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寄回馆里的包裹终于安全抵达。一堆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和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资料铺散在会议室的白桌上。
随便翻到一本有趣的南非摄影家作品小册子，知道了一位名叫David Goldblatt的摄影家，这位老汉也是去年瑞典Hasselblad摄影奖的得主。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关注和记录南非的社会变迁，被誉为“南非纪实摄影之父”。
因为在艺术馆工作的缘故，自己接触所谓“纪实风格”东西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一则自己的生活离开新闻世界越来越遥远——当然离开真实就越来越近。另一方面，艺术作品的表达如果要争取最大可能的主动，纪实恐怕难以成为大多数艺术家的首选。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捕捉被纪实的客体并控制自己的，正如大多数人并不高于生活地活着。
所以突然在馆里遇到纪实摄影这种古老艺术门类，不免叫人怀念，好像某些基本的动机还在坦陈快门的本意。纪实原是如此难以突破的一种尝试，可偏偏人人都以为可以玩弄，结果搞得不合情理地寡味或过火。这件事情的曼妙之处就在于，有时看起来很相近的视角，背后的眼睛却并没有看着同一个地方。
Bloubergstrand和桌湾(Table Bay)，1986年1月9日。（从Bloubergstrand到Melkbosstrand绵延13公里的海湾为白人海滩——《南非标准百科》，1970年）
南非国大党的高级官员参加该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1964年10月。
很快，这个农场主的儿子就会知道他不能和他的黑人女佣这样亲密接触。（1964年）
这位男主人公J.G. Loots在Quaggasfontein农庄具有200多年的家族放牧史，还得了不少奖。他会把每一只羊都呼唤一遍名字，它们就一个一个跑过来和他亲热。（1966年）
在画册里，David记述了他拍摄这张农夫的妻子的情形：“我说我要拍一张她的照片，她说可以，但是要先进去换一套衣服。她出来斜靠在门上，笑得自然纯净。但她不知道，我留心了陈旧农房上的裂纹和她裙子质料之间的反差。”（1965年）
更多作品可参考michaelstevenson网站和纽约MoMA在1998年的展览资料。
澳洲长大的台湾同事J和相恋五年的男友分了。
上个周末，她从浦西搬到了浦东她妈妈买的房子里。“真安静。”前男友帮她搬了家之后说。
对于同事，就是午餐时一直会提起的一个名字的消失。见到敦实的芬兰领事的那个晚上，我还对她说：“我们有个同事的男友就是芬兰人呢。”那个晚上已经有了变故。只是J一切照旧，还穿了件鲜艳紫色的连衣裙。
由此，我对芬兰这个国家的热衷也要告一段落。不过清理起来居然也有一堆：抑郁得令她独自垂泪，又见到了极光的冬天，她去他家乡时全村为之轰动的场面，一位来上海研究中国艺术的芬兰穷博士，另一个芬兰男人的厉害中国女人等等。才三个月，我居然也已经对在上海的芬兰人有所了解了。
要说分手的原因，就是在一起五年了。
“如果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就结婚就生孩子，大概我们现在就忙着供房了。”听上去不像是一个老外讲的——但确实也不奇怪。
“但坚决不要为了在一起而去生个孩子！”J很冷静地对我说。如果换了去年的这个时候，J是一定不会和他分手的。可是换到今年，从欧洲出差回来那阵子，J嗅出了屋里冷淡下来的味道。于是一个星期后就很和平地分手了。这种和平由衷让人庆幸。好像彼此损耗都不大。
只是，30岁的她添了一句：“我是一个完整的人。”
无论如何，这是句令人振奋的话。且很有意味。
就轰地一下。全身都湿掉了。上海的冬天想不通上海的夏天。
那时捂在倒霉的青年旅馆里。窗子开着但阁楼上没有风，也没有抱怨。太阳晒着我就走着。
某一阶段以为自己是某种人，换了一个时间地点又发现自己不是。真有一个核心的我么？换个时间地点就能开拓一下某个方面的品性——但又不能长久，而向往的什么元素又总是在别人的眼里和书里。
对他人再好一些吧，在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给陌生人一个点头——在上海就给外国人。旅行的人接受所有天气。
再譬如，热闹地活着，或者安静地。说很多，或者沉默着。实现一个愿望，或者不实现。安心于这个状况，或者埋怨。
暂时的，或者望不到尽头。
