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尾来北京的两天，天空是咖啡的。我不信这个城市不会给一个干净的季节，就决定回来这里呆着。等她的秋天。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我和郁达夫是一样的心。为了这个北京的秋天（或许也为了这里的冬天，冬天的暖气，乃至来年的奥运），我不远千里，辞了甜蜜的上海的工作，来这里过秋天。
南方的人问：为什么去北京？北方的人问：你能习惯么？说实话，在他们提问的时候，我已经有点雄壮起来。这种雄壮呢，就好像生活更加生动了，又更容易掌握了，更自由了，又更有盼头了。我在香港没有觉得，在上海也没有觉得，但在北京，就算是目的不明地，也确实感到了也感到了那目的不明的动力。
秋天的午后，走出办公室的院子，听到刷刷的落叶，在金色的光里洋洋洒洒，最后纷纷果断地掉在地上，好像能清醒地触摸到远处那一片的明晃晃，伸手就能把阳光抓牢。可是北京这秋天的阳光却如此大方，那想要拥抱什么的我，在这慷慨的富裕中是多么的细小而幸福。
前两天还和来北京出差的PL讲起北京这样的地方，爱的人爱她要命，恨的人恨她要死；凡是同她有过关系的人，都会留下段一言难尽的心肠。PL说，广州单薄得只有一层，深也好，浅也罢，就是要了全部，也就那么一层。我说，上海呢，可能比广州多了两层，可是挖了两层之后就是一个硬壳，怎么敲都敲不开，真要用了武力，只能是玉石俱损。只有北京，总要纠葛得挖掉半颗心来还想不明白。这个坦诚的城市最擅长给人制作精美诡谲的梦想，并教人品尝这梦想的悲凉。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象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郁达夫这个浙江人真知北京么？不知道。姑且，他是知我这样的南人了。
Thursday, October 11, 2007
最近在安顿中。什么都带来北京了，除了电脑的电源。暂时先拿昨天晚上的一篇东西充数吧。文章是给老东家的杂志的，讲的是我离开那里搞的最后一个活动（搞完就走了）。北京的事儿呢，留着以后慢慢儿讲。
2006年夏天，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向我诉说在云南乡下办理一张出国签证的离奇艰辛。作为同一个学术会议的代表，他不经意间说起了他所从事的纪录片拍摄。我接茬说：“那你知道‘云之南’么？ ”这次轮到他惊讶了。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伦敦西北角一所大学拥挤的餐厅角落里，听到这三个（至少在他以为）很少为人所知晓的名字。
我和“云之南”的关系纯粹是因为我在这个纪录电影节诞生那一年选修了积极参与筹备的吕新雨老师的“纪录片”课程。2003年是我开始接触纪录片的一年。不仅上课，拍片，疯狂复印了好多本台湾版翻译的纪录片书籍，还在设备简陋的新闻系放映室里看了不少精彩的纪录片。这些都拜吕老师所赐。那个时候她刚刚采访了好些中国纪录片导演并出版了《中国新纪录运动》一书。也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云之南”三个字开始在她嘴里蹦来蹦去。
那时，组织播放纪录片仍然不是一项讨好的尝试。在课程要求范围内播放的纪录片经常遭受被学生提前离场的事情，而非课程范围内播放纪录片时，空荡荡的放映室里不时凸现三两个孤单身影。但这从来都不困扰吕老师，也不困扰播片子的人，譬如我。每次听到“云之南”，就好像听到了远方呼应着的什么人。吕老师从昆明回来，又带回好多国内最新的独立纪录片和各种评价。
完全不能想到的是，四年后的我竟然能获得“参与”“云之南”的机会，并且在证大现代艺术馆把“云之南”过往三届的回顾展映带到上海的普通人中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个由云南省社科院主办的，凝聚了强烈的民间力量的纪录运动。放映的结果证明，在遥远的上海，有人非常热切地希望看到中国民间的纪录影像，了解别处的和当下的生活，了解生活被纪录的意义。每一场的满座和开闭幕式的爆场，以及播映之后同作者的讨论，都反映了人们对表达和被表达的需要。
