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2日，北京。

看到2009年的照片，我惊觉自己老过了意大利。我几乎是沦陷在了如庞贝般死的废墟，和罗马般生的废墟里。

在庞贝，我有几张回过头来的照片，我扭过头，转而迎向（仿佛是）废墟面对的地方。意大利总是想让我转身，去看它光辉的残余所迎面而立的方向。

我的皱眉，到今天变成不会再光滑了的皱纹。终于废墟了，当年早到了的意象。

陈映真究竟有什么不同？

有很多作家“以小人物写大历史”，并视之为“富于责任感”的写作动机和方式――而陈映真恰不是其中之一。“历史”何以为大？“人物”何以为小？人物立足于历史何处？历史又对人物做出了何种宣布？这里牵连出的一联串带了血肉的问号。

当我们阅读陈映真的时候，我们是谁？

如可自称为“大陆年轻读者”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是听“历史”的、“革命”的故事长大的“非历史”的、“反革命”的一代，在民族国家叙事中发育，为资本主义所浇灌，并总在关键时刻被那根敌我矛盾和黑白分明的道德“中轴线”（陈光兴语）所锁定。

抱着这段肉身和精神，我们翻开陈映真的小说，倾听仿佛消逝了的“另一边”的故事，先是感到陌生，旋即欣慰，终究难受。我们无法在陈映真所端出的台湾1950年代到2000年的市民苦恼、知识分子的选择、运动分子的失败和老兵的心酸前，动用我们的恻隐之心，因为当我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无法不考虑到自己脚下的土壤，还有自己的、尚未推究的精神历史。

我们无法同情，因为我们变成了尴尬的一体。但这一体也不是直接的粘连如硬币两面，而是猛然的贴面而对，无法聚焦。我们无法从陈映真的小说中看到“解放”（emancipation）的欲求，但我们也没有“出离愤怒”，如我们在阅读鲁迅时所时常感到的钻心的疼痛。更如同，一朵朵并非不透光、也并非不美丽的乌云。

即便他终身作为一名左翼分子而运动和工作，即便他秉持着基于贴地的现实资料和左翼理论学习的作风，陈映真仍然无法在小说中完成他在政论文章中所能达到的那种决绝。他无法克制地在小说中流露出对现实中未完成的事业、未被关照的人、未愈合的创伤和未达成的和解的忧郁和感伤。运动者不能迟疑，乃至不甚用情；而小说家却擅自而行。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陈映真的小说看成是他对自己的精神分析――虽然总是钻进别人的身体里去喃喃自语，但他很重要的一面是在说给自己听。 尤其想到“陈映真”这个本属于他9岁夭折的孪生哥哥的笔名，如看成一个重要隐喻，那么他化身为他所关切的那些从不同时间和空间中走来的那几类人物时，他是在给自己的“重身”（Doubles）以启示，而不是在“教育”或“感化”所谓“不知情”的民众（读者）。在试图说服民众之前，我们是否能够讲出他们的故事？我们如何化身而入？如何还原而出？这是要问运动者自己的问题。革命者和知识分子要先承认自己是不知情者，只是行走在不知情的不同阶段而已，事业才算开始。

换言之，陈映真并没有为他笔下的人物“代言”，因为“代言”已经成为现实政治中的手段之一（《忠孝公园》里为台湾老兵索要赔偿的政客是也）。如果真要发生一场运动，如何避免群众被“代言”的危险？就写作而言，开口的那人如何才能是这人物本身，而不是那个附身于他的作者？他如何既不是演员（纯然的Performativity），又不是群众（纯然的看客），更不是群众演员（纯然的景观的一部分）！——他如何开口？

这是一个在进行运动实践的左翼作家的大问题。纵然小说不是他的思想汇报，也绝不是他的闲情偶记。在作为“退思录”的文字里，仍然保存了值得左翼运动者反思的、远远超过运动不成的“精神慰藉”的资源。在处理小说人物开口这个问题时，陈映真也是在直面现实中的人。如果问题总是停留在“群众如何被动员”的层面上，那么或许，群众将永远无法被动员，而真正的改变永远都不会发生。在这个关乎左翼理想之存亡的深切肌理内，陈映真的小说撕开了一道口子，与其说它是在虚构的、文学上探索，不如说是在拷问左翼运动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压力下，为何总有类似的困难重重——这两个问题或许同构粘连。如同象征了左翼幽灵的青年赵南栋，用看似很不坚决的、飘忽游移的、非关主旨乃至毫无不忠贞的生活态度，为父母一辈的左翼理想“守灵”，陈映真也在用这细腻的、虚构的文学，不懈地在左翼运动内在精神结构周围徘徊与检审，以理解前辈、理解后生、理解自己。