终于看了纪录片《高三》。早在几乎一年前，中山大学的艾晓明老师曾经带这个片子到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来放映。可惜我错过了。艾老师之前也曾带了她亲自参与拍摄的，反映少女被奸杀的冤案和北京上访村的纪录片来放过，当时看完片子又第一次见到艾老师本人，一时觉得看到了知识分子良心的化身。这就是我一直对《高三》很抱期望的原因。
今天如愿以偿，却很失望。为此，我几乎和在场的其他观众，甚至和主持人本人争论了起来。我支持一位“看了不少纪录片”的观众的看法，即这是一部展现了高三的情况，但缺乏挖掘深度的纪录片。主持人和另一些发言者，包括一位交大的老师都认为，这部纪录片展现了事实，展现了高三生活的荒谬性，并且弥补了中国纪录片在这个题材上的空白，这就足够了。
可是这真就足够了么？这对一部普通纪录片来说可能足够，但对一部得到如此高的赞誉的纪录片来讲就太不够了。导演周浩曾是南方报业的摄影记者，凭着在中国干新闻的经验和直觉，他知道什么题材是空白，什么题材是灰色地区，什么题材能勾人兴趣。它选了一个好题材，他也如实纪录了。可是纯然的叙事就能构成一部优秀的纪录片么？
主持人反问我，纪录这个行为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当然，我反对单项度的，有导演主观引导性的纪录片。所有的创作都应该是开放的，不能搞思想上的独裁。可是纪录精神是否只是“为纪录而纪录”的精神呢？我认为不是。
以《高三》为例，它讲述了福建省武平一中高三7班在班主任王锦春老师带领下奋战高三的整整一年。可惜这部纪录片，在缺乏深度采访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捕捉具有高中阶段普遍性的现象和人物语言，固然很容易赢得中国人的共鸣，但却缺乏一种思辨的力量。什么是思辨的力量呢？就是通过集中深入的探究，将隐藏在“常识”之后的结构性和人性的东西说出来。展示常识的纪录片，只是一部完成了记录工作的纪录片。而运用事实本身来揭示“常识背后超越事实的逻辑性”的纪录片，才是优秀的纪录片。
主持人反问说：“难道每部片子都需要像《华氏911》那样么？”这个比方打得好。两部片子的导演恰巧都曾经是记者。可是麦克尔摩尔用“事实”（纪录的原始材料）还原了“真实”，并且揭示出了联系这两者的逻辑。事实是荒谬的，但逻辑不是。呈现事实的荒谬性并不困难，难的是让事实自己抖出他根源上的，深层上的逻辑来。这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捕捉的导演，更是一个积极思索的导演。而麦克尔摩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导演。
而周浩在《高三》这部片子里所扮演的角色是消极的。这种消极可能出于一个纪录片导演对拍摄对象尽可能的“不干预”（实际上这种“不干预”也是不可能的），但却暴露出他在对纪录片素材处理和挖掘工作上缺乏力度。我们都知道高三的情况，虽然时间把它冲淡，可是唤醒记忆远不是一部优秀纪录片的全部。我们更想知道，是的，我们想起来了，我们的记忆被刷新了——可是又如何？？？这部片子把一堆Nostalgia和愤怒扔给观众，却毫不给人战胜这种伤感的工具，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拍长了的新闻片。我也大声地笑了，甚至有时含了眼泪，但我感受不到片子背后导演的力量，只感到他那饶有兴致的观看。
《高三》对所有人物的处理过于简单。单项度的人太多，性格丰富的人太少；似曾相识的语言太多，深入内心的语言太少；前后一致的人性太多，真正蜕变了的人性太少。好片子应该雄浑细腻，而《高三》的单薄几乎写在了孩子的脸上。片子在时间跨度上太短，对人物的采访太少太仓促，让人想起中国太多这样的缺乏时间和耐心的创作。无怪乎有外国人看了这个片子萌发了想要雇佣这群孩子作为员工的念头。这不正是反映了这部纪录片层次单一，人物平面化，无法引起一个身处中国高考大背景之外的人在深层次上的触动么？
回过头来说说“纪录为何”这个问题。纪录片的“纪录”和新闻的“记录”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是为了告知，而前者是为了反思。有一种很极端的认识，觉得纪录片只要呈现，不要探究。事实上，纪录的精神就在于探究，而不在于呈现。探究是见那个扛着摄影机的人的真精神和真能力的部分，也是纪录片的灵魂。
