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今天早上煮酒酿年糕的时候因为不确定是否需要放糖，就给妈打了个电话。结果惊闻老爸已经把我的那间房间出租给了他单位的同事，人家本周六就要搬进去了！我赶紧放下酒酿、年糕和鸡蛋，跑到客厅里给爸爸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就差没有声泪俱下地诉说这间房间为我保留的重要性。

我先说我12月要回去。爸问我之前怎么不说要回去？回去几天？我说三四天。他又问，难道就因为我要回去三四天就给我常年空着这间房间？他觉得这是种浪费。可是我回家就算一个晚上要睡客厅心里都会很难受啊。我又不能让他老人家睡地板！

我说现在在北京和以前在香港不一样了，我会经常回去。但爸其实也不指望我回去，觉得路费是浪费。早先爸爸曾经提议租一间房间出去，当时我在香港觉得是个好主意，但现在我不觉得了。我是否有权利要求保留这间闲置的房间呢？

我说，这间房间里都是我的东西啊！爸说，不就是些书么？可是我怎么能控制别人对我的书怎样呢？而且哪里只是书的问题，还有墙上的画，摄影，拼贴，玻璃上粘贴的图形，书橱里堆放的小东西，玻璃下面压的明信片，等等等等，这些都已经变成我的一个部分了——用个恶心点的词语就是“隐私”。怎么突然说有人要住进去就住进去了呢？好像突然自己的过去被一个陌生人给睡了一样。我讨厌被陌生人揣测。

我说，别人住进去也不会开心的。我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间，她是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的。好吧，我承认我更担心的是，长此以往，我对我房间的影响会渐渐被她的影响取代，这间房间就不再是我的房间，我不就等于退出这个家庭了么？我的东西被她使用，那还是我的东西么？我的东西被她抚摸到一定次数，那还属于我么？除非他们把我过去十年在这间房间的痕迹全部清除，就留下中性的家具。

以前看欧洲电影里面一个很常见的情景就是一个中年人回到父母家，他们还为他的房间保留了他小时候的所有摆设和家具，他走进房间以后，他妈慢慢进来说：“自从你走以后，我们什么都没动过。”我爸不仅热衷给我整理东西，现在还要把我的房间租掉。上海这个地方本已变换无情，这下子我就算回到家里，都无可凭吊了。

爸一定是嫌我老不在家，生气了。这件事情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之内，我也不想让他为难。或许这是我从小就不懂得和人分享的下场。或许我到现在没有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构成了我，什么东西是不能分割的我。我今天以为这间房间是我，但或许有一天回头看，发现它连我的过去都不是。物质就是物质。那我到底是什么呢？骨头，脂肪和皮么？

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人无法拥有任何东西。

北大的一本学生刊物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找到我，希望我讲一些关于798的事情。我根据一位记者的采访提纲写了篇文章，写到一半，对方又打电话说不用了，只要我口头谈谈行为艺术就好了。

2003年，上海美术馆有一个介绍德国激浪运动（Fluxus）的展览。我在复旦团委办公室偷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在展览的最后两天去看了一下。记得有一些博伊斯和白南准的作品，一些拼贴，记录他们早期行为艺术的影像，以及一些声音作品。我花了几个小时在很小的区域里参观，花了十几分钟趴在一个木盒子边上听里面的声音。展厅里巡视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我：“有那么好看么？”

通过那次，我知道了这种直接的打动是最要紧的，明白与否则在次要。我现在担任教育助理，就是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推广当代艺术给普通观众，在学校教育体系之外进行一种不太实用门类（艺术）的推广工作。很多人知道我做这个，又是在798，就问我是不是做老师，是不是搞艺术。我就说，我不是做老师，是在被艺术搞。我在做另一种教育的尝试，里面有教学的部分，但比单纯所谓教学的外延要更多。我好像在推广一种表面看起来缺乏社会基础的东西，但事实上艺术的社会基础是很扎实的，人们只是被蒙蔽或者误导了。

