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和我一起学法语的82年的mm每天去环铁那里的工作室画画，不图利地画她的抽象画；傍晚用她硕大的SUV捎我去法盟。家里很温馨，老公是建筑师，很晚回家，很晚离家。女儿四岁，有个阿姨。她唯一的烦恼就是对门那个法国老太总在找茬。

她每次搞笑叫我“姐姐”的时候，我都照例错愕两分。当然，如果我能有她那颗平和宁静的心，或许也已消受了养育孩子的艰辛。我能列出疲劳从身体里抽走的几种可能途径，但在心灵和身体之间，依然顾此失彼。

昨天晚上看到我们能干美丽的策展人反复玩弄一个南非艺术家的小孩。他一会儿给她捏捏肩膀，过会又把娃娃塞到另一个艺术家的口袋里。她一个晚上都在跟他周旋，和他说话，把他抱在膝盖上，还时不时地用她铿锵的伦敦话向孩子他爸汇报他的最新笑话——和她平常快人快语咄咄逼人的睿智严厉判若两人。她一直生活在高强度的北京-旧金山；策展-教育的繁重工作中，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判断，热爱艺术，顽强努力，也没有家庭。

Ivan来了一个星期，长度刚好是门前两株玉兰的花期。他来的时候，她们正处在即将崩溃到绽放的边缘；他前脚刚走，她们就在一夜间泄气和掉落。等到太阳升起，新叶已经热闹上场，未免太过焦急。“为了这盛开的一个星期，她又要白站一年。”我想。这是为了什么？她想着的或许是，只要还站着，我就还有下一个花季。

在这种植物面前，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奔跑，却无法往复。这样剧烈的奔跑，无非是在追赶我们唯一的朋友和敌人，时间。

有一个文件夹叫“Friends”，创立到现在少说也有四五年了吧。所有和朋友相关的照片都往里塞，譬如某人男友小时候站在床上，某人好友的男友和别的女生的毕业照，以及某个朋友高中暗恋对象的结婚照等等。

这个文件夹里谁的照片最多呢？这个人一定是离开我的时间很长，很早开始喜欢摄影，而且，他一定要有强烈的PS和发送图片的癖好。

当然，这个人就是你，Atelier了！你真的去德国有七年了么？2001年圣诞我接过一个男生的纸条，说：“Atelier要你把这个念给大家。”你说，你要去一个乡下过圣诞，要我向大家念这首歌德的诗。我极尽煽情地念完，全系黯然。——这诗，真的离开现在有七年了么？

从你在初中校园里和某位仁兄的合影，到你去印度吃的咖喱；从你自拍的头顶心，到和女友趴在比萨斜塔前津津有味的笑；从利兹的惆怅到你最爱的意大利；从你自制的得意洋洋的提拉米苏，到你捷克签证上滑稽的小学照片；还有你高中第一次去德国的照片，和我们高二在北京比赛时，你风光领奖的照片。我这里真是存了你的成长大全啊~

这一发一收，一下子就五六年了。有时候我觉得你好麻烦，怎么把明信片般照片看得那么重要。（而且，我也知道你恐怕是给很多人发很多照片吧？）但今天，收到你的结婚请柬，我突然那么那么想来。你一直试图通过这些照片串联起你那里的生活和我们这里的生活。还有什么比能够站在你们面前目睹你的生活更真实的呢？

我重温这些照片时，发现了一张名叫Rhyme的照片。我以前竟然从来没有留意过。

9月的Starnberger一定比这更美吧？

暖气停了，天气却较前一阵子又冷了些。

整理出来父母春节在北京的照片，花了300块钱印出其中的342张。

给爸妈打个电话，妈妈不太高兴，因为上周末没去电话，她就老摸着胸口说“不开心”（也有部分股票的原因）。我问爸要他大学时候读的《古文观止》。他说：“我以为你一直觉得我是老古董。”前几天他读苏轼，觉得特别好。我说，是的，还是中国的古文好，特别想端着读，反复读——但身边居然一本都没有。

