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最近季节更迭得厉害。

昨天接待一团SwedishInsitute和瑞典领馆的女人，她们说6月22日晚上有件大事，有一家很厉害的IceBar要开幕，里面什么都是冰做的，除了冰杯子里的Vodka。又说太阳节要到了，他们要特别庆祝，因为这在瑞典是个大节日。“可是我们这里没有晚上10点还在脚边刺眼滞留的阳光。”我说。

三年前在蒙克艺术馆演奏厅里看到一幅一堵墙高的油画，那幅作品纯然地表现太阳光，还有北欧人对阳光的热望。墙根底下，一个路过的中国小孩忘情地在一台三角钢琴上练习。后来我买了这张海报送给ivan，他挂在巴黎的宿舍里一年，搬宿舍的时候不知所终。

可是我们只有黄梅天。而我又没有雨伞。今天早上下楼等了一会儿，发现雨更大了。我叫住一个保安，问他讨伞。

保安说：“我们保安只有雨衣，没有雨伞。”

我看看他的自行车，说：“那么你骑车带我去大拇指广场吧！很近的！”

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后坐，说：“被我们领班发现要说话的。而且，我带你，你也还是要淋雨啊！”

“那么也比我走过去淋得少啊！”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拿伞呢？”

“我没伞。”

“你不住在这里么？”

“我住在这里。”

“那你为什么没有伞？”

“我住在这里，但是我没有伞。——我为什么不能没有伞呢？”

……

最后我拉了一个下楼来的房产中介男走进了雨里。他的伞有亭子那么大。

所以每个地区的情况，因为天气的缘故，相差很远。

The Sun, By Edward Munch, 1912, Munch Museet, Oslo.

伦敦申奥成功紧接着地铁爆炸的事情好像还就在跟前，2012奥运会的标志已经公布出炉了。

今天早上爬起来，看见这个长得什么都不像的标志穿梭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一时真是没了想法。伦敦奥运官方网站上说，这个酝酿一年的标志旨在通过它的“运动，现代和灵活”来传达“每个人的奥运”这个主题，同时也希望配合多媒体科技的制作和确保其在商业上的成功。

不过这个logo一夜之间已经听取骂声一片了。有人取笑它是“印在八十年代滑雪衫上的涂鸦”，而BBC的网上调查显示，80%的人讨厌这个标记。比较有意思的批评是说这个标记缺乏整体性，看起来像一张“四分五裂的伦敦地图”；比较蛮横的比喻则是说它像一个“裂开的纳粹十字”。

姑且不论设计本身的美学评价，也不说那个配合宣传logo用的片子（跟张艺谋的北京奥运宣传片的构思也差不了太多），从我个人来看，伦敦2012年奥运会会标最终摒弃了“一条绕过泰晤士河的黄丝带”的方案，恰恰显示了伦敦这座真正的国际性都市的气魄和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大国的视野。比照北京奥运的“京”字和金镶玉的奖牌设计，中国明显还处在一个让世界了解，甚至是生怕世界不了解，抑或是怕2008“不够中国”的外宣阶段，这表明中国仍是一个在文化地位上迫切需要认可的上升国家。而对于2012年的伦敦而言，他们在logo中对民族性的削弱和对时代整体性的把握，说明他们的外宣进入了下一个更为世界性的阶段。雅典奥运的logo要回应奥林匹亚在希腊的辉煌传统，北京奥运的logo要有中国篆刻的印记，这固然是对民族文化资本的利用和彰显，但也未尝不是在强调自己和别人的“不同”，未尝也不会造成一种淡淡的疏离。

不去绕什么“全球化本土化”的问题了。总之，logo最狠的方面就是它的唯一性和强迫性——它们先天是某个公共事件的独子，又同某种潜意识上的引导共谋。即便诞生了福娃这样的，我们也不过就是腹诽罢了。

