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

我几乎记得每次的离开。飞机总是在深夜。街道散发着转为温存的余热,对面的车辆开着热烈、晃眼的大灯。高架的水泥梁柱下有人躺着——那是德里。而在科钦,就是施工中的地铁。科钦的行人很稀少,晃荡不定而游走街头的人也几乎没有。只有一次,在科钦堡海边主街的路边廊下,看到一位安睡路灯下的人,他睡得太安然而寂寞,就像在自己的房间。但在德里,他们有很多,甚至彻夜不眠地坐在那里,时间变成操练,如同我在2011年夏天抵达的那个深夜被刺激到的景象。在印度,我感到自己有很深的感情和责任,不论他们是否在对我诉说,我钟情于倾听,并积极地去习惯他们的口音。

距离去年夏天班加罗尔的六月八个月之久,我有点机械僵化的部分,重新被抚摸和润滑。起初我又跟不上了他们的语言节奏,但慢慢习惯,调回那个频率。我是谁呢?我凝视着街对面向我在三楼的房间迎面扑来的大树,五个被它庇护的夜晚,我睡得清浅而香沉,我因为超载而劳损的记忆和身体中的污垢被慢慢清理,如被酒精小心清理的键盘——被过度敲击而破损的表面。我摆脱了自己的出身,就像乌鸦在这棵树上栖息,摆脱了自己的黑暗。

是这种被爱的感觉,让我想一次次地沉浸在这里,回到这里。

与许宝强老师交谈的一些笔记

马国明的曙光书店(湾仔,现已不存)是我们一代人了解文化研究的启蒙之地,我们叫他马老板。他是最早提出本土概念的人。可惜我们没有承继他的本土,这个空隙被陈云占了。马国明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比我大5、6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他一生都在香港,没有留学,但我们靠他了解最近值得阅读的国外新书,只有他有这样的眼光。他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马文辉的思想也没有被继承,也是隔断的,但马文辉的影响局限在小圈子里,不像马国明那么大。

马国明把本土主义概括成“与自己被压迫的祖先相认”,这样本土主义就和民粹区别开来,而同阶级建立了更强的联系。经过占中运动,陈云的思想明显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他们已经退出旺角),而年轻一代或许有可能通过这个运动把思想上的工作给弥补上,也就是呼应马国明的本土思想。但是本土这个词是否要继续发展和使用?我一直对此有怀疑。所以提出阶级分析。

我対我孩子和年轻一代香港学生在这次运动中的行为感到无法理解,是因为他们平常虽然是好学生,但我讲了十年的政改,他们都不太听进,平常的爱好和生活方式也很普通乃至闭塞,回家就是对着电脑。但这次运动中,默默的女生都在面临在旺角被黑帮性侵,被警察殴打喷胡椒(不是很小的概率,是很大的概率)而一次次在放学后去旺角、去中环;毕业生也是周一到周五保持2-3天下班去旺角,周末两天全住在街上,这样维持几个星期,非常辛苦。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必须去。问他们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他们思路非常清晰。我是対他们被如此政治动员起来感到吃惊,无法理解。

不是玩笑

孙在采访的最后提到他马上要在PSA做一个朋克展览。当我对PSA提出疑议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也不要虚无……”哈哈,我们都从原先讨论的绝望中破涕为笑了。他所怀抱的希望寄托于PSA的对(某种)音乐有(某种)兴趣的年轻馆长身上。

直到我今天看到了这个早我们一步,并硬插进来(作为市场部的创收)挤占了我们布展时间(却可能送给我们假墙)的朋克展览后,我发现他关于“不要虚无”的说法是完全的玩笑。

PSA

对于青年策展人计划最不可思议的是会有一、二、三名,而对于这样公布结果大家是兴奋的而不觉得怪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单凭一段策展方案就可以一二三,这对我来说都无法信服,无怪乎落选者或旁观者都觉得可疑。这给我小时候作文竞赛的错觉。我是个平日作文经常被老师念出来的好学生,但一参加作文竞赛就必败。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次的确不会是作文。而且的确不是作文。是行动指南。是看的人从这当中看出了某种疑似运动的方向,因为根本还没有真的运动,或只是个先兆。但这兆头必得是要害。而越难的,可能越是真的要害。定海桥之难,可以预见的自始至终的难,是奋笔疾书的爽快必然要被现实撕裂的难,是时时刻刻被自己和别人善意地误会,被机制和观众愉快地拥抱的难,是随时准备离散的团队,是每一个问题的提出和访问中对方回弹过来的言语——在考验的不是这个概念那个概念、这个事实那个事实,而是自己到底有多反动。尤其是,整个事情的无中生有和得以实现,都因一个反动空间提供了资金而起,项目的出生就太卑贱。唯一能够(哪怕短暂地)挑战自己的反动的,就是用定海桥来戳穿自己。把自己的内心批驳得越痛,PSA就越不能奈我何。

