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香港回来的这第三个夜晚，表哥（我叫他哥哥）突然给我发来短信：嫂子的哥哥突然亡故。请为他祈祷。
看到Muska来的短信，我自动联想到的是我走的那天，他3岁儿子的门牙突然摔没，他因此而很苦恼，在网上查阅着其他摔掉门牙的小孩子。临关门的时候，Muffin还从房间里传来哭声。“是心理上觉得太害怕了。”哥哥说，依旧非常苦恼。
哥哥的苦恼是我这几年看得多起来的一样东西。再前两天，我们彻夜长谈，如同十几年来每次见面都要抓住彼此倾诉的那样。只是这次，我们讲到香港的今天和未来，尤其是，讲到孩子的未来，哥哥是由衷地无奈和忧虑。
香港已经成为了“欲望之都”，做投行的哥哥这么说。他每天看着那些有无底深渊般背景、又简单明了的大陆同事，或者从海外归来的没有背景但刻苦奋斗的有本事的大陆青年，忙碌着将沸腾的热钱通过上市的方法在香港漂白或膨胀。现在，会说国语真是了不起呢。从小在以强调中文和普通话训练为特色的苏浙小学长大的哥哥说。移民到香港的时候，他也只有Muffin那么大，以至于第一次听到有人用粤语叫他名字──那都是在中学了──他吓了一跳。
1997年大学毕业赶上金融危机，家庭破产后，哥哥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拯救了家庭和自己。哥哥的耐力让他可以在汇丰银行做三年的前台，然后靠自己学习同本科化学不同的专业而在银行业立足。2003年，我来参加他的婚礼，他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买房结婚。到今天，他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孩，而且已经在花旗工作了十年，把所有的我能想到或想不到的金融证书都考出来了。
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哥哥是最最了不起的。至于说，香港这样的地方为何能制造出这样矜矜业业的人，我没有仔细地探究过。
中学的时候，哥哥已经是大学生了。在我们那时的彻夜长谈和玩乐中，他经常会不自觉地对大陆的情况以揶揄的风格来向我描述。而讲起香港，他始终都是至爱和自豪的，而且理由都很充分。14岁的我时常着急地想，我为什么不能捍卫自己的家乡呢？是我知道得太少了么？我显然无法承认学校的教育真的可以清洗掉我的常识吧。我能够说，大陆这样，自然有它的道理么？我能说，随地吐痰么，乱穿马路么，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吧？我是统统说不出来的。讲到他说的韩战，我以为的抗美援朝，他说的六四，我以为的动乱，他说的文革，我的一笔糊涂帐，我们时常要从核对名词开始，然后在事实的层面上我就败下阵来。有一次，最严重的是，他讲他刚刚信仰的基督教，我自以为的无神论，一下子被辩驳得体无完肤。我现在还对发生这场以我的彻底失败告终的虹桥那家咖啡馆的窗子记忆犹新。
即便是1997年，即便在他经历了记忆起就从来没有过的家庭衰落，即便他的父母身上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产生了让他几乎难以承受的压力，他还是那么积极稳定地进取着。而且，哥哥是那种非常理性而清楚的人，不盲目，不偏执，务实而幽默──他永远都能那么恰到好处地描述事件、现象和人物，如听一个作家的讲述那么动听。这样的孜孜以求而朴素的努力，一直贯穿了我在香港求学的那两年。
可这次，哥哥很明确地说：香港只有20年了。好像一年前的那个五月，哥哥也有这么说过。
但是，如果香港的变化以这样的加速度运行，可能10年就可以了。我说。