有一天我在上海坐公交车，一个小男孩指着前面说：“这个很好看的。”他妈妈问：“这幢楼么？”孩子说：“不是，是这辆车。”这是一辆装满了空的白色饮用水桶的蓝色卡车。他妈妈直截了当地说：“这么丑的，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一次，我在上海的出租车里听到一则关于苏州河边某行为艺术家表演的新闻，被当作一个社会奇闻介绍给听众。说完之后主持人哈哈大笑，说行为艺术家有点过分，太不顾及普通人感受。

普通人对待艺术的态度不是歧视就是避让，因为艺术映照之下的生活有点好笑，而生活映照之下的艺术又有些荒诞。其实艺术跟生活的很多事情相比要正常得多。我还不太了解北京这座城市，但每天在交通工具里觉得这里的人们行为举止经常出人意料。能感觉到的是，相应地，他们对艺术的宽容度也高一些。这是我对这座城市乐观的地方。

我相信人人都有理解艺术的权利，艺术也有被理解的权利。艺术家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好像他们存心躲在暗处捉弄生活，愚弄观众。而事实上，真正优秀的艺术家都真诚地过着本色的生活，绝无歧视观众的倾向，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来处。而观众又往往低估自己了解艺术的可能，把艺术放在一个无限高大或者无限荒谬的位置，仿佛自己和艺术家在世界的两极。其实艺术恰恰像弹簧一样可伸长可缩短。优秀的作品直达人心，又充满了不确定。前者是艺术推广的基础，后者是推广艺术的价值。(戛然而止）

Picture: Joseph Beuys, 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1974.

在德国的Ben跑到维也纳去三日，写blog称其为“失落之城”。看照片是雾蒙蒙的淡薄秋意，文字里面却丝毫没有解释“失落”的意思。

要讲失落的城市，人人心里都有几座。除了身在其中的城市，过往居住停留过的任何城市，只要稍微有些事端，总只能蒙上灰灰的、不再可得的失落感。如欧洲城市般一成不变，或如亚洲城市般朝令夕改，在这一点上都是一律。

所以有朋友问我北京如何如何，我一下子倒说不起来。概括起来，今天记不得昨天的事情，明天也不会记得今天的事情。但每天都能遭遇一点乖张的情形，收集一些珍贵的信号，就已经很满足，情感上既不眷恋也不希冀，单单应付每日的感官刺激就很忙碌——这也未尝不是理想的城市和理想的生活。

今天的收获是请病假偷看了首都博物馆最后一日的《潘玉良画展》，由今天新认识的中文大学艺术系研究生Raphael作为专门导览。Raphael专门研究潘玉良的一系列裸体作品，但感叹对于潘玉良的生平，尤其是她1937年之后40年的旅法生涯所知甚少。潘玉良原不是一位美女，但她的自画像里却体现了一股不凡的气度，令人肃然起敬。人们总爱论说她的生平，甚于欣赏她的创作。我今天才有机会亲眼见到200多幅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作品。据说潘玉良1977年在巴黎逝世以后，一直到1989年法国政府才同意将潘玉良生前的作品归还给潘赞化在安徽的家族，但后来这些画还是归入了安徽省博物馆的馆藏。

有趣的是，潘玉良用印象派的风格绘画了一些中国的山水人物画，近处的小桥流水植被无不令人想起雷诺阿，但一瞥远处竟然是两顶中国凉亭。另有几件沙滩母亲裸体哺乳的图片也很细腻温婉。潘玉良自上海时期始就是学习油画，一度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艺专的教授，后来在巴黎高等艺术专科学校和罗马也曾研习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但个人却深受印象派的影响；然而，奈何她到了五六十年代却突然在巴黎进行了大量国画手法的娴熟创作，Rapheal也觉得匪夷所思。再者，潘玉良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创作年代和标题，令她在巴黎的岁月愈发漫灭不清。她的天资同她的寂寥都凝结在了她一幅幅的自画像上。

自从年初回内地以后，就一直通过电邮知道Linda从发现病情到化疗、电疗、出院，现在又重新回到医院里面的情况。刚开始我还偶尔发表只言片语，现在就什么也不说了。我帮不上她。我们在314的时候，我看着她吃泡面，她看着TVB的连续剧，不时哈哈大笑。