昨日六一，收到网上流传的7080年代出生的怀旧音乐，图像，电视等等，发现怀旧已完全不能引起我的情绪。倒是艺术馆里拉来一干干幼儿园的小孩来参观和画画。虽说照例是很土的，受到馆内人士反感的，完全没有创意的六一活动，但小孩子是不知道的，很容易开心。这个社区周围的孩子以操双语的亚洲娃（我都不能肯定是不是中国娃）和混血娃为主，来自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老师和家长也是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的前后左右忙不停，是一派同我的幼儿园和小学时候所不同的景象。

挑衅爱琴海的小女孩和给她捡石子的爸爸。

垂钓的人。

余晖里抱着女儿的爸爸和驶远的邮轮。

鸟岛的夜晚，Efes啤酒，码头上的行人，奥斯曼城堡和带我来参观的Eric（最右）。

我没见过的邻居，在我离开的时候在阳台上抱着孙子向我告别。

鸟岛小巷的上午。

送我柠檬盖着的贝壳的好心男孩，在伊兹米尔。

伊兹米尔海边广场上的想买鸽食的小女孩。（就是前几天新闻里说刚刚发生大游行的地方）

刚想来个正脸就不情愿了起来，她哥哥拉都拉不住。

走了一遍感冒各症状流程，中药和西药混杂着乱吞一气之后，咳嗽部分进入尾声。所有人都说细菌引起的感冒是同药物治疗没有关系的，康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像万事万物都是这么一回事，但我们碰到问题还是想吃药。

感冒带走了我一个星期的娱乐生活和文化生活。现在我终于有时间看别人的blog，那些一如既往地在稳定轨道上运行的生活者们，电影，书籍，舞蹈，旅游，都在给他们持续的启迪。可是我的娱乐生活和文化生活恐怕要一去不复返了。我还不知道如何在工作之余使用我的健康。

当我深入到具体的细碎的工作中去的时候，我的心就缩小了。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看到这个世界上左边远处的一点和右边某处一点的关系。每天接受的信息太多，存不下来又没时间反刍，就只好作为情感暂且囤积，届时靠回忆打理。今天在闭馆后的前厅里看到臃肿又慈祥的老汉套了一件白汗衫，坐在艺术馆光纤娇嫩的前台对我微笑致意。我完全不能开口对他说“不能吸烟”。原来在夜色里就是他守卫那些意义不明的艺术，我却无法接受他同潜在邪恶的搏斗。这些本来随时都刺激神经的，现在统统归于细枝末节了。

第一个月的工作令我极度亢奋，一下看到很多具体的，现实的事情都可以亲手落实。读书时那种对“口说无凭”的怀疑，或者对“旁观批评”而又置身事外的不满，现在都化为了落地的“行动”。总之，我是“投身”了。只是我原先就应该知道，“旁观”有旁观的寂寥，“投身”又有投身的落寞。

归结起来，那种既有现实感——知道自己不在悬浮，又内心充盈——明白自己不在自我欺骗的幸福生活,是需要精确把握的。那天平，于我，是很容易倾斜的。

《80年代荷尔蒙》是一部外观轻巧的纪录片。制作者采用访问的形式，问的都是自己的同龄的哥们和朋友，剪辑得简单工整，跟一篇考场作文一样缺乏耐心和艺术感，不过成功拉到澳洲冰度的广告赞助。但是作为访谈而言，这个片子把一个有限圈子里的朋友们关于性问题中能说的也都说出来了。如此而已，足够真诚，但不求伟大，不求纯粹。这本身就代表了某种80年代的行事风格。

我不十分喜欢“80年代”这个词，因为它有概括过度(over generalization)之嫌，而且暗含了一种因为概括成功而导致的兴奋感，尤其在被反复提起之后。但它确实有趣。没有理由不在60年代，70年代之后不去推导出这样一种可能，即80年代生人一定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去年年底在香港三联书店翻到一本大陆出版的70年代生人的童年回忆，虽然制作粗糙，不过翻来一看，发觉自己的回忆同所谓70年代的人没有什么分别。革命英雄年代尾声的宏伟教育（如赖宁），加上计划经济末梢的残余（如粮票），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情趣的逐渐渗透（如琼瑶），这就是我们童年生活的基本构成。70年代和80年代的界限又在哪里呢？你可以往前靠，凑近罗大佑；也可以往后靠，挨近周杰伦。