我突然感到，我们第一次可以如此公允、平等地来看待香港的现实。我不再将这里看作从小做梦的温柔富贵乡，而他也不再因为这是他长大的城市而一味地护卫她的好处。我们似乎第一次站在一起，面对这个唯一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国有企业的热钱无比迫切地要挤进来，大陆的年轻父母在罗湖以北企盼着哪怕高价的安全的香港奶粉，愿意花20万30万的孕妇排着队等待着来这里生产。Muffin从小吃的那个牌子的奶粉已经断货，他现在只好改吃另一个牌子。私立医院为了赚钱，拼命高价招揽大陆孕妇，但一旦孕妇生产中发生问题，立刻以设备不够好为由，把孕妇送往公立医院，以推卸责任。而公立医院里，香港本地的妈妈们已经没有了床位。你看到将军澳地铁站上搭起的房子了么？顶层总是复式，是要卖给大陆人的，然后整个楼价就可以抬高了。现在出来一种新的“零团费”，最后都是以保险、理财和看楼盘为“购物方式”，针对大陆的有钱人。一个团里最后往往有百分之十五的人会当场买房──现金交易，无需贷款。
香港，一个可以提供任何服务的地方。在这个地产商的游戏之都，在这个推广了“建筑面积”和“实用面积”这样巧妙概念的地方，在这座将通过卖地来赚钱的方法一揽子地推销给了广袤的大陆（不仅城市，还有农村；不仅地产商，还有政府）的令人赞叹的东方之珠──昨天受她启发而勃发起来的大陆，今天将她轻易地拉拢和包办。从自由行开始，她依赖着大陆，至少肉体如此。灵魂呢？我不知道。
香港有没有自己的灵魂？我真的想问。可是，很悲哀地，我觉得矜矜业业地劳动着的香港人是不会理睬，而这个问题终将反弹到我自己的身上，似乎我这个大陆人要比香港人复杂，复杂到更坏，更恶，也更有灵魂。我的背后好像有还很绵长的资源，而无法独立的香港──如今剩下的最大好处是还可以在超市买到真的、而不是假的、干净的而不是有毒的食品──却走不开，也离不了。
本来，我大概不会花这样奢侈的时间来潦草地梳理这同香港有关的一切。可是，嫂子的哥哥的突然亡故，勾起了我难过的心情。
2006年的那个夏天，我凌晨时分往伦敦去的那个班机，是嫂子请他开出租车的哥哥送的。来港两年，我从来没有坐过那鲜艳的、奔驰的出租车。我坐进这个无比宽敞的空间，在凌晨终于有点要宁静下来的香港快乐地、也自感奢侈地飞奔。香港的夜从来都不是漆黑的，至今回忆起来，那个凌晨的、高架上的香港也是泛着白色的朦胧的光芒。当建筑的灯光真的熄灭，香港是并不绚烂的。嫂子的哥哥──我至今都不知道名字──留着长发，俊朗消瘦的面庞，却一句普通话都说不出来──我们就一路无语地奔向中环站。我暗地里想，其实，也算是亲戚呢。可我们彼此一无所知。
自此以后，我经常问嫂子，你哥哥结婚了么？就这样，一问竟然问了五年。这次，就仅仅在四天前，我又半关心、半随意地问她同样的问题。回答是，她那和女朋友住了好多年的弟弟倒是要结婚了，但哥哥还是没有。
嫂子还在高中的时候，做工人的父亲就突然病故了。临终前，父亲交代三个孩子：哥哥要照顾好家庭，妹妹要照顾好妈妈。由于没有跟弟弟做任何交代，弟弟很早就搬出去了。我相信，嫂子的哥哥是为了这个普通而贫困的家庭，这东方之珠下的极端平常而薄弱的家庭，而很早开始工作。说起来，可能也读书上不算是好吧。于是，就那么早地开始供养家庭，供弟弟妹妹读书。为什么至今也无法结婚，抑或是无法找到合适的女孩子，恐怕也和他那常年的出租司机生涯，和香港人那种矜矜业业的营生态度有关系吧。
我不知道嫂子是不是正在以泪洗面，为她那为家庭付出那么高昂代价、却猝死的不到四十岁的哥哥而哭泣。我想到自己的哥哥，哥哥恐怕也想到了我。他发短信来说，Life is fragile, let’s add oil. take care, my only dear sister in the world.
Muffin可能还不怎么认识他的这位舅舅，只是为他那颗刚刚被撞掉了的、突然腾空了的门牙而真心地疼痛与害怕。而这位香港青年的突然死亡，却留给了我很大的空隙──暂时地，这空隙是让悲伤填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