刚看了维斯康蒂的《小美人》（Bellissima），更想念自己细小的家庭，尤其是住过14年的一室户，里面曾经满载希望，现在却在一户户租客身边厮磨。人生就是反复的厮磨，没了摩擦就没了生气，没有隔膜就没有和睦，没有分离就没有念想，多多少少地，这就是爱寄生于一个家庭的方式。

那两个星期，我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招待他们，安顿他们，给他们他们要的欢乐——而我也无比欢乐。他们走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三四岁时爸爸想用录音机记录下我讲的话，一边引诱我乱说乱笑乱叫，一边轻声对妈妈说“别说话，别说话——让她说。”

Beijing, 2008 Spring Festival.

和（大多数？）意外怀孕的情况不同，Juno的孩子是自己“要”来的。这是她无法对“男友”有什么要求的原因——当然把事发当时的沙发搬到人家家门口去，一早等人出来跑步的时候，冷不丁宣布自己已经怀孕的姿态是酷的。她嘴边咬来咬去的烟斗却是为了排遣紧张。

导致女性生活紧张的源头之一就是意外怀孕的可能性。只是在看这个电影之前，我以为除了流产和结婚以外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前者因为“中国人送小孩就像送ipod一样”（Juno语），后者因为中国人把家庭名声看得比婚姻幸福还要重要。

那么糟糕的事情，照例不能指望“肇事”另一方。意外怀孕给所有男人造成的困扰没有高下之分，突然间，平日看来多么与众不同的男人都变得一样迟钝。好像什么东西终于露馅，男女之间的鸿沟终被证明无法逾越——什麽才叫“生”的负担。

好在Juno的第三条道路以明朗告终。让孩子归于爱孩子和需要孩子的人，就像属于神的归于神一样。那个想要一个孩子胜过想要一个完整家庭的女人，准备了自己的全部生活来包裹新的生命。无非是一个孩子借了Juno的肚子诞生，而这个孩子对于受孕时的她，原本没有意义。

这又是一个讲述女人如何通过换一种思考方式和行为，通过内部的协调、机智和胆量来实现对自己生命尊重的电影——和父亲以外的男人无关。

Photo from Juno (2007), Directed by Jason Reitman, Casting Ellen Page.

旅行是为了遇见（而不是结识）生人，不是和熟人增进感情；为了练习孤独，不是派遣寂寞；为了发现独自的意义，不是和世界发生更多、更复杂的联系。

这个动画电影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和周围似乎格格不入，又最大程度关切着的人。

是一杯咖啡，扔进白糖以后升起的那条鱼，吃掉了飞进窗户的蝴蝶；或是一只被他提前准备的晚饭吸引过来的大熊，罢工了在他背上播放的露天电影，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是他的一个噩梦，被尽快扔进壁炉，升腾到小镇的天空，和其他抑郁的炉火一同，变成雨水降落下来，成了窗前黑猫品赏的风景；是夜色下排成队走向列车，摇晃着驶向月亮的兔人，在交换的眼神中互送忧愁的祝福；抑或是从火车站透着强烈阳光的窗户里飞进的帽子，和那少女留给他的玫瑰，转瞬凋零，被夹进他的日记本里……

在这样暗淡灰色的行程里默默前行，伴随着他的坐骑——一直瘦长腿的猪，不光鲜也不振奋，但渐渐，生活和旅行的本性，新奇能带来的甜蜜，还有瞬间之于永恒的无法比拟的优越，都洒落在每一步里，没有人认识你的，一个黯淡旅行者的路上。

图片来自《或る旅人の日記》（ 某个旅人的日記，2003），导演：加藤久仁生。

如果一个人对他的工作无法考虑周全，也从不追究自己的过失，他究竟是否应该受到指责？

有一种说法是，他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说，他没有被放在适合他性格的位置上——就像我们说，很多人一生的不得意，肇始于某种被称为“学校制度”的东西。

在这种语境下，性格被认为是无可苛责的，是理应自由的。仿佛和尊重个人、尊重个性的说法相类。但这又和我们小时候听说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大相径庭。