如果说每个人都在自己所属于的年代体系中松动着成长，那么80年代和70年代，60年代的分别，应该体现在这种松动性的增强上。我感觉中国社会的前进趋势是人与人的离散。时代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在个人身上留下权威的意志力。如果国家曾经辜负你的父辈甚至祖辈，那么你很可能选择背弃旧有的原则。而这些年来中国的教育完全无力承担起往日宏伟叙述被社会现实抽空后的那片苍白。80年代以及以后的孩子，他们只好各自上路，在这个无人能解的环境里。

我每每坐车看到放学学生的脸，他们的表情已经又是一种从没见过的新鲜。我只能通过想象和猜测，而无法从观察中轻易获得答案了。时间仿佛被切割得越来越细，转眼间，在前后脚的行人之间，已经形成了隔层，而别人的世界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同自己的世界相关联和融合。

我曾问我89年出生的表妹，对她和我这个81年生的都共同归属于“80后”有什么看法。她笑着说，好呀，这样我就很快能对别人说：你们90后呀，现在真是看不懂了！这倒是一种古老的心态！

Ivan一边听，一边摇头。他总是在音乐开始前把眼镜取下，闭起眼睛来一动不动，不久就慢慢地摇一次头，又重新把眼镜戴上，仿佛梦醒。这是一个表示失望的周期。

上交的排练厅不开空调就很沉闷。两侧的窗户放不进足够的空气供满满一屋人呼吸。大厅的装修，像极了包豪斯初期的工业设计，演奏台的上方白色的波纹弧线，简约实用中又带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用料局促。两边灯箱的设计很朴实，白色磨砂玻璃的灯罩，只是总有一两盏不能全亮。座椅呢，就是木头的折叠椅，可以想见平日他们堆在仓库的模样。舞台离开观众很近，甚至在台上两侧都安排了三排观众席，暗示所有真正的音乐厅歌剧院都会有的那种侧面包厢。在乐器和演奏者背后的是一扇毫无修饰的原木屏风，直白地挡住了背后或许很有趣味的闲杂。这个日日基因突变的城市心脏里，居然还有嵌了这么一个80年代小残余。

这总共六场演出的受欢迎程度让人惊讶。第二场结束我们才知道这个音乐节，而后两场的门票那个时候就已经卖完。当时在一位售票同志的热心介绍下，我们听了一场免费的精彩讲座，讲演的人自己就是演奏的高手，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不过，和所有上海的小型文化活动一样，节目的安排充满变数。每次总要在赶到了湖南路的排练厅门口才会知道今天晚上到底演奏什么曲目。二十元，一个巴赫的夜晚。这在今天的上海是个神迹。大概所有来听的人都这么想。

演奏总体差强人意——差强人意得很勉强。偶尔有外国人的表演，譬如一位美国人的无伴奏大提琴，就很受好评，可惜因为我的严重迟到而被错过，我们只从门玻璃上偷听到了一点。那天的下半场紧接着的是弦乐四重奏，可惜中国人的大提琴就是跟不上中国人的小提琴和中国人的中提琴，中间还出现了“对不起”这样的场面。Ivan一度胃里难受。最后，他们为了表示对观众和巴赫本人的歉意，加演了一首Piazzolla的探戈。演出就这样在愉快舒畅的气氛中结束了。Ivan笑着说：今天赚了……

另一场的长笛，笛子声音一出来，Ivan就吃惊地想，这怎么和我过去听到的不一样呢？难道因为他换气的声音太响吗？他还真没有想过换气这件事。不过他过去听到的巴赫长笛都好像是连续不断的。后来的长笛协奏曲，虽然吹笛的人和弹琴的人在开始前很友好地互相点头微笑，但曲子开始后就又变成了长笛和钢琴的追逐。这样的巴赫，听得人很劳累。不过，我也再不会以为CD里的音乐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然也有不错的演奏。譬如那天长笛之后的钢琴，连续弹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前演奏勃兰登堡时，小伙儿因为为他翻谱的同伴翻错页码而出现了严重失误。不过后来的演奏中他就表现得很顺畅。我因为长时间缺氧而昏昏欲睡，但从最后鼓掌的反应中看，大家都对他十分认可。Ivan也说不错。