后来她病了，我想，她无聊了大概可以看看我的blog，就给她我的blog地址。但后来我自己也不能常写了。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死的问题。但如果我说我不得不因为她的状况而更加渴望强烈地活着，那依然只是我对我的问题的解决，对她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倘若总是说，这件事情给我的“启示”，听起来不免有点置身事外的轻巧，可人和人在这样的时候就真能隔得如此遥远，那座勉强联结的桥梁就只能是同肉体分离的某种精神的架构。

今天爬（红叶已经凋零了的）香山的时候，一群咨询公司的朋友们谈论着经济的形势，职业前景，报销发票和未来的出国。几个男生居然爬得气喘吁吁。天气不好，爬到山顶往下看是雾海茫茫。我们排队半个多小时后发现缆车单程居然要50元，就从栏杆后面爬出来，一路冲下山，结果到了底下他们开始双膝发颤。

夜幕降临，我一狠心打了巨贵的车赶回静安庄的邮局，争分夺秒的四环到三环，结果赶到邮局还是六点半过去了7分钟。我拼命敲打玻璃大门和玻璃侧门，最后只引来了一位保安，隔着玻璃门接过我递给他的一张包裹领取单，无限同情地说，包裹储存的房间已经锁掉了。身背后，一位老太太的声音劝解地说：“他们邮局一到点就关门的……”我给了保安眼泪汪汪地最后一瞥，离开了玻璃门，在隔壁餐馆吃了一碗四块钱的炒饭，以弥补刚才的巨额车费。因为情绪沮丧，给Ivan打了一个多小时的投诉电话，从炒饭一直打到麦子店的家，中间起起落落，折腾不已。

回到家，看到PL的留言，问我是否了解Linda的近况。我回想了一下那种种曾经以为是“绝灭”的情形：和父母走散；数学成绩低迷；高考前失恋；父母同时下岗等等。有些只是虚惊一场，有些真的发生了。但无论如何，事后发现原来都有回旋的余地。那“余地”，我原先以为是生活给我们透气的窗，现在看来是我们生命延续的犒赏。我还是没想清楚面对这条还在增长的生命的策略。我依然是我的和他人的负担和意义——但我猜想，Linda羡慕着我的任何一天。

前几个星期PL来北京的时候，天气特别好，导致我们絮絮叨叨讲了北京不少好话。临走的时候她提出生日礼物，我觉得没有必要。毕竟我们认识的时候年纪都已经不小了，不像是从少年时期过来的那种朋友，好像总有些小事情要讲究，否则就不太算朋友了似的。

想起PL就要想起很多个夜晚的中大山路，被蚊子叮得满满的，还在路灯下攀谈，谈得有点歇斯底里，笑声狠狠撕碎新界的和谐夜空。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来自城市正常家庭的正常孩子，缺乏传奇，但细碎之处端详、回顾或展望起来实在彼此着迷。好像在中大的第一个十一月，我们讲了一个通宵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完全是两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却在一本正经吸收所谓后现代知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拥有一个把我们当男孩那样针锋相对着养大的父亲？

香港的日子，基调是孤独，因此吹嘘了一大堆的庸人自扰。如果没有PL，我或许会写更多blog，看更多书，读书更努力——也许会更痴呆，但一定会更孤单。我越来越觉得人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呼应的动物，只是有时候机会渺茫起来觉得没有被呼应的希望，所以就消沉些，自我些，忘了那些呼应的可能。如果说出去的话都被反弹回来或者折去了不知道什么别的地方，或许我不仅不会再开口说话，对人本身都会失掉兴趣。PL是那种我说什么她都知道我的意思，精确到毫米的人；是那种能够不断说任何话题，迂回往复而不减损掉兴致和趣味的人；是那种给我莫名的心安，却自称经常会焦虑的人。

我拖了一个礼拜才补上这篇文章，还是在办公室里，实在不很圆满。不知道对PL的生日来讲还有没有意义。我真想在你这样的朋友身上花更多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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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自己很适合唱陈慧娴的歌。她的歌，像徐小凤的歌那样，叫我想念香港，不是七八十年代的，而是九十年代的香港，好像香港像回忆起来的那样美丽。