活动之前，我曾有一种想象：上海是一座对纪录片冷感的城市，因为纪录片的立场是同情的，隐讳的，触及生活痛处的；而日常之中我能感知的上海则是显豁的，诉诸利益统治的现实的。活动之前，主办方也一再告诉我，像纪录片这样的东西，知道的人自然知道，想看的人自然想看——言下之意，并不对从未接触的人群怀抱太大的希望。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十分间接地伴随了“云之南”成长并经历过纪录片在大学校园的清冷境遇的人来说，这次面向校外人群的展映场面是很长信心的。至少，我一下想起去年夏天那位云南兄弟听到我说“云之南”时的欣喜和讶异的眼光，觉得是对那眼神的一种慰藉。
从事纪录片的人总有一种低调的倾向。有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某些可能性。
Monday, September 24, 2007
刚才溜达到一位学姐的博客上，看到康奈尔的中国学生演出的照片，满眼的粉红翠绿配合了粉黛裙钗的民族歌舞，桃花扇，柳叶眉，婀娜多姿，顾盼生辉，仿佛听到了茉莉花。
虽说不这样不足以最直接地勾起海外华人的民族情结，但单纯看照片还是有点老土。国内的万千变化在国外华人的喜庆场合一点体现都没有，恐怕是人到了异乡总想抓住一点传统的东西使然。这传统在国内已经不是传统了，国外的中国人，只要和国内有点联系，总也是知道的。但想来想去，要能够起一点集体情绪的东西还有什么呢？那些符号，在国内大城市都不想再提了的，在国外寂寞中看看却也不算扫兴，甚至好像能勾起什么回忆——纵使这回忆在青年学生来讲也不过是对儿时“春晚”的合理想象。
在要去找“现在中国”的文化象征的时候，我们没有收获，因为我们没有创造。所以ivan旅居美国多年的舅舅组织的华人社团大合唱还是叫“黄河”；爸爸的一个朋友在新泽西奔驰的SUV中高声播放着高胜美。他们的梦可能凝固在了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但是我们留在这里却面临着相同的，没有超越粉红翠绿的局面。这样，康奈尔的中国学生联欢会至少还是温馨的聚会。
Thursday, September 20, 2007
在被北京的雨水反复浇灌了两三次之后，我回到了期待台风的上海。飞机下降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颠簸得很厉害，我扯着记载最近几次空难事故报道的新京报，扑通扑通地想：折腾的极致也不过如此。
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像，我们彼此也越来越理解，却越来越不一样。
对于所有关心Josh的人——他过得还好，只是患有轻度的回国综合症，表现为对社会话题和自然环境的不适应。不过他会适应的，就像所有已经回国和早晚要回国的人早晚会适应的一样。
我住的那间房望出去是一个罗马风格的宽阔广场，火柴盒一样的高楼，和两百米外就看不见的立在楼顶的红字。每天早上九点，大妈大爷准时在罗马广场上练习跳舞。那个音乐听得靠在窗前的我很怀念。
那雾蒙蒙的有很多东西的空气里，人们尽力活得如平常，甚至比平常还要正常。
Tuesday, September 11, 2007
时间：2007年9月10日
地点：我房间
人物：方韶慧（3岁，我表姐的女儿）
语言：上海幼儿普通话
主题：这什么啊？怎么玩啊？
她现在迫切需要知道所有事物的“名称”，但还不到问“为什么”的阶段。但即便是这个“是什么”的阶段已经令我很难招架。譬如经过一个小花园，她会问“这是不是公园？”那么什么算是公园呢？我时常就要问自己这种问题。还有，她会觉得穿成那样的韩国人不是人。但她慢慢自己会知道什么是人，这一点很神奇。 她还会指着地面问：这是什么？有时候是一个螺蛳壳，有时候是地面没有修补平整的小洞。她的个人经验比较少，所以要引发她过去的体验来说明清楚一个名称就很难——譬如她并不认为她吃过螺蛳。但一个螺蛳和一个很浅的小洞对她来讲是一样重要的。 她很乐于接受我给她的任何名称，而且总往积极的方向去想这些东西。她脑子里面还很少有“否定”的或者“消极”的概念。所以她给我一本“上海黄页”要我给她讲故事，我就用抑扬顿挫的语气读上海的地铁线路或者关于汽车保养的贴士，她就不时哈哈大笑，搞得我自己也觉得这段话很high。但她是有自己对故事的选择的。有时候就会说：不要讲这一页，要讲那一页。
她现在正处在《百年孤独》里霍·阿·布恩蒂亚和乌苏娜两口子刚刚迁徙到印度安村庄的时候的状况：“这块天地还是新开辟的，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但她不只是“指指点点”，她要问的。现在正是她对事物本身正是最最敏感的。我每说一个名称，她就要跟着重复一遍，我想很快她就会知道很多名字，或许就要开始问“为什么”了。最后，她或许就不再问为什么了，也可能什么都不问了。也可能她一辈子都会问呢。