不妨思考一下：性格的成因是什么？是出生环境，民族文化，家庭背景，甚至自然条件，时代气候等等。但是，如果把性格的成因都归结为客观因素，显然不全面。人是否能够选择性格？我想，人的性格发端于客观条件（甚至基因），但成型于一次次的个人选择。也就是说，人的性格不是被动形成的，而且人应该对自己的性格负责。

既然如此，性格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评价的理由？假设一个人内向，只要他成为诗人，纵然内向到孤僻都被认为是韵味。有时候，性格的界限是如此模糊，几乎能变成一切特赦的理由。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出了问题，我们就说“他的性格使然”，不知道是对他的彻底放弃，还是永久原谅？

一些本来被认为是永恒正面的价值，在“性格”面前也变为平庸。一些本来被认为应该以此为耻的行为，在“性格”面前居然也闪耀出“人性”。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能在工作中也流露出相应的懈怠，但因为他同时慷慨善良的一面，仿佛我们也不得不去接受他的全部。一个特别积极鲜活乐于献身的人，也可能只是被一句“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而被抹杀了所有美德。再者，美德和性格究竟什么关系？

现在很多时候，我无法生气，因为我近两年的教育引诱我去容纳所有人的所有性格，不论他们每日直接和我在工作上合作，还是只是一个偶遇的蛮横公车男。原谅是一种美德，性格是一种天然。

可是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光火，甚至怨恨。我为什么要去怨恨一个“性格使然”的人呢？因为我相信，人对性格应该有种“自觉”。懒于反思自己性格的人，无论是诗人还是科学家，都令人厌恶。是这种懒惰让人厌倦到怨恨。

如今，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感到被这个年代划伤。

如果你爱你的朋友，据说你应该这样关心他/她：

少喝奶茶，不吃刚烤的面包，远离充电电源，白天多喝水晚上少喝，一天不喝多于两杯咖啡，少吃油多的食物，最佳睡眠为晚上十点至早上六点，晚上五点后少吃大餐，每天喝酒不多过一杯，不用冷水服胶囊，睡前半小时服药忌立刻躺下。睡眠不足八小时人会变笨，有午睡的习惯人不易老。手机电池剩一格时不要打电话，剩一格时辐射是平时的一千倍，还要记得用左耳接电话，用右耳会直接伤害到大脑。

我的生活是：

酷爱奶茶（现在喝不到了，就接连立顿）；我的充电器在脚后跟，以前在枕头边；白天没时间喝水，喜欢睡前猛喝：刚刚开始爱上咖啡；今天的晚饭9点半开始11点结束，而且刚在同一盘虾里选了油炸的而不是白灼的；手机电池总是用到彻底没电，习惯的姿势是右肩夹着右耳；Plus，我每天分别有两个小时的二手烟时间和吃灰时间。

不过，我坚持每天喝一杯啤酒，没有开始服用胶囊或产生药物依赖，不主动吸烟，也没时间买烤箱。

来京之前，你就说到这个在北京唱歌的妞。

现在，你瑜伽状躺在我背后的大床上，扭着身体喃喃地说：这种音乐叫Indie Rock, Indie Rock, Indie Rock…

陈韵，我还是觉得我们很年轻，说实话……

最近和朋友聊天时发现，各自单位的同事里，居然都没几个北京本地人。

环顾我的办公桌，目力所能及的只有两位；目力所不能及的也不过六七位，不到全部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六分之一。单位里重要的职位基本上都被外国人和外地人把持。我能想起最集中的本地员工就是在后勤和保洁这块部门——在他们偶尔的早晨问候里，我还能到觅到几句简短的京腔。

这种情况在我有限的朋友圈里很普遍。我问一位北京朋友：北京人都去哪儿了？他眨了眨眼睛：“我的许多小学同学都晃着，在家里呆着，或者和女朋友租个房子，也有开店的。”我问一位早年移民北京的远房亲戚：北京人都去哪儿了？他笑笑说：“都下岗了吧。”

