裕的地方，或者他的财富真的集中在某些人的手里。H说当地黑手党很重要的一项生意是从意大利北部城市回收来垃圾，然后运到那不勒斯威胁当地政府说如果不如何如何，他们就不处理这些垃圾了。所以黑手党很重要的一项业务就是垃圾回收，这已经足够说明他们网络的发达和有效了。早先几个曾经对黑手党发狠的领导人都很不幸地被暗杀了，可能对付黑手党的方法是，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稳定的因素，而不是简单的当作政府敌人。黑手党的不稳定每过一段时间会被打破，不同派系的斗争经常会导致血拼，于是伤及无辜，这是对当地普通人最严重的威胁。但是那不勒斯政府最近几年来努力改善治安环境，现在这些血拼通常都不会发生在市内，而是在郊区。据说郊区的一个镇子，在黑手党血拼的高峰，每天都要打死两个无辜居民。阶段性的血拼以后，黑手党的内部会重新确立领导核心，于是也可以消停稳定一段时间，大家都高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那不勒斯的中国人远比在北方的中国人要少得多。大多数中国移民都觉得南方没有太多的赚钱机会，安全也没有保障，而在尤其是米兰这样的城市，生意要好做得多。但那不勒斯火车站对面就有两个相邻的中国超市，一个类似杂货店性质，卖很多新鲜蔬菜；另一个稍微贵一点，门口坐了两个收银的人，像门神一样把关收钱。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能看到中国人的商店，让人感受到中国人为了生存不肯罢休的精神。如果说这些店里从榨菜到冰红茶到各色方便面乃至中国蔬菜应有尽有并不稀奇的话，他们打通海关的事迹就不是我辈能够想象的了。据说那不勒斯海关也是黑社会的天下，当地人都会告诉你，“没事情可不要去码头”。中国人如果没有在海关打通关系是绝对不可能那么廉价地进货的，但是他们居然愿意去做，而且做到了。中国人的另一个生存策略就是保持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移民同胞的团结和友好。我们旅馆街对面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店铺，我经常看到他们早上一开张和非洲裔的街坊聊天，其乐融融。

H说，中国人真是像蟑螂一样，哪里都能生存。我倒是觉得，以前自己的某些看法可能是错了。以前我想，温州人啊，潮汕人啊这些移民对当地人来说就是中国人的代表，对这件事情我总觉得不是滋味。但现在我觉得，他们不代表，难道我就能代表么？我在生存上，在勇气上，在智慧上，又超出了他们什么呢？可能他们只是做一些买卖，谋一个生计，不求闻达于诸侯也不求什么兼济天下文化交流，但这只是他们理想的不同，而对于他们执着的生存理想，他们的决心和毅力确实是很高的。更何况，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还远胜于我。

没想到自己还能想起这个城市那么多事情，都是H跟我讲的。我们在那不勒斯走了一天，把这个城市走穿了，也经过了一些比较富裕的社区，最后在一个山顶俯瞰这座城市——维苏威火山总是伴随着我们。据说维苏威的下次爆发也就是这几十年内的事情，但这里的人们，哪怕是直接把家安在维苏威山脚的人们，仍然天天洗床单，冲地板，拼命聊天和飙车，周日去教堂。意大利政府给每户人家25000欧搬家费（当然这笔钱也不多），但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还是不想走。这种在南部炙热太阳下的生活，因为混乱、危险和必然的灾难而格外地富有魅力。

那不勒斯是批萨的诞生地，这家店的女主人以生了20个孩子和作出如此美味的批萨而闻名。就算在那不勒斯本地，每家店的批萨风格也不相同，至少从形状上看，这家店的批萨都是比盘子还要大的，价格也才七八欧。味道是难以描述的奥妙，我们拼命了还是没有吃完……后遗症也很严重，再也不想吃其他地方的批萨啦……

一下子想不起来，在没有这些健身器材之前的小区是怎样的了。

但是他们现在就牢固地占据着一角，被（被老人带着的）儿童和老年人摩挲。

我这样的年轻人当然是从高处俯瞰的。很难想象自己也会做出那样的动作，在塑料一样的颜色上扭屁股或者拉伸手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如果真要我确切地描述的话。公共的福利的颜色，公共的福利的手感和公共的福利的角落。无处可去又有时间的人，就可以在夜半坐在上面聊天。

