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岛纪行:以弗所的天空没有云

Celsus Library

 对于以弗所(Ephesus),我没有知识,没有想象,没有崇拜。从欧洲回来后,一哥们塞给我两张The Motorcycle Daries的VCD,我听到青年的切格瓦拉在马丘比丘上的那句自问,突然找到了一种接近我在以弗所的困惑:

我怎可缅怀一个我不曾认识的世界?
How is it possible to feel nostalgia for a world I never knew?

有这种可能吗?无数次,在抵达一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怀着一刀白纸。至少,我们也揣了几张网页。为什么要做这些准备呢?我好像不能无知地来,活生生地看到一个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世界。廉价航空,欧洲火车,通宵汽车,运送我来到这里或者那里,我看到生活在那里的人,还有更多的游客。如果不能找到自己和这里的联系,就会空落落地离开,说,我看到了。仅此而已。只好先准备一些东西,以免自己连印证都没有。这是最最简单的了,要说能有什么心得的话。

现在,又面临这样一座空城。

老板把车开到门口。不是城门口,而是这个保护起来的废墟的门口。我向马路对面的商铺买水。店主向我推荐一些书。“你看,这本有以前建筑景象的复原,用塑料印在现在的照片上帮助你想像以前的样子。”“还有这本,文字比较详细的,是以弗所博物馆的专家写的呢。”我一边翻看一边揣测我将如何迈开步伐走向这座废墟。不是精神上,是物理上。

以弗所在太阳的曝晒下发着白光。“哎,走出这顶屋檐,那里可是48度的高温呢。”“天啊!”“你的天,我的天,反正就是没有办法。那里也没有乘凉的地方啊。”只是因为我已经到了这里,而我又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废墟,我就一定要进去么?老板说,我从头到尾走一遍半个小时差不多了。他在另一头的门口等我。事实上,我在里面耗了2个小时。

就这样,我毫无办法地走了出去。一条流浪狗在很先进的条形码识别器下午睡。这就是以弗所的入口了。没有伞,没有帽,我赤条条地跑到那个杂草丛生的废墟里面去,手里还提了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了瓶不断升温的矿泉水和一本以弗所介绍——我坚持没有让老板把这本书拿走,因为我真认为自己会坐在烫人的石头上研究呢!

我现在才知道一些关于以弗所的事情。譬如公元前七世纪这里有了第一座神庙,供奉一位名叫Artemis的女神。这座神庙后来被一个叫Herostratus的人给烧毁了,动机跟刺杀里根的凶手一样。那个晚上,亚历山大大帝出生了,据说因为亚历山大出生的事情太重大,所以神灵就没顾得上拯救这座神庙,不过亚历山大在征服小亚细亚后果然重修了这座神庙。

公元一世纪,孜孜以求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耶稣门徒保罗传教至此。他说:“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的偶像崇拜。”他还没有说完,就被底下的群众轰走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放弃对女神Artemis的信仰,更不想放弃制造铸金雕像的好买卖。其间神庙被毁,又被以弗所人重建。但是到了公元4世纪,以弗所人基本上都皈依了基督教。公元401年,这座神庙被一个叫John Chrysostom的圣徒给摧毁,很多年以后,这里被英国人搬得只剩下一根蛇形柱(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英博物馆里古董的原始环境。)而之后的以弗所就逐渐衰败,主要原因和布鲁日的衰落惊人相似,就是河流淤泥的不断累积导致城市失去了爱琴海的港口位置。

关于神庙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事实上我压根没有看到这根残存的蛇形柱,虽然位列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但它处在在一个远离废墟的地方,徒步走过去只为了一根柱子是我心力所不能承受的。徜徉在过去的街道里,这座被誉为“亚洲第一座也是最伟大的大都市”里,当年四五十万人熙熙攘攘生息活动的景象如今似乎很难想象。

喷泉,立柱,一两个尚且完整的希腊雕塑披着宽敞的衣服,在主干道的开始处俯瞰着一群对太阳遮遮挡挡的韩国游客。传奇,都是传奇。确凿的是公共厕所的马桶,围成一圈,当年的人如何一边进行个人努力一边互相观察的呢?连上厕所都是如此公开的消遣。还有据说是第一个广告,刻在路面上,一颗长了雀斑的心,加上一只公鸡(?),还有一只脚指点暗示看官往前走。如此匪夷所思,居然被后人证实和破解出来:“前方有妓院”。这两样有趣的小东西体现了亘古未变的道理,人啊,一点都没变。

img_5033.jpg回过头去再看那个摄氏48度下的2小时,我很想知道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希腊人是否能从中收获同样的东西。看到土耳其人和西方人在这种温度的废墟里依然如鱼得水,甚至把两三岁的小孩往滚烫的大理石上随便一扔,我不可能不觉到我们之间的不同。人和废墟的相关性,情感的联系,安慰的,自豪的,感慨的联系,归根结底取决于什么呢?是知识还是其他的东西。人对于历史的相信和热忱是否就像对宗教的相信和热忱一样呢?