小小的幸福

每次跟小小一起出去玩——是我带着小小,也是小小带着我——回来欣赏照片和回味的过程都很甜美。就像很久以前的恋爱的感觉,但恋爱时候对方是带不回家的,所以甜美;而小小是必须带回家的,却仍然甜美——当然是在他夜深睡觉之后(那也是他唯一远离我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奇怪的后见之明和后怕结合起来的感情,好像很偶发地我生了他,是他而不是其他孩子,又好像也必然是他,如他现在的表达、情绪、样貌所日日“证明”的那样。偶然和必然的完美结合就是一个孩子。

再者,这种无法取代的由喜悦和忧虑构成的关联,又比恋爱长远得多,好像是看不到尽头的那种长远。而且不单单是靠对于爱的信念,还靠血缘这样似乎很“绝对”而且牢靠的关联度——这可能也是信念的一种,但跟爱的信念到底是不同。刚才当我打字出“我生了他”四个字的时候,心里泛起的不好意思比打字“我爱你”要真切得多。因为“我生了他”比“我爱你”的客观性似乎强烈太多,却又比“我爱你”不可思议百倍。所以二胎这种事情真取决于第一次的经历,没有太多道理。

阿姨帮帮忙

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打预防针,小小君并没有流露出特别的恐慌。打针的那位阿姨还没来,我们就跟隔壁两位聊聊。外婆最起劲的是让小小操练自己新学会的话,这是最令人自豪的也是几乎唯一的技能(小小的身体技能表现并不突出)。“阿姨帮帮忙”是最新的一句,昨天用在早教班的阿姨身上,阿姨就给他脱鞋子;今天用在疫苗接种站的护士身上,护士就笑翻了。当然最后少不了在肉鼓鼓的右胳膊上打上五联的最后一针,但护士阿姨编了一个“把虫子捉出来哦”的典故,听起来着实更吓人……

奔月

中秋月圆之夜,小小已经认识了月亮。他现在会找,指出,并在月亮躲掉的时候表示找不到,说“没”。月亮该有多明显才会成为那么早被意识到的存在,即便在这个很难黑暗下来的城市天空。

据说我21个月的时候去广州,上火车时发高烧但还是被塞在座位后面运走。下火车时姑妈来接,我指着天上说The Moon,也表示烧已退。大概是我最早的一个英文单词,妈妈很自豪才会一直记得。但放在现在,如果小小在一个旅行计划开始的时候突然发烧,我会硬是带上他走吗?计划变得可以更改,如同Jasmine那年春节被哥哥嫂子带来上海几天发烧就立刻飞回香港去那样紧张。而三十一年前,孩子可以是家庭计划中的一件行李。

现在小小18个月半,成长得好快,似乎之后的事情已经来不及安排。可我又很想把他当做一件行李,带着可以就走,去哪里都会开心,也可以自我治愈。可是想到他会渐渐从对我的感情中走出,走向与他人的情感和交流,我就不能不顾及他的感受。更何况他如果有什么弱点,也多半可以在我的童年记忆和心理中找到呼应。大致来讲,还是要从对不愉快的直接克服中找到生命的趣味。

白洋淀笔记一

1. 449弄的队服全称是“四四九足球俱乐部”。据说原来449是在胸口的,但不知道是不是汉字。“俱乐部”这个名字也可以社会主义吗。

2. 训练时间:除了周六下午是在白洋淀足球场(每人200元/年的会员费,因为加上长白等更远处过来的年轻人而得以租成)外,周日下午2点和周四下午2点是在杨树浦路3061弄(103终点站)的“龙头”(国棉十七厂解放前的旧称和倒闭后集团股票的名字是同一个)里面的球场,靠近黎平路。