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他对笔下人物、生灵和自然的温情，不止是在结尾处总要特为留着的蜡烛般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从出场开始，就被作者尽力地保存住了尊严。即便如马正涛这样唯一的信仰就是随时准备背叛的人，他对自己一生翻云覆雨的经历的追忆，其丰富和充分被展开的程度，也完全不亚于林标这样一个笃实忠诚却身不由己的老兵的回忆。在《忠孝公园》里，陈映真终于彻底地表达出了对人的成全，让两个贴面而立，彼此难以聚焦的老人，在读者面前自杀和醒悟。

然而当我们说，陈映真（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时，我们又会陷入一种简化的危险。因为这对人的成全，同时也是更重要地，是指向历史的。陈映真小说里的人物本身，大多没有“背负”“历史”的自觉，但时间却在他们身上留下鬼魅般的记忆。他们在叙述自己的同时，也在回应一种“和解”的可能。这种可能，撩拨开的历史一角——发现历史竟然是由苟且、猥琐、爱恋和忠贞的种种错觉、动摇的信仰或者太人性的欲望堆叠而成。而这一切都不丑恶，也不光辉。陈映真没有要“揭露”，仿佛真的有真实存在在“那里”。不，没有那样的历史真实，也正是因为没有，个人才终于可以从那段段支离破碎的经验中，将那些不死的欢乐和痛苦，带到当下；既不被记忆欺骗，又不被记忆剥夺。

或者说，陈映真是“被遗忘的大屠杀”之类的反面，更是“大江大河”之类的反面。之所以为反面，仍然要回应到他所携带的左翼斗争使命，以及使命之不能完成之中。有一种斗争，是个人和自己的斗争，个人和自己历史的斗争，表现为和自己的记忆的斗争。不是被外在地唤醒，因为所有的唤醒都是另一种的催眠（鲁迅的呐喊的困难或在于此）。这也是《忠孝公园》的核心问题。不喜欢某些记忆的马正涛，最终死于自己的记忆；而相信历史是可以清算的林标终于发现，当你试图向历史追索的时候，你也被剥夺了历史。

这些都是最危险的游戏。历史，在进入前，要想好如何出来。陈映真是在这尖锋之处游走，不时地流出血来。

2011年7月30日Civil Lines，德里

我们现今社会的大部分疾病都是“后天”的，“获得”的和“社会性”的。

各种畸形的社会制度把崩溃的人们送往两个地方——监狱和医院。前者因失控而害人或违“规”；后者则要么自我崩溃，或成为被害人。监狱和医院就是这样的两个终极/过渡的“处理机构”——社会治理者总是说：“那么，就去监狱/医院吧！”而进去的人都被批量地描画成个别性、个体性的罪恶或不幸。

医生这个职业的悲剧在于，它无法进入前面的阶段去真正地“预防”和“制止”疾病和不幸。他只能接受已然被害的精神和肉体，并自动生成“救助”的义务。如同监狱官于犯人之“教化”，医生要对病人进行“治疗”。虽然犯人和病人其实来自同一社会结构，但“治疗”的压力却在当下的社会中被认为胜过“教化”千万倍。

譬如，我亲眼所见的一幕，一位妇科医生问她“你上次人流是什么时候？”“8月。”“现在才11月，太近了⋯⋯不好的。”

两句话内，医生已经触碰到了她的极限。她足够平静地询问这些技术问题，以防引起已经紧张的“病人”（孕妇竟然也是病人）进一步的恐慌，在语气上控制得没有一丝起伏。而病人也很克制地穿好衣服，配合着这一场景能够尽可能“轻松”地，不在精神上造成痛苦地“过去”。