我怎可缅怀一个我不曾认识的世界?

Photos by Rhyme, Celsus Library and Ancient Theatre, Ephesus, Turkey, 2006-07-28.

鸟岛纪行:玛丽亚的小屋

引子:我在伊斯坦堡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大套房里蜷缩了好几天,照例靠偷隔壁的无线网络为生,一边对论文进行缺乏投入的修改,一边竭力阻止“嘟嘟”(房主feza领养来的京叭)添我的脚踝。如果不是奥斯曼新皇宫的过度装饰令人头皮发麻,如果不是在那儿碰到的韩国男孩有一段从伊拉克战场归来的离奇经历,如果不是有这段里奇经历的他竭力在地图上对我赞赏他刚刚到过的以弗所(Ephesus)废墟,我可能真的就把土耳其终结在这套房子里了(多没出息)。看着他从中东,爱尔兰,希腊,和土耳其晒来的暗色肌肤,我决定离开这种腐朽生活,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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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犹豫的讨价还价之后,我跟着Kusadaci(意思是鸟岛)那个家庭旅馆老板的破车上路了。说起这个家庭旅馆也是我从长途汽车站叫的出租车司机Erhan(后来我跟他混得好熟)的建议。本来我是想去一间几步之遥的青年旅馆,不过看起来青年旅馆的地势不够高,海景未必能抵上我的“标房”(只是没有他说的电视机)。进门的时候,老板家瘦瘦的小女儿刚刚睡醒,一眼惺忪地看着地面发呆。

起初我对老板开车送我去以弗所的价格不甚满意,因为他也诚实地指着不远处告诉我,从那儿搭乘公车来回也只要6块钱。开了一段,他停下车来跟一个街边做生意的男人聊了起来。那个男人用比较顺畅的英文对我说:“你看,我是他的邻居,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我想50块(新里拉和美元差不多贵)是合理的。如果你自己去,有的地方公车是开不上去的。” 我就是这样也没有额外理由地相信并且答应了,顺便又砍了5块。

老板的车子没有空调,速度倒是很快,一路无话,但我几乎要被车风吹得面瘫。在一阵公路疾驰之后,我们的车绕着一条山道往圣母玛丽亚最后居住的小屋爬去。那里的地貌有种远古年代留下的苍凉感,植被长得不够景气,虽然颜色是很正的绿,却毫不茂盛,大约和泥土有关。通常文明发达的太早,留给后世的物质养分就会很淡薄。

我在路上滑稽地想,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圣母故居”,就像我不会去想“观音故居”或者“女娲故居”一样。但西方人对圣母的态度是认真的,考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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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标志牌上写道: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绞死之前拜托门徒约翰照顾他的母亲。耶稣死后,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遭受迫害,而约翰很有可能带着玛丽亚来到了他传教的领地:小亚细亚。

至于如何确定这个地方,标志牌上举出了两个证明:一个是在不远处以弗所的圣约翰墓,再一个就是那里发现的世界上第一座圣母教堂(Basilica)。而在基督教早期,人们只在圣人曾经居住或停留过的地方造纪念他的教堂。另外,以弗所早期基督徒的后代至今口头流传着圣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传说,并在8月15日举行朝觐。

最后决定性的证据是一本19世纪出版的书籍,里面记录了一位德国嬷嬷说她看到了以弗所的山和玛丽亚住过的小屋(她一辈子没有离开德国,所以被认为是某种神的启示)。经过两次考察,人们终于找到了完全符合她描述的这个山头。这样一说,听起来真是言之凿凿。无怪乎此文的落款是:“如需了解更多资料,请查询美国以弗所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Ephesus),下面是俄亥俄州某个基金会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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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玛丽亚小屋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间的原址上修建的小教堂,大小只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小山洞。一位一袭黑袍的修士正对着玛丽亚的塑像,安坐在房间的入口。这里有蜡烛,还有刻在墙上的圣经摘录。这一切都是试图叫人追溯一个拥有最伟大儿子的处女,在这里度过的值得骄傲却十分简陋的晚年。二十平米的山洞外面是翠绿的树木,人们沿着石阶往下走,去品尝一口圣泉,最后把白色的飘带(大多疑似纸巾)系在墙上。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夏日消暑的好地方。