所以要是她不去记住这些名称，是不是会更好呢。
Saturday, September 8, 2007
经过母亲和他自己的无数挣扎，8月29日刚过几分钟，早产的Muffin就来到了这个世界，降落在香港。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当姑姑，但Muffin出生的消息本身已经叫我爱上了他。他的爸爸是我最最亲爱的表哥，我们像亲兄妹一样一起成长。因为他爸爸在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一个小孩有着一股天然的联系。
我并不特别喜欢小孩，尤其不是那种无条件喜欢小孩的人。但这个孩子，我突然觉得，无论他属于那种类型，我都会爱他，因为，我对他有信心。
几天前他才在暖箱里第一次睁开眼睛。哥哥给这张照片起名Outlook。
到他25岁的时候，我要50岁了。
Friday, September 7, 2007
这几天房东的男人突然开始休假。我深夜回来，他会在打游戏的间隙流露一句：这么晚回来……我说，最近比较忙……艺术博览会……不多久，他就睡觉了，好像就是靠游戏支撑着，等着看我什么时候回来，甚至究竟回不回来睡觉。他还是开始怀疑起我的所谓“艺术馆工作”的实质了。于是我就更少狡辩似的说明了。像我这样朝十晚十二的生活习性和无法表述清楚的工作内容，在浦东农民的后代看来总是不属于人间正道。
但是什么是一份正当的工作呢？艺术家的工作很正当。画廊的工作更加如此。这几天混迹于蜂拥到SHContemporary的国内外画廊，Dealer，Collector和艺术爱好者中，艺术作品变成了最正常的字眼，是商品，是视野，也是情趣。无数捕捉的目光挑剔地悬浮在上海展览
中心沙皇俄国没落风格的宫廷建筑内。忽然间，他们再次发现了中国除了工厂以外的投资，北京以外的处女地。暮色降临之后，艺术圈就在这座城市的各处川流不息，交往不止。VIP们对艺术品的热望比房地产商对土地的热望要玄妙那么一点点。
但晚上看到一群拍卖行的贵人赶场到展厅接受艺术家的悉心介绍的时候，那又是商品，又是事业，还是情趣的雕塑，就怎么什么都不是了呢？倒是回想起展览中心的保安大口咀嚼顾德新摆在外面的几十平方米的苹果，热情帮观众装一件装置作品里面几百公斤的泰国香米的时候，他们居然在一份展览维护的正当工作中享受到了天真的乐趣。
PS:右图是从反光镜中看到的一大堆目前还很新鲜的苹果（顾德新，2007，上海展览中心7号门附近）
关于 “热情帮观众装一件装置作品里面几百公斤的泰国香米”：这也是一件外国艺术家的作品，名字叫做“嗨，有钱人”之类。在一个一堵墙那么大，一米深的玻璃后面是一大堆优质香米。两位保安很高兴地招呼路过的人用塑料袋来装米回家，因为大米消失之后，墙上会露出作者的绘画作品。
Thursday, August 30, 2007
去年夏天在布拉格的倒数第二天，旅馆房间里搬进一个独自旅行的美国人。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塞浦路斯移民，长着标准的卢浮宫古希腊雕像上（通常已经被敲掉）的那种鼻子——但他通常跟他的美国朋友说他是该死的希腊移民（因为他不想费口舌跟他们解释塞浦路斯是什么东西）。
他一放下行李就吵着要去找当地好的Jazz酒吧。真不知道他check-in之前有没有了解到我们这间青年旅馆以出奇的便宜，地段出奇的偏僻，和出奇的rock而闻名。因为我和Ben（那个积攒了一年打工钱来法国找女友最后分手在布拉格生病的文学青年）都十分疲倦，他那天晚上也终于没有去成。
在我们去吃饭的路上，我不知为何问了他关于新奥尔良的情况。他说他曾在那里呆过一年，那真是世上少有的好地方。虽然形容词都被我忘掉了，但我记得仰望他时候那个陶醉的深情。“那么现在呢？”“没了，没了。完全恢复不起来。政府的责任。”
刚刚在《经济学家》上看到一篇文章证实了一年前他的这番话。由于联邦政府行动缓慢，又逼迫路易斯安娜自己去讨钱，而州政府又羞愧于自己曾经夸口的抗洪工事的不管用，Katrina刮走两年后的今天，新奥尔良除了招揽旅游的旧城区以外，大部分地方仍然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不仅居民人口只剩原来的58%， 这里已经变成了全美谋杀率最高的地方，而谋杀犯由于缺乏警力的追捕而不得不在街上闲逛。看来防洪抗洪不是美国的特长，灾后重建也不是。不过碰巧今天早上又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几个设计师提出的沿密西西比河的一些公共空间改造方案，看来重建也确实在进展中，只是不能像中国造东西那么迅猛。新奥尔良还能不能恢复往日的风情还是一个疑问，只是相对于三峡周围那些被淹掉的城市，她至少还有一些机会。