今天出门的时候闻了闻围巾，发现臭了。以前上海的冬天，我把围巾裹到鼻子那里，可以一直闻围巾上的香味，回收呼出去的热气，一个冬天就好像可以自给自足地过掉。但为什么冬天还没开始，围巾就已经臭掉了呢？总之马上换了，晚上扔进洗衣机里。

Jessica从北京回上海的时候跟我讲，北京的路上有一股臭味。“你不觉得么？”她问我。我想路上的臭味是汽车的尾气，比较浓烈的倒还是公交车上的气味，这个气味有点像大学男生宿舍的味道减去潮湿发霉的味道，就等于久不洗澡的味道。空气干燥的环境里，洗澡确实是对肌肤保湿不利的。（我自己身上每天冲刷越洗越燥的皮就是个范例。）Ji说公车上那些尘土堆满的肩膀多是农民工的，我的理解是，上海的公交车太贵了，以至于农民工都不能负担，所以上海到哪里都不容易有异味。

北京的公交车，如果有卡的话是4毛钱，上海公交车一旦上去不开空调也要2块，现在开始搞一个半小时之内的换乘优惠，总算偶尔能减掉5毛。这个时候，北京的地铁已经宣布最远2块钱了。

可能要在北京保持永远好闻只有涂香水了。

九月尾来北京的两天，天空是咖啡的。我不信这个城市不会给一个干净的季节，就决定回来这里呆着。等她的秋天。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我和郁达夫是一样的心。为了这个北京的秋天（或许也为了这里的冬天，冬天的暖气，乃至来年的奥运），我不远千里，辞了甜蜜的上海的工作，来这里过秋天。

南方的人问：为什么去北京？北方的人问：你能习惯么？说实话，在他们提问的时候，我已经有点雄壮起来。这种雄壮呢，就好像生活更加生动了，又更容易掌握了，更自由了，又更有盼头了。我在香港没有觉得，在上海也没有觉得，但在北京，就算是目的不明地，也确实感到了也感到了那目的不明的动力。

秋天的午后，走出办公室的院子，听到刷刷的落叶，在金色的光里洋洋洒洒，最后纷纷果断地掉在地上，好像能清醒地触摸到远处那一片的明晃晃，伸手就能把阳光抓牢。可是北京这秋天的阳光却如此大方，那想要拥抱什么的我，在这慷慨的富裕中是多么的细小而幸福。

前两天还和来北京出差的PL讲起北京这样的地方，爱的人爱她要命，恨的人恨她要死；凡是同她有过关系的人，都会留下段一言难尽的心肠。PL说，广州单薄得只有一层，深也好，浅也罢，就是要了全部，也就那么一层。我说，上海呢，可能比广州多了两层，可是挖了两层之后就是一个硬壳，怎么敲都敲不开，真要用了武力，只能是玉石俱损。只有北京，总要纠葛得挖掉半颗心来还想不明白。这个坦诚的城市最擅长给人制作精美诡谲的梦想，并教人品尝这梦想的悲凉。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郁达夫这个浙江人真知北京么？不知道。姑且，他是知我这样的南人了。

最近在安顿中。什么都带来北京了，除了电脑的电源。暂时先拿昨天晚上的一篇东西充数吧。文章是给老东家的杂志的，讲的是我离开那里搞的最后一个活动（搞完就走了）。北京的事儿呢，留着以后慢慢儿讲。

2006年夏天，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向我诉说在云南乡下办理一张出国签证的离奇艰辛。作为同一个学术会议的代表，他不经意间说起了他所从事的纪录片拍摄。我接茬说：“那你知道‘云之南’么？ ”这次轮到他惊讶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伦敦西北角一所大学拥挤的餐厅角落里，听到这三个（至少在他以为）很少为人所知晓的名字。

我和“云之南”的关系纯粹是因为我在这个纪录电影节诞生那一年选修了积极参与筹备的吕新雨老师的“纪录片”课程。2003年是我开始接触纪录片的一年。不仅上课，拍片，疯狂复印了好多本台湾版翻译的纪录片书籍，还在设备简陋的新闻系放映室里看了不少精彩的纪录片。这些都拜吕老师所赐。那个时候她刚刚采访了好些中国纪录片导演并出版了《中国新纪录运动》一书。也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云之南”三个字开始在她嘴里蹦来蹦去。