当然,进去膜拜瞻仰忏悔的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者美国人,出于维护目的说要收门票(8里拉!)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对自己土地上属于别种文明和信仰的遗迹都看得很清楚:保存和旅游。而类似自豪和光荣这样的伟大情感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奥斯曼。待我从玛丽娅的小屋出来的时候,老板正和其他司机聊得开心呢。

Photos: 1) Landscape around the hill of Ephesus; 2) The Chapel of the last home of the Blessed Virgin; 3) A statue of Virgin Marie. Photos by Rhyme, 2006-07-28, Ephesus, Turkey.

今夕何夕

外滩六号三楼,一个夜夜有Live Jazz,却又不收入场费的酒吧。一个风韵的蓝色中国女人和外国西装青年对面着谈笑吐烟。

Henry看了酒水单,把侍应叫来笑问,以你们这样的装修,这样的location,用这样(便宜)的价格如何支撑一支live乐队?侍应通情地说:先生,作为朋友我必须说,我们才开了三个星期。我们要先培养起这支乐队。

Amy点的鸡尾酒sex on the beach是30毫升的咳嗽药水,我们面露讶异。少顷,西装青年突然走到我们桌前,我再帮你们调两杯好吗,明天我们就有新品种了。不一会儿,两杯巨大的红色液体加了青柠冰块就送到了我们面前。“我叫Sunny。”

那个弹拨大提琴的,脸色白皙却有了早衰迹象,脸部肌肉松弛,却不像夜晚来外滩三楼演奏的。他的衰里,绝对不含颓唐,也没有流露或伪装,是社会生活的自然销蚀,背后却有种平静接受现实的坦荡,仿佛前一秒还在办公室里整理文档和接听电话。可他却把这个巨硕的乐器摇晃得那么奥妙,难道他有两颗心?彻底的惨白的白天和这个空荡又盈满的酒吧里,他和他的大提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那个唱歌的女孩子,Henry说,如果这个酒吧要长期开下去,就得把她换掉。她的年纪比我小,摇晃身体并回望钢琴,乐谱掉在地上也不管,唱歌前还要问钢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她的英文是好听的中国式的,她在模仿,但也能看出她寻找自己的努力。这种寻找呢,因她的同这乐队的生疏而渺茫。

Henry猜测那个蓝衣女人是老板,那种老公随便给她2000万在外滩玩玩的女人。我看呢,Henry到底是香港人,香港以外的中国女人没有那么简单。

Sunny也是一个可供消遣的谜。分明的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口音,但却长着这样细长椭圆白脸和黑色微秃的头发,以至被Henry推断为犹太人——一问原来是英国长大的土耳其人,在伊兹米尔有一套度假房子。听说我去过,就忙不迭地抛过来一堆土语和淮海路陕西路上的一家土耳其餐厅。

整个外滩六号三楼的夜晚,除了后来进来的一对外国老头和中国年轻女子之外,只有我们三人是顾客。这个上厕所有人带路,经理亲自给我们调酒的夜晚,每个人物既如此典型,又如此缺乏真实性。下午在档案馆里,我对着旧照片说:给我一天时间让我回到30年代的上海吧,只要一天。

这个酒吧的装修让我想起Jacques Tati在那部另他彻底破产的电影Playtime里生造出来的一座巴黎饭店,只是从荒诞喜剧的热闹变成了不辨真假的实景。这种在空间,视觉,听觉乃至服务人员在感情上投入的奢侈让人发懵,他们有一种横空出世般的温存,笑容里怀了这座城市匮乏的持久性。

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夜晚究竟是否存在过?直到早上刚睁开眼就发现一条外滩来的短信,感谢我昨日的惠顾。我几乎要在床上晕过去。

外滩6号原为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Imperial Bank of China)所在地。改造以后,二楼三楼都为餐厅酒吧。三楼的天地一家,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周五到周日晚上11点开始live jazz,据说有英国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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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from Playtime (1967)