一起过去的，是“避免”再次发生的可能。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弃医从文”，“弃医从政”，“弃医从商”。如果一个医学生或医生，有一天竟然看出了自己所处的是社会最末端的位置（最后一环），发现自己所面对的说是“病人”，其实不是因为病毒、细菌和基因或者鬼才知道是什么的“命中注定”，而是因为结构性的、社会性的、制度性的缺陷所导致的肌体崩溃——他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要往前面的环节挪几步了。

（由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tient, Taussig, M.想到的)

在德里街头还试图塞着耳机只能增加痛苦。世界如潮水般地，执意要钻进来——你的音乐再热烈也抵挡不住它的疯狂与汹涌，最后你选择停止那已经变得愚蠢了的音乐，而接受街道的拥抱。

同京都那个发出哪怕只有几分倍的喇叭声都会造成侵犯乃至亵渎的地方相比，德里的司机充分享受他们的权力，享受得比北京上海的司机还要尽兴。不止是小车、卡车，还有摩托车，仿佛他们不是用外形而是用声音来显示轨迹和意图的——连红绿灯都可以不算数，更何况你的方向灯呢？在从Magic Lantern去Hauz Khas的路上，我坐在Auto上拍了一长段录像。吊诡的是，如果放出声音，没人会喜欢；如果关掉，又没有了意义。

Sabih觉得同印度其他城市相比，德里的司机太过嚣张，“觉得自己有车就很了不起”。当时我们正站在泥泞的季风带来的雨水里，被逼迫着站在一个连一个的水塘边领受汽车溅起的泥水。如果政治在印度真的是一种生财之道（如Chakrabarty所说），那么德里就是政治财富和金钱的双重叠加，证明自己的压力（如同北京）就会相当可观。证明的方式有很多，声音未必不是一种——即便是一辆铃木。铃木下面还有摩的, 摩的下面还有脚踏车，脚踏车下面还有行人，行人下面还有躺着的人，而躺着的人则完全不在乎。

在许多地方，行人道是走着走着会没掉的东西。在人们密集生活和聚集的街区，例如那个雨天在穆斯社区Nizamuddin村里走路时，我发现了这件事情。而在真正有很独立干净郑重的人行道的地方，Pedestrian这几个多余的字，又会高高竖起，像游行标语一般，高过边上的围栏，高到几百米远都能看到。我说的是我住的Civil Lines。

低头走路的经验在德里会成为习惯。在这个充满声音的城市，你几乎不抬头也可以“看”到所有。而当你抬头，就觉得太多。从甘地大马路拐进来，Racquet Court Road瞬间宁静，宁静到顿时充满鸟语。这时候，喇叭声就变成了刺耳的独唱而难以忍受。或许这也是印度社会分层的一种方式，公共的、冗杂的、贫瘠的一面和私人的、富饶的一面，即便只隔开一个弯，也要在最容易穿越的声音的层面上严格区分。

早晨，小贩会来到我们弄堂深处来吆喝。这个声音竟然和小时候上海的吆喝声一样，带着吟唱的悠长，是每个早晨最大的盼望，在潮热之气上升前抚慰心灵。对面的森林里，人们交谈，散步，或者呼吸吐气。我对这座城市的宽容还体现在对电风扇的重新热衷上。我现在所坐的位置，三台Carrier窗式空调剧烈地震颤着，连同五台在头顶狂转的吊扇，令人想起高考前的教室，只是比那时的教室还要眩晕。但我已经可以靠着一台空调边看书打字了。

声音是最让人产生文明而娇贵的错觉，也最快地说服人直面现实的媒介。

Nizamuddin village, Delhi, July 10, 2011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情境是，我们“目睹”越来越多的死亡，同时又越来越无法“投入”其中。尤其当这死亡发生在陌生人中，藉由媒体告诉我们——由此，“某某人之死”成为了一个并不新鲜却在一段时间内过度活跃的事件性名词——我们越多地知道他的死，我们离开那死的真实感就越发遥远。仿佛有一只习惯性的大手，把我们连推搡带勾引地拉离开这“他人之死”，把我们合理地转化为对这死亡的漠然而客观的见证，甚至，在我们准备称为一个不合情理的看客之前，已经被编剧成了屏幕前的观众和有权或无权投票的“选民”。“他人之死”，成全了有幸或有意继续生活的人们的正当公民身份。