我想起来，其实香港也有这样的东西，在哥哥住的宝盈花园，或者在奶奶住的丽城花园。但地上还会铺一层塑胶地面，就像隔壁正在施工的高中操场一样。有一次很晚了，我看到一个人坐在滑滑梯的阶梯上打电话。另一次很晚了，我看到两个人坐在上面聊天。我也曾围着这样的一堆东西，在夜晚的时候，突然就看不出是什么，只剩下一组形状，一边打电话，一边转圈，好像不知不觉走了多少的路，去了多么远的地方。

这些到了夜半就显出奇怪造型的玩意儿，大概是想解决任何人都有的某个时间。无处可去，又有时间的时间。

晚上的家乐福里，人很多，东西却很少。像冬瓜，就没有了。蔬菜被纷纷扰扰地堆砌在斜面上，不分彼此，形容枯槁，就像面对着它们的人。忙碌了一天之后，常常发现自己并不生活在和蔬菜水果一样的生理周期内，是一个被“新鲜”（连同生长、健康和繁荣等词汇）抛弃了的生物。

但是早上去家乐福，就像我今天偶尔为之的那样，惊奇地发现，所有的果蔬都像新生出来一样，整齐地排队在一起，连冬瓜这些胖瘦不齐的家伙，也被清楚地切割成圈状，裹好塑料袋，白白净净地躺好了，等你领走。这时候会油然而生一种欢喜的心情，觉得自己带走了它们，就可以把握住一点自己生存的关键。像“把握”这样的词，真是一个月也说不出来几次啊。

这样就感到，生活是需要有早晨的。

三天前和Yao一起拜访高中语文老师管老师，距离上次见面七八年。

管老师总结了两件事情，共计五点。

第一件事情关于我：

“陈韵有两个没变。第一，叹气没变——不，应该说是‘为什么而叹气’没变；第二，说话时候的眼神放光没变。”

第二件事情关于她自己。她先回忆了一下八年前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说终于明白了自己要什么。这次，她总结出了三点：

“第一，人活着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小的。第二，虽然人活着的意义非常非常小，但总有一些时刻可以感到人是很伟大的。第三，尽管如此，人活着的意义仍然是非常非常小的。”

有一种解释是，意大利人不想用（不学也不说）其他语言，因为没有一种语言像意大利语那样能够让他们自如表达。任何一个民族对母语都有依赖性，但意大利人对表达和交流的狂热使得意大利语变成了他们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依据，甚至救命稻草。

中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可以有沉默不语的习惯或时刻；美国人可以只用Gosh, Awesome这样的词来概括他们所有的感情；但意大利人却对所有事物都要倾注无穷尽的语言——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词汇，而不是用行动堆砌起来的。

意大利统一不过150多年，南北方间的猜忌和腹诽不断，饮食和方言也都有不同，但在“好说”这个事情上却完全一致。罗马清晨的住宅楼底层门外对讲机边，斜倚着的人，他不上楼，楼上的人也不下来。他们就那么说着，说着，就像打一个漫长的电话。米兰火车上的夜车乘客，急切寻找着另一个意大利人直到和他彻夜不眠地对谈；那不勒斯美术馆里的巡展员不是在打手机就是在更换手机电池；小城科莫广场上的父亲，怒斥一旁被闲置得无聊之极的儿子的回家请求，坚持要听他的朋友把一个又一个故事或牢骚讲完……

意大利人不将讲话看做翻动嘴皮，而是将声音从肺部、胸腔，经过心脏伸展和吐露出来，配合上肢体的有力摆动，通常是双手对胸前空气的反复揉搓和对抽象形状的下意识模仿。意大利语的节奏和起伏无法让人疲劳，就算不懂意大利语，也会傻傻地在这样的背景声里任凭像海水一样的音调把我们的意识卷走。如果愿意保持清醒，你甚至可以以为自己真的都听懂了，开始享受这波浪的摇摆。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总是充满自信。这些执着于自己语言的人确实能用全部身心来表达，如果可以，他们会把地球都举起来让你明白。他们用对语言的不顾一切的使用来感知生命的鲜活，并战胜生活的困难。无可改变的事情是如此之多，来龙去脉和合理不合理之处细枝末节如此庞杂，没有这样恢弘的对必要性的高度认识，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表达”的。同言说相比，行动却潜藏着愚昧和狭隘的威胁。因而，他们决定不把宝贵的勇气浪费在切实的工作和行动中，而要变成身体前方空气的震动——这震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很多所谓身体力行的劳作和努力，要精确、舒展和容易把握得多。