摸摸

在伊朗人阿巴斯的摄影录像作品展下面,是一个智利人(Palolo Valdés)用石头,铁,陶等物质做成的各种雕塑。唐朝给了他启发,他就做了那个时候风格的马,有点像唐三彩的神态,名字就叫唐。他也做一些其他的雕像,譬如一块像穿了风衣的人形的石头,它在上面加一个微微抬起的头,地下加两只铁铸的脚掌,就叫他“先知”。

他很会因地制宜,找来几块圆润的石头可以当作马的臀部,胸肌,和腹部,三块排好马就有肉了,然后用陶土和铁把其他部分加上去。还有一块三角形的大石头,它直接加了一根铁打的角,就变成一个羊头了。这种因地制宜叫人想起什么,盆景啊,中国园林啊,但又要自然一些。那些石头看上去没有打磨过。

走到几个凹进去的展厅时,我偷偷摸了几下。我实在惹不住,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些也不过就是石头。别的摸不得,石头总还是摸得的吧。被组装过的石头,变成了“嬉皮士的牛”,“达芬奇的战马”,“无题”,或者“蚂蚁的力量”什么的,但实在还是很真石。在布达佩斯和一个来自比兹堡并且以安迪沃荷为荣的美国人一起参观当地的艺术馆,他看到什么都很想摸,装置要摸了才知道什么材质,有时候连油画也要在角上摸摸,吓得我脸色都变了。他笑笑说:“我只是喜欢什么都摸一下。”

为什么看解决不了问题呢?如果油画是为了视觉,录像是为了视觉和听觉,为什么不去摸那些作为装置的瓶瓶罐罐机械油漆纸盒废品呢?总有一些视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想。那条隔在展品和观看者中间的线阻止了过渡抚摸之下的破坏,恶意破坏甚至偷窃。蒙克的《呐喊》和《麦当娜》就是这样被明抢的。好在我终于知道可以偷偷地摸摸了,很享受的。

我摸了以后就知道石头是什么了。石头不是硬的,是希望被抚摸的,也被手喜欢。石头不是凉的,是温和的,有一点点弹性,摸了以后就想一直摸。其实那些标题都没什么意思了,只要喜欢那块被选中的石头就是喜欢全部了。所以触摸,抚摸,哪怕只是摸一下,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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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Rhyme, 2007-2-27, Shanghai Art Museum.

父母守着传送带

回到国内就意味着上了一条快车道,也像一条指定路径的传送带。它由父母的期待和社会的“共识”锻铸而成。在他们还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舆论站在他们的爱心那一边,帮助肯定和软化他们一系列的“总归”,“该不该”,“怎么能”,“怎么还不”,“那要什么时候”,“那么当然”等等。上一代就是这样的,下一代怎么会不是。

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时代变迁却不能引起观念在一代人身上的更新。中年以后的顺应时势和价值观的重新考量是两回事。所以父母那一辈人已经注定不会再突然从恶,但也不可能变成外国人,变成年轻人,变成孩子。他们修正看法的方式是在自己的体系里,吸纳一些新鲜的案例和观念,但对于和原先体系根本抵触的部分,他们就会说:“这个不可以的。我们中国人……”云云。

我在地铁里看到两个和妻小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似乎是老同事在地铁里偶遇,不十分亲切,面对面坐着讲厂里的事情,询问对方是属于提前退休还是正好轮到退休,说“这个厂如今完全都被败光了”,然后翘着脚摇头。他们的脸色暗黄,皮肤褶皱得厉害,坐得不安实,也没有快乐的话题。他们的老婆之间不打招呼,眼睛半开半闭地歪着。孩子看着对面的风景,心思也不在车厢里。我突然想起所有这一代的许多中年人,他们一无所有地出生在这里,四五十年后,却毫无精神地坐在这座城市的地铁里。他们好像做过许多事情,去过不少地方,但现在这些东西却被夺走了,无影无踪。谁来为这萎靡的中年负责?

更不幸的是,他们的精神同他们经历过繁华和思想解放的上一代完全割断。裱画的吴师傅跟我说,他有一次去一户八旬老人家里为老人裱画。老人家自己藏了好些画,像是宝贝一样,不知道怎么经过文革还保存了下来。老人的儿子看到父亲请人来裱画,就破口大骂:“裱画不要钱吗?这么贵!这种东西要它干什么?”吴师傅说,这种人家他见多了,多半老人一死,东西立马被子女卖光。还有一次我在一家旧货摊看一张长方形的黑色木牌,上面写了一长串的名字。我问中年店主,这个牌子是干什么用的。他说,这个是以前一个大户人家用人的点名牌。我正感叹这样的东西也能被发现并保存下来,他说:“这种东西,你们能理解,我们上一辈人能理解,但就是我们不理解”。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一代人吗?他们不理解儿女,就像他们如此强烈地质询过自己的父辈。他们像是历史上的死结,滞留在那里,往前往后都不由自己。他们承载了中国战后几十年落后的事实,将它转化为自己生命价值的缥缈。他们不能向上帝要,也不能向时间要,也很难向自己要。他们试图抓住的东西都滑走了,除了儿女。时代再变迁,再翻转,再颠覆,他们除了对于子女的尊严和疼爱,依然一无所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得呆在传送带上。