上交的星期五音乐会是为了给年轻艺术家增加表演机会而设立的定期活动，同时也给无法承担上海的音乐厅，歌剧院，艺术中心，新天地旧天地里的音乐的人一点能够承担的现场享受。虽然有情侣勾肩搭背，有手机突发其响，甚至有人突然取出新买的香水喋喋不休，——整个活动仍然保存了那么一点点的支持和慰籍的精神气氛。

记得在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From Mao to Mozart，1981）中，小提琴家斯特恩197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偌大一个上海都找不出一架能够演奏的钢琴。28年后的今天，如果说情况有了什么确凿变化的话，不会只是眼前这台亮闪闪的黑色三角YAMAHA吧？

Photo: Johann Sebastian Bach
Portrait als junger Mann, von J. E. Rentsch dem Älteren, 1715, Angermuseum Erfurt. From http://www.onlinekunst.de

刚刚给小苏的五一作品翻译了一个英文片名Walking Below the Flowers（影像记录了他同他的朋友在崇明岛花丛中的一段情色演绎），就不小心看到了ivan在巴黎的一班哥们在埃及破车和骆驼上的照片，还有Josh发自布拉迪斯拉发的英文日记——不太好意思诅咒他逆流多瑙河而上去维也纳的计划落空——只好转移注意力，联想了一下Jessie及其芬兰男友在西贡晒太阳的情形，还有大头在华山医院高级病房里对着许文强的傻笑。

但我还是哪儿都没去。去哪儿都花钱啊。而我的钱都在过去的两年里花得精光。上海太平得发慌。我现在就傻等，等你们的明信片。我把PL和Lyann从复活节的凤凰寄来的暗黄吊脚楼挂在三土从卡萨布兰卡捎来的一桶桶油漆或者燃料或者谷物边上，下面是Yuepin造访的阳光明媚的弗罗里达（的海明威故居）。Yuepin说，我夏天去阿拉斯加，赶在那里的冰全都化掉之前，再给你寄明信片！我说，我两个月前给你写的明信片到现在还没买邮票呢。

年轻多好呀。我看他们在埃及的神情就想，我的脸算是被时间狠狠踩过了。但这一群光棍的脸就是经得起年岁的考验和自己的折腾呀。五一某日，我跟ivan说起巴黎和伦敦。我们认为巴黎是一座对什么都已经无动于衷了的城市，再惊天地泣鬼神，大屠杀大流血，大游行大爆炸，或者什么文艺青年前卫艺术的，都不能再震撼到她了。但伦敦就因为他那股保守劲儿，还残留了一些情绪，这种情绪就叫有些事情碰到伦敦这儿就过不去了。由此想到ivan在巴黎的朋友们，既然这座城市如此无情，他们就自然过了那浮云般的日子去了。

浮云般的日子，怎不叫人年轻呢。

Picture: an old artprint of Ernest Hemingway Home, Key West, Florida, from Allposters.com

加班回来，妈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跑出来，只是为了指点我看仙人球开花。“八点钟之前我准备把她搬进屋里来，还没来得及，她已经开花了！”这是一件她期盼已久的突然事件。

我看到这支仙人球从球体两边猛地伸出两根带刺的绿手臂，其中一根手臂的末梢爆开了一朵大白花，带着淡黄的花蕊，近闻还有幽香。妈逼我用手机拍照存档：“谁见过植物园里的仙人球开花的？”

怎么说呢，论这花的形状大小气味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很像幼儿园小孩会用蜡笔画出来的那种，非常标志。但我为此感到不舒服。我本来就一直无法适应我们这盆球体植物的节外生枝。为什么要横出两根支杆呢？现在，他们终于实现了意愿，证明他们能开花了，但这种行为更加令我难以接受。它让我想起报纸上那头含有15%人体细胞的羊的脸。