这是否涵盖了意大利之为如是的一些奥秘呢？可我终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每一座城市都建立在自己的废墟之上。而罗马却怀抱着废墟而立。

今日罗马将古罗马城镶嵌在它的心脏。它凹陷下去，请后来者低头。从113年立起的图拉真柱，到墨索里尼一度居住并被驱逐的威尼斯宫不过几步之遥，但从威尼斯广场延伸到角斗场的古城遗址却绵延不绝。据说洛阳地下有九座洛阳，又见过广州北京路上可以俯瞰道路下面历朝历代修葺的路面基石，因为“大浪淘沙”的意思就是要站在过去之上。所以见到这么广阔而完整的一片遗迹，在车水马龙的簇拥之下，接受每天新鲜阳光的照射，除了奢侈之外，相信古罗马对今日罗马的纠缠远甚于明清北京之于近日北京的束缚。

站在威尼斯广场台阶的高处，看到墨索里尼当年发表演说的大楼对面正在开凿地铁。地铁开挖得不深，但显露出的土质颜色同身后的古罗马建筑颜色无二。市政工程在意大利的推进比在中国艰难得多，一旦发现文物遗迹，难免汇报上去，待到一套冗长的政府流程走完，当日欲建地铁的理由都想不起来了，于是就可以进行考古了。

这是一个因为历史上的存在而将永远存在的城市。历史的余音如此嘹亮，以至其残留物的形式——无论是只剩下一个土堆如凯撒神庙，还是巍峨伫立不倒如角斗场——都丝毫无损于罗马在时间面前的尊严。这是一座无从摧毁的城市。第一个被追认为神的人，凯撒，他的神庙只剩中心隆起的小小土堆，在一个后建的遮蔽屋檐下，却永远被几日前放下的鲜花所覆盖。至于角斗场，倘若不是罗马人要继续改造休憩和建设这座城市，三四层楼的砖块也不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陆续被拆卸下来并运往各处。但历史遗迹一旦被认知、学习和敬仰，人们总能从残缺，正如从完整中一样，吮吸养料。前者如角斗场（Colosseum），后者如万神庙（Pantheon）。

无论罗马人受到别人的什么影响和启发，他们将自己的城市变成了所有城市的楷模。城市的意志通过建筑伸向人群，广场、方尖碑、街道、教堂，它规划出了生活的逻辑、重心和节奏。从躲藏在曲折小路背后缓慢浮现出的庞大的万神庙上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对于圣彼得大教堂和广场门口的大清理是一次无可挽回的丑行。如今在离开圣彼得几百米的远处，在泰伯河边上就可以远远看到教堂的正面。沿着如同商业街一般的笔直大道往前走，圣彼得的形象只是一个尺寸慢慢放大的问题——“一切本该如此”，这类愚蠢的想法会爬到游人的脑海中。想象一下，1930年以前的人们，有幸在走向圣彼得的曲折的中世纪小道中，怀揣对宗教和美的肃穆崇敬并反复包裹，直到贝尼尼的广场、廊柱将圣彼得在几步之内和盘托出，这时候的震惊和喜悦一定会让大教堂在人们的心里留存更长时间。

正如我们在角斗场里看到，两千年前的设计者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将9万观众按照不同社会阶层分别发送门票，并根据不同的阶梯最方便的出入场馆，于是后来的体育馆和剧场再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有什么根本的突破。甚至，两千年前的角斗场里就有厕所，甚至观看角斗和表演是一种免费的馈赠。我们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了电梯，小卖部，几十块钱一瓶的饮料，和门口的黄牛而已。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墨索里尼（或者其他独裁者）对罗马（或者其他古都）的加工只能以摧残的方式，而古城就应该一直曝晒在意大利灿烂的阳光下。

S.P.Q.R是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缩写，意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它像一个图章，刻在罗马身上，从阴井盖到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