不要好看

表姐的女儿只有两岁,却已经具有一切“00后”应该具备的好品质。乐观(对能爬到沙发顶上很有信心),独立(危险动作不要帮忙),坚决(独自懊恼却不哭闹),热爱运动(包括在客厅折返跑和主动搬运任何器械),什么都吃(包括干吃白饭),对中老年人(的各种调戏)有耐心,对软弱的人诉诸武力(打小姐姐),对所作所为感到光明正大。

但她外婆说,就是不好看。

如果有一天她发现镜子很奇妙也很重要,她看见别的女孩的脸蛋比她白,胳膊比她细,手劲比她小,动作比她婉转,她必然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做tutor的时候,一个美国女校的华裔学生来交换,说她每次走进香港的护肤品柜台,就有人上来向她推荐美白产品。另一个例子是,我很早就发现,一个人无论长得多么不可思议,总有人会和他/她结婚,每天对着看。

不仅因为“好看”的定义不普世也不可靠,我猜测一个人对自己外表“好看与否”问题的觉悟越早,智商发育所受到的干扰就会越严重。外表如果先于其他任何问题而成为人生的第一个困惑,花费了小孩第一批认真死亡的脑细胞,这种耽误所引发的可能不只是时光和智力上的浪费。

初中时,有一个成绩优秀的男同学每天要给头发上油,摆弄,甩动十数次,悉心呵护,好像浪子不努力也能成绩好,其实背地里煞费苦心。最近一次他被老同学撞到的时候,适逢刚刚和恋爱八年的女友分手。他感慨道:“现在么,我的马相(相貌)也没有以前好了呀……”所以有的事情如果处理得太早,容易一辈子都搞不清楚。

好看不好看是一回事情,是否以此为意有时候更重要。T型台上的外国模特表情淡漠,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对外表的冷静。如果时装是主角,如果经过化妆的脸蛋明摆着不会有缺陷,那么保持这样的冷静态度确实能浇灭女观众的妒火和男观众的非分之想。至少,不介意,这是一种不会招人厌的好态度。

Mphil一年级的时候和一个工科的女生住。她的生活比较低调。有一天,我突然瞥见她在房间里梳妆打扮,长发披肩,十分甜美。她说:“我丈夫要来了。”由外表所引发的情绪变化真是最明显不过的内心反馈,能泄露内心秘密。日本电影新浪潮的一部前卫作品The Face of Another(敕使河原宏导演),讲的是一个男人把自己被烧伤的脸换成了一张英俊的别人的脸,却因此对妻子的态度产生了疑心,对自己的核心产生了疑问。有时候脸蛋也能变成人生的把柄,它就像一张网,牢牢地罩住人生。

BBC前几年新拍的狄耿斯小说Bleak House里的女主角Esther Summerson(Anna Maxwell Martin饰演)相貌平平,出身寒微,甚至连父母都身份暧昧,但却用自己的独立,能干和善良赢得了穷人和富人的尊重。她因为帮助无家可归的孩子而染上了天花,虽然侥幸康复,但脸上残留下的红色斑点却令朋友们深感伤心。可所有正面主角的魅力正在于能够不为外表所动,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如果一个人可以接受这样的脸,那样的脸,所有的脸,并且透过脸,看出什么是稍纵即逝的甜美,什么是不够诚恳的光纤,谁美得无辜,谁又太了解自己的好看,并且,纵使看出来了这一切,仍然平静地接受别人的选择。这种心境一旦自然流露,就会像Ms.Summerson和Jane Eyre的表情那样令人难忘。

bleak house

Picture From: BBC Drama Bleak House.

快乐的一种可能

在伦敦唐人街一家广州人开的茶餐厅里,Michala对我说,“有时候,我们忘了问自己那个最简单的问题:我快乐吗?”