再者，我觉得她不美。如果这朵花能正常地从泥土里直接冒出来，而不是从仙人球上伸出来，我的看法兴许就能更中肯些。可是如果这只是基于思维习惯的不能接受，因为我的常识里不具备关于这样长法的仙人球的资讯——那么难道说美就是一种基于惯性的情感么？“美不美”怎么会变成“该不该”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是一只怪胎仙人球，但怎么解释我妈的兴奋呢？我站在她面前就要起鸡皮疙瘩。想到晚上八点的时候，两只绿手臂中的一只就会突然把手掌打开，我就毛骨悚然。但妈天天围着她，把她端出端进，乐此不疲，仿佛增添了许多愉悦和希望。妈对这只仙人球的态度甚至比仙人球本身还要令我不知所措。

所以说，有人看来是畸形的，有人认为是奇迹。在这两者永不能相接的空隙中，诞生了许多灵感，成就了无数罪犯，艺术家和批评家。

早上坐车的时候，断断续续听到一个关于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新闻。先是说这次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事件造成了33人，包括凶手本人的死亡。

33人，嗯，有点多，但发生在美国么……脑海中立刻闪现出Michael Moore早年的纪录片Bowling for Columbine，和Gus Van Sant自编自导的独立电影Elephant。这两部风格迥异的电影，分别从社会因素和青少年隐秘的心理世界两个角度切入主题，是探讨美国校园枪击事件题材电影的典范。

旋即的电视画面上字幕显示，警方初步认定凶手是中国留学生，我还含含糊糊地听到这个人去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留学……毛骨悚然。我在办公室里向众人散布了这个可怕的消息。Jessie本能地大叫Shit！ZN惊呼，去美国又要难了！上厕所的时候告诉JN，小姑娘被吓得戴不上隐形眼镜。远在美国乡下的LC特地在MSN上向我表达了对于中国人心理问题的担忧。——如果，如果这是真的。

一天都忙得没有时间去核对最新的事实。但在偶尔的空隙里，我问自己怎么就被击中了。中国人近来在美国所发生的不幸大多是离奇的车祸或者更离奇的失踪。新闻中的中国留学生总是无辜的温良的受害者，怎么能接受其中一个突然变得如此凶猛？我甚至想，什么和平崛起都可以去见鬼了，不会再有人相信我们是心地纯良，热爱和平的民族了吧？

直到刚才我才发现，最新的情况表明凶手是一个居住在美国的23岁韩国人。我大大舒了一口气。但我还是后怕。这后怕源于我发现我根本就不了解自己同胞。我为什么一下子就能去相信一个中国留学生开枪打死了32个人，最后又自杀这样的事情呢？是我对自己人缺乏信任么？

这个上午的胆战心惊让我发现，我原来对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如此陌生。这个人，或者那个人，他们都有可能在下一秒钟突然变出一个戏法来，令我哑口无言，手不能指。有时候我真的无法揣度人们行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因为这个边界每分每妙都在剧烈移动。我想我们算是解放了吧。这就是解放以后的状态吧！当各行其是变成了周围人的常态，每个人都致力于开拓自己的那一片道德疆域。如此，哪个人突然做了什么，就算不具有代表性，也不会让人怀疑其可能性了。

在这个人群像股票一样，每天都在亢奋，又都随时准备崩溃的当下，人人都容易神经衰弱。只能说，太好了，这次是一个韩国人。

Photo from Elephant(2003).

4月18日补记：

1. 今天居然碰到一个韩国领事馆的官员，很好奇地问了一下随行助理他们对于枪击事件的看法。助理说，领事的意思是：对于这样的疯子，我们无话可说。

2.《纽约时报》网站上陆续张贴了遇难师生的照片以及他们的短暂生平，其中有一位华裔学生，同开枪的韩国学生一样，小时候移民来到美国，仿佛华裔美国小孩的缩影。他曾在高中毕业典礼发言中说：想象一下坐在教室里却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现在我是班级第二名。

Henry Lee
A freshman majoring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unable to speak English when his family emigrated from China. When he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in 1999, he changed his name from Henh Ly. That same year he graduated from William Fleming High School in Roanoke, Va., and was salutatorian of his class with a 4.47 grade point average. He worked part time at Sears in high school and was honored for his scholastic achievements by the local Burger King, which gave his class vouchers for free Whopp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