这是日本人时期的职员宿舍,据说很好,而球场也有将近一百年历史。现在里面还有老年队,是市队、国家队、厂队各自退下来的人在踢球。还有麻将室。以前一栋洋房是工人疗养院,现在没了。但那里似乎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国棉十七厂退休员工仍然可以活动的地方,在时尚区以外。

3. 根据一位父亲14岁就搬来449弄的老土地(他本人57岁)说,449弄造于1921年,再过7年就一百年了。“这两年应该要拆了。” 12年前本来要拆,但钱给挪用去建黎平路上的“外滩一号或上海一号”那个高层,从三栋增加到五栋之后,用来拆迁449弄的经费就没有了。前一阵子449弄也都是大字报,现在没有了。新的区长大概会解决这个问题。

4. 10月1日,一部分449弄的队员要参加在上外的华人杯。他们中有人参加代表新西兰的华人队,整个杯赛一共十七支各国的华人球队(包括港台)。

5. 教练来自外面(红色球衣),过来说刚刚碰到范志毅(好像经常见)。这位教练也看起来六十多岁了,说要拍集体照印出来用于比赛等等。但他的气质却同449弄的球员如此不同。

6. 以前少体校从幼儿园就开始业余选拔和训练,优秀的苗子送到平凉路四小(平四),再优秀的,初中可以招收进少体校。现在都去祁宏他们办的“幸运星”这些私立体校,少体校只能捡剩下的人。但这些50-70岁的人,不少都进过少体校,当年是很难的。

7. 值得留意的人:9号(球技好);会讲故事的老土地;两位球员(31号);一位中央芭蕾舞学校毕业,跟刘少奇王光美拍过照片,文革中回到449弄决定放弃去上海芭蕾舞学校的人,下半身很长,七十岁,却依然身材轻盈,面庞俊美。“老土地”认为,他的废掉,在于他不是生在淮海路,而是在449弄。

8. 足球対定海桥是天然的热爱和天然的存在。1973年449弄里的球场拆掉盖房是一件大事,足球由此衰落。开端是东北虎(抗战时来自东北的一群高中生带来的北派和上海本地的南派交融是定海桥足球的滥觞)。但是王洪文将上海青年队解散,变成国棉十七厂的厂队(待考),可见王洪文有多爱足球,如449弄的每一个男人。

9. 为何要必然地爱足球?“老土地”自己的看法是,但凡一个球在前面滚,一个小孩都会去追。这是人性。而且,地球是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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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思考:

1. 弄内的状态近乎游民(其实还没有退休),球场却令他们闪出不同的光。挥汗如雨是一种需要,看似劳动,但是自由的劳动,运动。

2. 足球会上瘾,从崇明、天山都要赶来,否则难受。身体的瘾。

3. 有能力对抗的身体在球场上和在弄内抗争中(如12年前拆迁不果引发的愤懑)的能量转换(或转换障碍)。

4. 英雄迟暮是対曾是英雄的最好验证。英雄为什么必须是过去式。英雄为什么必须失败。

5. 体校-厂队-司机-退休,类似这样的经历表述完全无效无感,因为脱离身体的体验。有人说,他们都不愿意回顾二三十岁的事情,问问他们1994年(四四九队成立)以后的事情吧。(二十年过得像两年,又像两百年。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就在白洋淀足球场的隔壁。)

6. 初次的接触中50-70岁的这些球员完全无法让人想到一个流氓环境;反而二三十岁的年轻球员(来自定海桥以外)让我想起自己的初中男同学。

7. 何谓血肉之躯。肌肉与非肌肉。紧张与松弛的肌肉。长镜头记录下的31号球员和教练,他们的肉身在张弛之间留有不同社区的时间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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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给每个艺术家写一个Bio。

过河拆桥

国家和人的关系是过河拆桥。

我没有动,但是周围没了。我没有动,但是邻居走了。我没有动,但是树给拔了重新种了。我没有动,但是门前的水滨变道路又变高架了。我没有动,但地球自转的时候把别的动植物给甩掉了。

因为动是相对的,所以我必然是动了。但主动都成了被动。或者,被动都成了主动。

如果国家和人的关系是过河拆桥,什么时候轮到人来过河,人来拆国?我突然有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