她指的究竟是快乐还是幸福呢?Happy,她说。在她的丹麦语母语里,快乐和幸福是不是也结合在同一个词里?

幸福太空泛了,但快乐又是什么呢?我笑的时候,他们说,你笑得真开心,真有感染力。这样的肌肉运动,我很熟练了。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操练,直到现在,已经生动得把自己都给陶醉。每次,我都比他们先陶醉,因为我总是先把自己逗开心。肌肉抽搐的开始已经是快乐的末梢了。快乐已经溜走了,但出于让对方知道的需要,我还在持续这种精神现象。笑着,笑着,就忘记了。这已经是在为人民服务了。

什么才是快乐呢?是希望的气味,还是酒酿的口感?都说快乐可以很简单,难道说是我在挣扎着寻找不快乐吗?这是真的。我不知足,是真的。我想不开,心胸狭窄,也是真的。我滥用别人的情感,滥用自己的情绪,这些都是真的。我打心眼里挑剔生活,又试图融入。我想更好,又看不透“更”字后面的狭小。我怕不合群,怕不被人喜欢,怕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哪怕是一句话,怕自己的孤陋露馅,怕自己思想幼稚,怕自己最终退缩,怕死,怕活得苟且,怕痛,怕坚持,怕考试结束,又怕没有考试。

那么,你快乐吗?Michala,你怎么把happy说得像是人的基本诉求呢。我承认,当伦敦天气呈现碧蓝,当我们钻过泰晤士河第五个桥洞,被船头大风卷来的河水打得湿透的时候,我可能真的笑得很厉害。

Alpspitze:2000 – 2628(四)

变换队形是持续前进的方法之一。我想起很多之前的集体旅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行进中化成一个角色,像戏剧中的角色那样,具备鲜亮的、特定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旅行结束之后就融化到社会里消失不见,如同戏剧落幕之后,情节和情绪都被散场的人群带走,演员则走到了剧场外的马路上。

Atelier是上山时候主要的领队人,ivan则殿后压阵。有时候我走在Joanna前面,有时候Joanna走在我前面。我们忍不住要说很多话,“这块石头当心”“可以从这里走”“来得及来得及”“快了快了”之类的。快到山顶的时候,Atelier把第一个登顶的殊荣让给了我。幸好山顶留了一点点残雪,给我们的登顶增加了悲壮的气氛。Atelier取出相机,我们横拍竖拍,在标志顶峰的十字架边用各种姿态在数码屏幕上显示自己形象。Joanna总说“随便给我揿一张。”但张张都神采飞扬。我们能看到远处的其他峰,在云雾稍微散开的空隙。

我们在山顶休息折腾了半天,直到身体逐渐冷却。别的登山者到了顶峰,叫ivan“随便给他揿一张”就下去了;或者环视一圈就下去了,丝毫没有留恋。小山鹰,或者是隼,在石头上盘旋,停下。他们好像只在山顶活动,因为路上并没有见到过。天空是那样苍茫,我们是那样劳累,但他们却如此灵巧,灵巧而且平和。我们的兴奋就更显得大惊小怪。他们飞一圈回来,看我们还在原地,眷恋着登高的兴致,不知做什么感想。

下山的路是漫长的。主要队形是由ivan领队,我跟在ivan后面,atelier殿后。主要方法是臀降。有一张照片是ivan回头拍我和Joanna,一个穿蓝色外套,一个穿大红外套,动作就像两个美少女战士,又像机器人。其实我们是很小心。我之所以要走在Joanna前面因为路是如此不明显,ivan又总是离开我们有一点距离,我希望自己能给Joanna留下脚步的指引,通过这样来增强我的责任感和勇气。

我们顺着山脊下山,除了那条山脊,周围应该是万丈悬崖。有的地方大概只有半米宽,好在浮云都在山脊边上,掩盖了深渊的形象。下山的道路特别无常,比上山的路更没规律。ivan总是走在很前面,因为他必须找到下一个红点。“看到了”,他会喊。

有一次我们要绕过一块悬崖边的大石头,那里安装了一根铁索。我们就要慢慢地拉着铁索挪动。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手臂是否发挥了作用,自己的脚又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分配到了哪里,只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放在平常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好的是,没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渐渐地,那些很让人怀疑的路都过去了,有时候是很艰难的一跃,有时候是垂直窄小的下降。屁股上的肉从来没有发挥过那么重要的作用,挣扎着,所有该有力的地方就都有力了,而石头都变得熟悉了。那一套在山上行进的规则就越来越清晰,虽然救命的红点还是若有若现。