2010年的印度电影Peepli Live（《自杀现场直播》）将这一情境推向了极致。这个可以概述为“一个想死的农民”的故事，与其说是剧情片、喜剧片，不如说是戏剧化了的纪录片。虽然事情发生在一个莫须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带着滑稽和低贱色彩的印度乡下Peepli，但从农民、农民的老婆和邻居、地方记者、地方领袖、地方领袖的打手、政党领袖、政府部长、部长助理，直到国家电视台美女记者和她的竞争对手，没有一个人物不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典型，而这一揽子的典型人物，在一起不是表演，而是以他们的典型反应推演出这个的故事——一个印度农民的自杀。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农民自杀，就像中国人的自焚一样，已经是印度日常的一部分，只不过在频率上更高一点——每天一个。

影片的开头，在乡间摇晃着前进的公交车内，弟弟Natha问哥哥Budhia：“如果我们没了土地怎么办？”旋即因为晕车而往车外呕吐，在路面上留下了一串白色液体。这时，欢快的歌声响起：“七彩之河流淌在这片土地，每个拐弯处都是染色的伎俩，每个细节都是一个谜，看上去浅，其实很深；印度，你看，是个聪明的混杂体；巨大的心灵，干瘪的口袋；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轮子照样转，往前进；没有食物没有水，找个理由活下去；古怪的眼神，模糊的梦，眼泪也是咸的，我的朋友，要是掉下来就尝一滴⋯⋯”

失败者Natha和Budhia回到家。在得知银行因为他们无法还贷而要把土地拍卖后，Natha的老婆愤怒地把这两个没用的男人赶出了家门。于是哥俩决定去找当地的领袖Bhai Thakur帮忙。即便在这个时候，心智幼稚的Natha还在田埂上唱着情歌，结果滑倒在了牛粪上。可是Bhai Thakur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更确切地说是贿选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根本不搭理他们，更何况他们一开始就去问政府贷款，怎么现在倒想到他了呢？

Budhia以为自己或许可以在选举上为Bhai Thakur“做些什么”来换到他的资助，换来的却是阵阵讥笑。一个较为恶劣的家伙“开玩笑似”地给了他们一条建议：南印度的政府出来一个新政策，因为负债而自杀的农民可以得到10万卢比（约15000元人民币）补偿金。现在，全印度的农民都在自杀呢！活着就像一条过时的喇叭裤，而自杀，就是条时髦的牛仔裤！“政府也喜欢公平地给予和索取。至少你可以给出一样东西——你的命！”

这种无稽之谈，当然谁都不会理会。兄弟俩怏怏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碰到一群在树下聊天的村民。有的人说，政府应该干脆拿走我们的土地，给我们一笔钱退休算了！种地有什么好呢？美国种子，美国化肥，都要花钱买，最后还要祈求老天下雨。还不如到城里去！Budhia说：“难道先在村里被耍，再去城里被耍？”还没走到家门口，他们已经听说邻村的一个农民卧轨，一个牧师的媳妇跳井，寻死的人真的不少呢。——反正人人都会死嘛，村口的老农说。

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找来刊登自杀补偿政策消息的报纸研究了一番。经过一番奋勇争抢，最后决定由弟弟Natha自杀，换取赔偿，以保存祖上传下的土地。

此时，远在德里、一脸正气的女主播Nandita正在大选的背景下采访农业部部长：“每8个小时就有一个农民自杀，从1998年开始已经自杀了17万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政府对此态度冷漠？”部长回答：“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工业化。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靠农业获得发展！”至于选举，他说：“印地语中有句话说得好：政治中或许有分歧，但永远没有敌意！”此言一出，为后文各政党之间隐含的共谋关系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该邦执政党Samman党的主席正为自己如何在选举前再拿到15则正面报道而发愁。在记者镜头前，他说到自己执政的最大成就是“农民的繁荣！农民的繁荣就是国家的繁荣！”在Peepli这个首席部长的选区内，地方小报的记者Rakesh无意中听到Natha提起自己要自杀，当即采写报道《Peepli有人说要自杀》。结果小报的执照被立即吊销，兄弟俩遭受当地领袖的一阵殴打，回家后却发现政府给他们送来了一台绿色的抽水机，是为“夏斯特里重新安置计划”——签字领取后，他们被告知“这下可不要再自杀了哦！你们已经享受到政府的计划了。虽然不给安装费，但你们本来可是要死的人，应该感谢夏斯特里（1964-66年的印度总理）救了你们！”