又有人会说：“反思么，就应该让观众自己去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啊！中国人不就是太喜欢被告诉怎么想了么？”可是，一个搞纪录片创作，搞文学创作，艺术创作的人，怀着问题而来，把事实丢下就走，试问那创作者的魂灵又依附在了哪里呢？一流的创作应该是怀着问题而来，梳理了事实而走。这个梳理的过程，就是见功力，见耐性，见水准的过程。如果说纪录片应该有所承担，那么面对这种承担，有的导演有力无心，有的导演有心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上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高三》是被过誉了。
最近季节更迭得厉害。
昨天接待一团SwedishInsitute和瑞典领馆的女人，她们说6月22日晚上有件大事，有一家很厉害的IceBar要开幕，里面什么都是冰做的，除了冰杯子里的Vodka。又说太阳节要到了，他们要特别庆祝，因为这在瑞典是个大节日。“可是我们这里没有晚上10点还在脚边刺眼滞留的阳光。”我说。
三年前在蒙克艺术馆演奏厅里看到一幅一堵墙高的油画，那幅作品纯然地表现太阳光，还有北欧人对阳光的热望。墙根底下，一个路过的中国小孩忘情地在一台三角钢琴上练习。后来我买了这张海报送给ivan，他挂在巴黎的宿舍里一年，搬宿舍的时候不知所终。
可是我们只有黄梅天。而我又没有雨伞。今天早上下楼等了一会儿，发现雨更大了。我叫住一个保安，问他讨伞。
保安说：“我们保安只有雨衣，没有雨伞。”
我看看他的自行车，说：“那么你骑车带我去大拇指广场吧！很近的！”
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后坐，说：“被我们领班发现要说话的。而且，我带你，你也还是要淋雨啊！”
“那么也比我走过去淋得少啊！”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拿伞呢？”
“我没伞。”
“你不住在这里么？”
“我住在这里。”
“那你为什么没有伞？”
“我住在这里，但是我没有伞。——我为什么不能没有伞呢？”
……
最后我拉了一个下楼来的房产中介男走进了雨里。他的伞有亭子那么大。
所以每个地区的情况，因为天气的缘故，相差很远。
The Sun, By Edward Munch, 1912, Munch Museet, Oslo.
伦敦申奥成功紧接着地铁爆炸的事情好像还就在跟前，2012奥运会的标志已经公布出炉了。
今天早上爬起来，看见这个长得什么都不像的标志穿梭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一时真是没了想法。伦敦奥运官方网站上说，这个酝酿一年的标志旨在通过它的“运动，现代和灵活”来传达“每个人的奥运”这个主题，同时也希望配合多媒体科技的制作和确保其在商业上的成功。
不过这个logo一夜之间已经听取骂声一片了。有人取笑它是“印在八十年代滑雪衫上的涂鸦”，而BBC的网上调查显示，80%的人讨厌这个标记。比较有意思的批评是说这个标记缺乏整体性，看起来像一张“四分五裂的伦敦地图”；比较蛮横的比喻则是说它像一个“裂开的纳粹十字”。
姑且不论设计本身的美学评价，也不说那个配合宣传logo用的片子（跟张艺谋的北京奥运宣传片的构思也差不了太多），从我个人来看，伦敦2012年奥运会会标最终摒弃了“一条绕过泰晤士河的黄丝带”的方案，恰恰显示了伦敦这座真正的国际性都市的气魄和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大国的视野。比照北京奥运的“京”字和金镶玉的奖牌设计，中国明显还处在一个让世界了解，甚至是生怕世界不了解，抑或是怕2008“不够中国”的外宣阶段，这表明中国仍是一个在文化地位上迫切需要认可的上升国家。而对于2012年的伦敦而言，他们在logo中对民族性的削弱和对时代整体性的把握，说明他们的外宣进入了下一个更为世界性的阶段。雅典奥运的logo要回应奥林匹亚在希腊的辉煌传统，北京奥运的logo要有中国篆刻的印记，这固然是对民族文化资本的利用和彰显，但也未尝不是在强调自己和别人的“不同”，未尝也不会造成一种淡淡的疏离。
不去绕什么“全球化本土化”的问题了。总之，logo最狠的方面就是它的唯一性和强迫性——它们先天是某个公共事件的独子，又同某种潜意识上的引导共谋。即便诞生了福娃这样的，我们也不过就是腹诽罢了。
昨日六一，收到网上流传的7080年代出生的怀旧音乐，图像，电视等等，发现怀旧已完全不能引起我的情绪。倒是艺术馆里拉来一干干幼儿园的小孩来参观和画画。虽说照例是很土的，受到馆内人士反感的，完全没有创意的六一活动，但小孩子是不知道的，很容易开心。这个社区周围的孩子以操双语的亚洲娃（我都不能肯定是不是中国娃）和混血娃为主，来自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老师和家长也是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的前后左右忙不停，是一派同我的幼儿园和小学时候所不同的景象。