我们回到草地的时候,太阳正斜斜地射来。我们对于在太阳下山以前回到预定的半山旅馆颇有信心,事实上这件事情后来也一波三折。我们不仅没有下降到我们预定的旅馆,而且因为怕天黑出事,去路都被封锁了。当我们手拉手摸向一间陌生的旅馆的时候,一块黑夜中的平地看上去都是莫大的奢侈。我们不知道下山路上的那个德国小孩怎样孤身不带手电筒地下到漆黑的森林里,也不知道那对美国青年是否能顺利在山上搭帐篷过夜,但是我们四个人真的坐在那个旅馆的餐厅里举酒碰杯了。

ivan说“其实我找不到红点的时候真的很担心。”atelier说“在乱世堆的时候一度确实很害怕。”Joanna说“我真是冤枉。来爬这座山纯粹是被骗了。”我说“我们都以为atelier知道凶险,原来根本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atelier总结说“我们都很强。”

通往宿舍的走廊里有不少烘烤着的登山鞋和大袜子。男女老少自如地穿行期间。这一切都如此平常,好像周末公园散心归来晒晒衣服。没有人有剧烈的兴奋感,餐厅里谈笑风生的不少人都一脸的度假神情,却可能就是早就从山顶下来了的中老年人。

Alpspitze之后,Atelier曾试图像带我们一样,带他mm和若干男女朋友走走意大利的山,结果第二天一干人全部病倒,他只好端粥送水地伺候着。再有一次,他和德国朋友要再去登山,唯一的一个中国女生说去不了,除他以外的唯一一个中国男生只好半道送她回去。所以,虽然后来atelier登了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甚至印度喜马拉雅的一些山脉,暂时再没别的中国女人跟他同行过。

结结巴巴地絮叨了一个星期,如果你看了觉得无聊和可笑,只能怪我那过了气的得意了。呵呵。(终于完了)

照片:Joanna,我和ivan在山顶。Photo by Atelier, 2005-8-17.

Alpspitze:2000 – 2628(三)

不知道谁被一块遥远的路牌吸引,我们都跟着爬上,也陷入了一片碎石坡。我第一次看到了冰川,很小一片,耷拉在山坡上。我们奋力爬到指路牌边上,一对中年德国夫妇正在他们下山的路上休息。他们打量了一下我们,诚恳地劝我们回去,说我们这样的装备是上不去的,而且会出危险。

我们自知装备不强,但毫不知道和现实要求的差距。我和Ivan穿了前一天在Rotenburg买的登山鞋,但不是专业的,只是能保证防滑而已。我们两个和Joanna都穿着牛仔裤,而Atelier穿了一条短裤,他说登山要穿短裤的,后来他就被刮伤了。但是他的鞋子是一双普通的运动鞋,虽然相对于Joanna的那双夏日款的休闲Nike而言已经很安全了。Joanna一天都在控制重心中攀爬,一边说:“这下要死了。”她不断打滑的Nike和这句“誓死要和死亡抗争”话给我自己的一路增加了很多安全感。

这对好心夫妇的话经过Atelier的翻译和转述之后,传到我们耳朵里就轻薄了许多。要我们在这里放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来爬山的,虽然登顶这样的话没有人说出口过,但也没有人怀疑过。这就是四个人爬山和一个人、两个人爬山的区别。大家对彼此决心的估计都是高的,基于这种估计,就不会有人想耽误整体。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动弹。这个坡度仿佛要60度的碎石坡只能叫人鞋底打滑,跨一步退半步,根本无法上升。我们发现我们偏离了正常的路线,需要向右移动到旁边的路上去才能继续向上。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感到最恐怖的时刻。虽然很难想象这么一直僵持在坡上的人生啊未来啊,但我同样无法想象自己还能移动。ivan能给我技术上的指点,譬如人不要趴下,要站起来,“你看,我就可以站起来”。还有,要习惯脚底的打滑,相信可以在打滑中移动。可是我很难被说服去尝试。有一度,Atelier擅自爬到一块大石头上,发现没有出路,但一只脚找不到了下降的支点。我看到他的腿在发抖,ivan挪过去,用手托住他的后脚跟,他才降落了下来。他后来回忆说这真是他最惊现的时刻。