我想还有其他的可能，譬如去当奥运会的志愿者了——但奥运会的志愿者里恐怕也有不少外地人。或者还坚守着北京最具特色和使命重大的出租车行业，但就连“的哥”都向我抱怨：“现在很多出租司机都是从郊县刚刚到城里的，所以不认路！”

这样的情况在上海也绝非一年两年。突然有一天，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五官长相和神态举止远离了江南，远离了华东，上至东北，下到西南，不再具有明显的江浙特色，也调和掉了上海的精明和犀利，随之被模糊的是城市的面孔和气质。“外地人”三个字在上海话里本带贬义，和“乡土”、“落后”、“没有见识”等词无异。到现在，上海人也不得不在这改变了的城市面貌面前低头，把这个词的意思往“有能力”“不可小看”，乃至“有钱”等意思上靠。这个词在含义上的转变，在我所见，也不过五六年的时间。

最近几年，香港从原先扭扭捏捏的姿态中走出来，大举欢迎内地人才的入境。上次来港，从前的老师对我说：“现在我们给来读研究生的大陆学生条件更好啦！给的奖学金多啦！不仅读书期间可以打工，毕业以后还可以续办一年的签证用来找工作呢！”而在2006年，这个时间还只是三个月。普通话已经从莎莎蔓延到IFC，总有一天要从中环蔓延到将军澳。难怪我的北京朋友大呼：“哎呀，我的朋友全都跑去香港做投行了！”

要说这三座城市之间还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就只剩下语言了。如果说北京的外地人还可以勉强躲在普通话背后，甚至冒充“操一口京片儿”，混迹到人群里，那么在上海和香港，方言成了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最后办法。但是渐渐地，这种区分本身的意义都将越来越可疑。我的一个北京出生，旧金山长大的朋友（Jeff），在香港工作了几个月很不习惯，吵着要回北京，结果跳槽的新工作却又是被派回香港。但前晚，他的MSN上分明写着“HK feels like home too. Who’s up for James Blunt Concert?”

总有一天，所有Hardcore的“北京人”、“上海人”和“香港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当他们准备怀旧时，他们的身份本身已经改变了颜色。稍一迟疑，城市也改变了颜色，而原先分明还系挂得牢不可破的身份“自豪感”也将在都市的新陈代谢中愈发含混。很快，他们就会发现，城市的能量和无情原本就是一体。如果你爱她，还希望她向前跑，那么你就要接受她唯一的存在方式：她不断改变的面孔——甚至内心。

佩索阿说，“一个人通常的时间表若有任何改变，会给人的精神注入一种令人悚然的新奇，一种稍感不安的愉快。”

我想了两个小时候的例子。譬如，一个生病的下午，提前离开学校。身后的操场回响着第三节眼保健操。放学的路因为提前一个小时而变得如此陌生又丰富，虽然心里惴惴焉，不知道会错过什么好戏，也不知道父母下班回来，会怎样令人烦恼地大惊小怪。

又譬如，在卫生老师的带领下，突然闯进教室的白大褂，带着咬牙齿的白色软塑料和粉红色胶状药水，两只铅桶，一群扭曲变形的小孩的鬼脸，口水滴滴沿着嘴角下落。上课被打断，数学老师看着我们，在弥漫了呕吐气味的教室里，讲不出数字和公式。

如果还要举第三个，譬如，今天下班和费老师去看一个画廊的小展览。走到门口发现漆黑一片，已经关闭。正在道别却又碰到了画廊总监，殷勤地邀请费老师进去参观。末了还从费老师那里收获了关于这个德国画廊的小八卦两则。这样，今天就完整了。现在昏昏欲睡也无妨。

如果每天都被耽搁一下，欣然接受人造的或天然的跳跃，和所有突发的、不能想到的烦恼和刺激，甚至故意寻找偏离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能体会在时间边缘冒险的乐趣——感到自己对生活的控制和被生活控制的珍贵。这些可怜的小东西，也是建构在生活作为机器的本质上的。这个机器由日出日落，一日三餐，刷牙洗脸，洗澡睡觉，上班下班构成——为了维持生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