那时，组织播放纪录片仍然不是一项讨好的尝试。在课程要求范围内播放的纪录片经常遭受被学生提前离场的事情，而非课程范围内播放纪录片时，空荡荡的放映室里不时凸现三两个孤单身影。但这从来都不困扰吕老师，也不困扰播片子的人，譬如我。每次听到“云之南”，就好像听到了远方呼应着的什么人。吕老师从昆明回来，又带回好多国内最新的独立纪录片和各种评价。

完全不能想到的是，四年后的我竟然能获得“参与”“云之南”的机会，并且在证大现代艺术馆把“云之南”过往三届的回顾展映带到上海的普通人中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个由云南省社科院主办的，凝聚了强烈的民间力量的纪录运动。放映的结果证明，在遥远的上海，有人非常热切地希望看到中国民间的纪录影像，了解别处的和当下的生活，了解生活被纪录的意义。每一场的满座和开闭幕式的爆场，以及播映之后同作者的讨论，都反映了人们对表达和被表达的需要。

活动之前，我曾有一种想象：上海是一座对纪录片冷感的城市，因为纪录片的立场是同情的，隐讳的，触及生活痛处的；而日常之中我能感知的上海则是显豁的，诉诸利益统治的现实的。活动之前，主办方也一再告诉我，像纪录片这样的东西，知道的人自然知道，想看的人自然想看——言下之意，并不对从未接触的人群怀抱太大的希望。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十分间接地伴随了“云之南”成长并经历过纪录片在大学校园的清冷境遇的人来说，这次面向校外人群的展映场面是很长信心的。至少，我一下想起去年夏天那位云南兄弟听到我说“云之南”时的欣喜和讶异的眼光，觉得是对那眼神的一种慰藉。

从事纪录片的人总有一种低调的倾向。有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某些可能性。

刚才溜达到一位学姐的博客上，看到康奈尔的中国学生演出的照片，满眼的粉红翠绿配合了粉黛裙钗的民族歌舞，桃花扇，柳叶眉，婀娜多姿，顾盼生辉，仿佛听到了茉莉花。

虽说不这样不足以最直接地勾起海外华人的民族情结，但单纯看照片还是有点老土。国内的万千变化在国外华人的喜庆场合一点体现都没有，恐怕是人到了异乡总想抓住一点传统的东西使然。这传统在国内已经不是传统了，国外的中国人，只要和国内有点联系，总也是知道的。但想来想去，要能够起一点集体情绪的东西还有什么呢？那些符号，在国内大城市都不想再提了的，在国外寂寞中看看却也不算扫兴，甚至好像能勾起什么回忆——纵使这回忆在青年学生来讲也不过是对儿时“春晚”的合理想象。

在要去找“现在中国”的文化象征的时候，我们没有收获，因为我们没有创造。所以ivan旅居美国多年的舅舅组织的华人社团大合唱还是叫“黄河”；爸爸的一个朋友在新泽西奔驰的SUV中高声播放着高胜美。他们的梦可能凝固在了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但是我们留在这里却面临着相同的，没有超越粉红翠绿的局面。这样，康奈尔的中国学生联欢会至少还是温馨的聚会。

在被北京的雨水反复浇灌了两三次之后，我回到了期待台风的上海。飞机下降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颠簸得很厉害，我扯着记载最近几次空难事故报道的新京报，扑通扑通地想：折腾的极致也不过如此。

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像，我们彼此也越来越理解，却越来越不一样。

对于所有关心Josh的人——他过得还好，只是患有轻度的回国综合症，表现为对社会话题和自然环境的不适应。不过他会适应的，就像所有已经回国和早晚要回国的人早晚会适应的一样。

我住的那间房望出去是一个罗马风格的宽阔广场，火柴盒一样的高楼，和两百米外就看不见的立在楼顶的红字。每天早上九点，大妈大爷准时在罗马广场上练习跳舞。那个音乐听得靠在窗前的我很怀念。

那雾蒙蒙的有很多东西的空气里，人们尽力活得如平常，甚至比平常还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