本来事情就可以终止于这台无法抽水的抽水机——无奈这则小报道通过当地线人，传到了女主播Nandita的耳中。虽然她不跑农民这条线，但意识到在这个选战关键时刻，虽然每天有很多农民已经自杀，但也比不上一个宣称正要自杀的农民来得重要啊。她立即赶到乡下对Natha开始采访。面对惊恐的Natha，她安慰道：“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只是台摄像机。”而Natha长期卧病在床、天天抱怨的老妈则大叫：“天啊，政府又来人啦！”

电视中，Nandita在自杀农民的小院里质问：“他是否会自杀，并指责我们？这个政府是否会介入，拯救他的生命？”一夜间，所有的电视台都派直播车赶到了Peepli，尘土飞扬中，全村的人都被抓来采访。大家描述自己多么遗憾即将失去Natha这样的邻居：“唉，Natha和我从小一起抽烟，一起吃蛋；没有他，再抽烟和吃蛋的感觉都会不同！”Natha穿梭在这些对他的无比怀恋的哀悼中，继续生活。

媒体的传播，让首席部长非常生气。他问手下：“就不能给这家伙一个什么计划参加么？”手下捧着一叠资料说，英迪拉住房计划是给无家可归者的，Jawahar就业计划是给失业者的，Annapurna计划是给饥饿者的，而Gramin Vikas计划是针对整个村子的，其他的计划是和平与发展，进口与出口，增长促进，减缓发展——没了！没有其他计划了！“那么就给他专门搞一个计划！”

当地贱民领袖也趁机高调来访，给Natha带来一件贵重的礼物：电视机。——所有人都站在媒体这边。他授予Natha花环，并宣布：“战争就要打响，Natha要牺牲，Natha要死！”在将人们的视线转到种姓问题上来的时候，他也为自己拉了把选票。

Peepli突然变得异常热闹，人们在边上开了棉花糖和气球摊子，甚至游乐场和杂技表演，以至于当地方领袖来上门探望的时候都不免说：“我从没见识过对死亡如此隆重的庆祝！”但他同时带来一个消息：“你两天之内要自杀！否则，我就把你哥哥杀了。”

警察过来包围了房子，将Natha一家保护和监视起来。一边是选战两头对Natha的威胁和利用，一边是全村人基于他的将死或不死的狂欢。这个时候，突然谁都不知道Natha是谁，是那个提着罐子准备去取水或者去大便的矮个子么？他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关心他的死？不仅Natha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摄像机，在瞭望台，在印度式的五颜六色中被淹没了。注意力就是这样一样容易被迷惑的东西，它一时在这里，一时在那里，热切地游走，却无法专注。

只有一个人，坚持在同一个地方挖掘。这个叫Hori的、胳膊只有杯口这么粗的老人，好像是几根棍子搭起来的农民，每日拿锄头挖地，不言不语。在Natha出逃的那一天，他死在了自己的茅屋里。这是一个农民的现在，也是Natha的一种可能的未来。他的土地也被拍卖，他以售卖闲耕地里的土为生。他的身体已经很糟，但每天能赚20卢比（不到3块钱人民币）的挖地，是他唯一的谋生办法。他拿着锄头，却不在耕种。他要把这土挖掉，似乎在给整个村子，或者说所有的乡村掘墓，这个农民的标志性动作，在过去是为了播种和收获，在今天是为了埋葬和死亡。最后，他死于饥饿和贫困，死于他贫贱的茅屋，留下的是茅屋边巨大的空洞。

这另一个卑微的农民的死亡，唤起了小记者Rakesh的觉醒。但小记者Rakesh也不能挽救任何人——已经死去的Hori，或者已经被安排好要去死的Natha。在围追堵截Natha的最后的混乱中，竟然是Rakesh，这个媒体的觉醒了的线人，被意外地活活烧死。所有人都达成共识：死去的肯定而且只能是Natha。Natha终于死了。故事终于有了结局，而这个结局能在所有的通向外部的渠道中得到妥当的打理和收拾。