我能走出困境也是通过ivan帮我托住脚后跟的。这主要是心理上帮助,好像慢慢地才又相信了一些“可以”。而Joanna在这个烂坡上镇静、独立的表现令我十分佩服。我们的脚只是属于我们自己,不属于别人,也无法用别人的脚或者手来替代。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之间只能用语言和表情来联系。人的孤独是真实的,无论谁对自己疏忽了,坠落了,其他的人恐怕只能注视。但是语言中传递的技巧和方法,叮咛和鼓励也是真实的,就算彼此碰不到也无法碰到,你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

果然,我们顺利站回了正途,对于危险性也有了具体认识。Atelier说,根据山的形成原理,碎石坡的出现标志着山顶已经不远了。“但是我们不要着急,慢慢爬。”

再回头去看那对试图劝解我们的德国夫妇,早就不见了。(待续)

照片:Joanna和Atelier站在碎石坡上。Photo by Ivan, 2005-8-17.

Alpspitze:2000 – 2628(二)

我在缆车站挑了一条绿色的方巾,上面印了白色花瓣和嫩黄花蕊的雪绒花。在2000米的高度,方巾的价格居然和山脚,和慕尼黑的市价差不多,这更加增添了我的喜爱。我把它围在脖子上,四个人就上路了。

雪绒花会增加我的勇气么?可是我很快就把脖子给忘了。我对山的预期是土,不是石头。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出来的小孩对山的见识仅限于一两百米的土包。我从没有到过这样的海拔,也不知道山高到一定的程度,材料就会不同。以前地理书上说过什么雪线呀,梯级分布的植被啊,都是说说背背的,完全没有想过真的会面临这样的局面,真的就踩在这样的石头路上向上走,后来是爬。

而且,边上一米就是悬崖。我没有恐高症,但难道山路不应该有石梯和栏杆么?连一点关于安全的暗示都没有么?而周围的德国人都像度假一样,带着小孩活蹦乱跳的,像在郊野公园。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是历险,是运动,还是娱乐,或者完全就是无备而来的出洋相。周围人的行为让我很汗颜,觉得自己目光短浅,胆小如鼠,四肢乏力,在一座普通的、已经被开发了很久的、德国人随便玩玩的山上两腿发抖。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了自己身处的自然环境,虽然心情很不堪,但在嘻嘻哈哈的德国小孩面前还是要有一点青年人的样子。这样慢慢地,步伐好像就可以跨得大一点了。我们在一段平缓的路上走着,走着,看到一块纪念牌。我们叫Atelier凑过去看看上面写了啥。他回来报告说,1968年某个雨天两个登山的人在这里被雷击中身亡。我们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抵达山顶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沿着山脊的绕行,另一条是垂直上升。Atelier介绍说,前者难度较低(也只是相对而言),但时间较长,后者难度较高,需要专门的攀岩设备以及保护装置。说着,来了两个穿牛仔裤T恤衫的中年男人,背了两个小包问我们,哪条路比较近。Atelier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就走向了垂直的近路。我们再次面面相觑,继续上路。

我们走得很慢,因为Joanna有过在地质实习时摔下碎石山的经历,而Atelier也在滑雪时和雪一起滑落过,而我呢,从来都没有上去过,自然也没有坠落过,所以更害怕。

走着,走着,走路这件事情变了意味,因为“路”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在城市里,路是白花花的水门汀;在乡村,路是一条黑泥土。那都是有边界的狭长区域。而在Alpspitze,路是石头堆叠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形状。这山上本来没有路,爬得人多了就爬出了路来。但是人们并不去改变山的面貌,给路整出一条人们脑中的样子,像黄山的路那样,石阶嵌成了山的一部分。相反,他们要让山自己去告诉每一个后来攀登的人,让人们自己去发现这个关于路的定义。他们只是用油漆在山壁上涂上红点,一个大意,像是高人的点拨,叫你在关键的地方不要走上绝路。他们也在知道你上去有难度的地方建了铁梯子,像公园里冒险者乐园之类的东西,只是真的贴在两千多米悬崖边上。或者给你一个能拉的铁索,借个力,缓解一下情绪。

而神奇的是,一个爬山的人,只要慢慢地爬,继续地爬,就能从各种形状的石头中,从一片混乱中看出“路”来。山路不是什么具体路,只是一种抵达高处的可能。摸摸这块石头,看看那块石头,动一动,就会慢慢知道它的承受力和稳定性,知道你是否可以把身体的重量部分地交给它。(待续)

照片:Joanna总是能够随时在镜头面前展现出她的从容。注意看她身前的救命红点。Photo by Atelier, 2005-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