半个月前在工厂改造的艺术区莫干山路的一个画廊里听了一场爵士乐，其中有一首乐曲，是乐队专门写了献给新奥尔良的一家名叫Café du Monde的咖啡馆的。突然想到有一家同名的餐厅就在我办公室的60米外，生意永远比不上隔壁可乐无限续杯的美式快餐MoonRiver——尽管前者的老板和服务员都说美语，食物要精致得多，墙上挂着新奥尔良80年代的爵士海报，甚至永远只放Armstrong和Fitzgerald。
PS:网上看到新奥尔良的这家Café du Monde以一种叫Beignet的法国面包见长，看了照片很馋，揣测有点像上海的糖糕。有人吃过么？
这段日子我证明自己不是非写博客才行的。问我，就说“我连生活都来不及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我之前住的地方毛胚到了没有空调，汗如雨下的夜里，呼呼喘气的电脑是不能碰的。现在住的地方有空调了，今天手忙脚乱地在隔壁房东的房间捣鼓了半天，终于又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爬上来了。可以开口了，只是不能计较有没有人听了。
这么细碎的细枝末节又有谁要知道呢？ivan前两天说：“我在积累。”不是汹涌澎湃的积累，是耐心接受的那种——好像只有在一个人的老家才能有耐心接受生活的自由。
但这个八月，我们在，别人却走了。可能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人走，只是因为今年我们在这里才以为很多吧。其实每天都很多，每天也都只能这样平静。有一个去荷兰的姑娘，临走留了一个崭新的博客地址给我，好像这根棒子永远应该在那些行走中的人手中。写诗的给我发来这条短信：我到波士顿了 还睡了个大觉 这里简直就是美国恐怖片里的样子 一幢幢房子藏在树堆里 完全看不到人 真是想念上海 想念你
这就是cherie到那里的第一首诗了。
走掉的人都是浪漫的，回来的人却拔也拔不出来。不曾离开的人呢？是不是过得陶醉又安然？
昨天晚上听了一首爵士风格改唱的歌，今天wiki了一下才知道是披头士1965年一张唱片里的歌曲。两年以后在美国西岸生出了一个人，27年后这个人的葬礼上又放了这首歌。他叫Curt Cobain。
不过我还是喜欢女人唱这个歌词，就好忘记列农的利物浦，装上自己的东西，上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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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个星期，一位表姨在我家说起她去年夏天的窘困。到了夏天末梢的时候，她不好意思继续重复替换那唯一的三件T恤，终于去上班地方的隔壁买了现在这件粉色的无袖衫。“诺，就是这件。”还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今年夏天我对购物失掉了愿望。饶有兴味的挑选状态不见了——在第n+1件衣服上花钱是件索然无味的事情，对生活，对工作，对人品都没什么好处。
我已经完全想不起这曾经给我带来的愉悦是刺激了我哪根神经。
二
昨天晚上吃饭的隔壁坐着一个13岁的重庆女孩。
她说话的时候会看着我的眼睛。“我三岁的时候重庆变成直辖市，之后的变化就很大。三岁以前的事情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当时放了四天的假。”
重庆变直辖市那一年我已经发育完毕了。至于13岁的时候的那个我的状态，在看到她的时候迎面扑来。
13岁女孩的样子，不管是1971年，1981年还是1991年生，都是一样。豁然开朗式地澄明和富于理解和同情的心，处在青春期的暴雨降落以前的平静里。那是一个无比静谧的年龄，——但也只有那一年。
离开的时候，我看着她13岁的微驼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