记者兴奋地说：“他不死于谋杀，不死于自杀，而死于意外！甚至连命运都不让这个可怜的灵魂实现他最后的愿望——自杀！”自始至终，Natha的死的愿意就仅限于媒体的、公众的和政治的意识内，他没有过自己的死，就像没有过自己的生。或者说，本来他还有过自己的死，但现在，就连他的生都不存在了。记者需要线人，政客需要选票，人民需要电视，没有人需要死亡的真实。Rakesh是Natha的死的替代品，或者说，在底层的世界里，谁死都一样。Natha逃遁到了城市，和其他“先在农村被耍，然后跑去城里被耍”的人一起，用那把似曾相识的锄头，翻挖着城市的建筑工地的尘土。而他的并非自杀的“死”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好处。正如他老婆对他哥哥说的：“三个月了过去了。他丢了性命。而你却连一张贫困证明卡都拿不到。”

在这个没有英雄也没有救赎的故事里，所有的人都很本色。记者们在尘土飞扬的穷乡僻壤里死守坚持，农业部长也真的相信工业才是最终出路；中央政府凭空想象地端出“A计划B计划”给地方政府出难题，而地方政府则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和欺软怕硬的弱点，哄骗基层的选票。当然，美国种子公司是商业上永远的赢家，而在最后时刻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分子，则在幻觉中为一个遥远的，但自认为很真实的命题呐喊。死亡中的血肉被掏空，只剩下死亡的皮囊，亦如农村的生产力和生命力被抽干，只剩下空壳。在这出全体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色彩斑斓的悲喜剧里，无力者继续无力，有力者继续前行——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

有一位同学是德里大学的博士生。昨天课后说自己最近过度忧虑博士论文，reading都没怎么看。我说，你们看reading的速度肯定比我快多了，我是真的没法看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印度同学的学术英语水平都很高，运用自如，甚至绰绰有余。

可是，他说，我是农村来的，我的英语是硕士才开始学习的，之前都是用母语和印地语学习。直到硕士开始，像福柯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翻译成印地语，这时候我才不得不开始学习英语。

Sarai的几个年轻研究人员平时都不说英语，但他们却是印地语和英语间的翻译和编辑。他们说，英语能表达出的东西，以我们的能力来讲，太有限了。说这话的时候，她还是用印地语，让我的朋友Shveta翻译给我。

我之前几次来印度接触到的人，都把英文讲得、写得那么流利、顺畅而且充分，其实，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但是，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印度人，都有办法在他生存必须的范畴内，拿出“够用”的英文——不过量，也不含混。英文并没有在上海传统下的那种光环；人们对彼此的英文水平都相当宽容。即便是完全听不懂的人，如同那日暴雨下、听不懂我要他停下躲躲雨的要求的三轮车夫，也并不影响这众多无关痛痒的生活细节中的一环。

我和印度电影研究学者Ashish坐在高铁上，Ashish很兴奋，因为我告诉他这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火车。昨天晚上Ivan说他从小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极品赛车，因此开车是他的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梦想（他已经买通了教练，以扫清色弱在他开车路途上的最后一道阻碍）。那么让火车开到最快也是我们祖国的梦想吧，我想。我问Ashish，印度是不是也这么想，Ashish晃了晃头。

当对面开过，或者说为了让道而停着一辆传统火车的时候，我向Ashish介绍，这辆火车是从西安到宁波的。哇，西安啊，Ashish又有点激动，因为他对这座城市久仰。西安因为这辆原本正常，现在变成慢车的火车而变得更富于传奇。我说，似乎对面火车上的人比我们车上的人要快乐一些，各个都好像刚听了笑话一样，一边还颇有兴致地看着窗外飞过的我们呢。是啊，Ashish说，我看他们香蕉吃得好开心，一边用手比划香蕉瓜子扑克牌摊了一桌的样子。而我们周围的人呢，了无生趣地看着手机，报纸或者电脑，亦如地铁上的陌路人。我想起上回旋律回来讲她和Shyi几年前在印度坐火车时从火车顶上传来的一路欢呼，还有Atelier说起他的朋友在印度火车上被偷了包，如何跳下火车一路猛追胜利夺回，还能跳回同一部火车里的故事。

刚说完，杭州就到了。Ashish不可思议地发现人们旋即就下车了。我们没有讲几句话，就到站了。这就是高铁的神奇之处。自从开通以来，我做了不下20次，却还是感到难以置信。就像⋯⋯吃饭还没吃两口，服务员就开始急着收碗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