挑衅爱琴海的小女孩和给她捡石子的爸爸。
垂钓的人。
余晖里抱着女儿的爸爸和驶远的邮轮。
鸟岛的夜晚，Efes啤酒，码头上的行人，奥斯曼城堡和带我来参观的Eric（最右）。
我没见过的邻居，在我离开的时候在阳台上抱着孙子向我告别。
鸟岛小巷的上午。
送我柠檬盖着的贝壳的好心男孩，在伊兹米尔。
伊兹米尔海边广场上的想买鸽食的小女孩。（就是前几天新闻里说刚刚发生大游行的地方）
刚想来个正脸就不情愿了起来，她哥哥拉都拉不住。
走了一遍感冒各症状流程，中药和西药混杂着乱吞一气之后，咳嗽部分进入尾声。所有人都说细菌引起的感冒是同药物治疗没有关系的，康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像万事万物都是这么一回事，但我们碰到问题还是想吃药。
感冒带走了我一个星期的娱乐生活和文化生活。现在我终于有时间看别人的blog，那些一如既往地在稳定轨道上运行的生活者们，电影，书籍，舞蹈，旅游，都在给他们持续的启迪。可是我的娱乐生活和文化生活恐怕要一去不复返了。我还不知道如何在工作之余使用我的健康。
当我深入到具体的细碎的工作中去的时候，我的心就缩小了。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看到这个世界上左边远处的一点和右边某处一点的关系。每天接受的信息太多，存不下来又没时间反刍，就只好作为情感暂且囤积，届时靠回忆打理。今天在闭馆后的前厅里看到臃肿又慈祥的老汉套了一件白汗衫，坐在艺术馆光纤娇嫩的前台对我微笑致意。我完全不能开口对他说“不能吸烟”。原来在夜色里就是他守卫那些意义不明的艺术，我却无法接受他同潜在邪恶的搏斗。这些本来随时都刺激神经的，现在统统归于细枝末节了。
第一个月的工作令我极度亢奋，一下看到很多具体的，现实的事情都可以亲手落实。读书时那种对“口说无凭”的怀疑，或者对“旁观批评”而又置身事外的不满，现在都化为了落地的“行动”。总之，我是“投身”了。只是我原先就应该知道，“旁观”有旁观的寂寥，“投身”又有投身的落寞。
归结起来，那种既有现实感——知道自己不在悬浮，又内心充盈——明白自己不在自我欺骗的幸福生活,是需要精确把握的。那天平，于我，是很容易倾斜的。
《80年代荷尔蒙》是一部外观轻巧的纪录片。制作者采用访问的形式，问的都是自己的同龄的哥们和朋友，剪辑得简单工整，跟一篇考场作文一样缺乏耐心和艺术感，不过成功拉到澳洲冰度的广告赞助。但是作为访谈而言，这个片子把一个有限圈子里的朋友们关于性问题中能说的也都说出来了。如此而已，足够真诚，但不求伟大，不求纯粹。这本身就代表了某种80年代的行事风格。
我不十分喜欢“80年代”这个词，因为它有概括过度(over generalization)之嫌，而且暗含了一种因为概括成功而导致的兴奋感，尤其在被反复提起之后。但它确实有趣。没有理由不在60年代，70年代之后不去推导出这样一种可能，即80年代生人一定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去年年底在香港三联书店翻到一本大陆出版的70年代生人的童年回忆，虽然制作粗糙，不过翻来一看，发觉自己的回忆同所谓70年代的人没有什么分别。革命英雄年代尾声的宏伟教育（如赖宁），加上计划经济末梢的残余（如粮票），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情趣的逐渐渗透（如琼瑶），这就是我们童年生活的基本构成。70年代和80年代的界限又在哪里呢？你可以往前靠，凑近罗大佑；也可以往后靠，挨近周杰伦。
如果说每个人都在自己所属于的年代体系中松动着成长，那么80年代和70年代，60年代的分别，应该体现在这种松动性的增强上。我感觉中国社会的前进趋势是人与人的离散。时代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在个人身上留下权威的意志力。如果国家曾经辜负你的父辈甚至祖辈，那么你很可能选择背弃旧有的原则。而这些年来中国的教育完全无力承担起往日宏伟叙述被社会现实抽空后的那片苍白。80年代以及以后的孩子，他们只好各自上路，在这个无人能解的环境里。
我每每坐车看到放学学生的脸，他们的表情已经又是一种从没见过的新鲜。我只能通过想象和猜测，而无法从观察中轻易获得答案了。时间仿佛被切割得越来越细，转眼间，在前后脚的行人之间，已经形成了隔层，而别人的世界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同自己的世界相关联和融合。
我曾问我89年出生的表妹，对她和我这个81年生的都共同归属于“80后”有什么看法。她笑着说，好呀，这样我就很快能对别人说：你们90后呀，现在真是看不懂了！这倒是一种古老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