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

起初我也算是个跑得快的人。除了背的唐诗、成语,半途而废的电子琴,跟着收音机读的函授英语,还有被不断朗读出来的作文以外,我尤其喜欢插嘴。就是在老师开口之前,把她犹豫半天又讲不出口的词儿抢先说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喊出的词是“笼统”,那还是小学二三年级。我喜欢猜测老师要说的词,这算什么爱好呢?还喜欢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后来我偷听到老师对我爸说:“她确实总能找到那个确切的词。有时候我自己在说话的时候都还没找到,她就找到了。”

但是这些充其量只能算是“早知”,连“早慧”都称不上。因为我知道我小学唯一被测过智商的一次,分数是100,非常平庸。所以我没有超过其他人的“慧”,可能有些时候突然悟到一些什么,也是因为比别人知道得早了一点,多了一点而已。这些是知识上的累积,和聪慧的关系很有限。即便是像语文这样的东西,我喜好的是夸夸其谈,尤其是在讨论问题时争取到最后一个发言。我总是听别的同学各种观点说得差不多了,就把他们的观点总结起来,带出一个自己的评价。这种取巧的做法导致我发言之后,别人也没什么好多说的,就自然成了“最后的发言”,搞得有些偏科男生很景仰,我也一度以为自己思想很全面。其实这只是含有大量计谋和虚荣成分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不过写blog的行为也很可能是那种危险心态的延续。

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规定要观摩的催泪电影叫《烛光里的微笑》。写乡村女教师的故事已经不会有比这个更打动人的了。里面有一场对话,把“早起锻炼”说成“早恋”,同学间用这个隐讳的说法来隐射和调侃。我想到,诸如家境贫困、父母不和又不离婚、父母离婚、婆媳关系紧张等等都可以成为一个孩子早熟的契机,但我也看到很多相似的情况下,那同学只是沉默了,却未必成熟了。

那么早恋能引向早熟么?恐怕是能的。或许我可以被指责为,自己过了早恋的年龄而给早恋赋予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不负责任的色彩吧。不过早恋真是会把一些很久以后才会提出的问题,放到了更早的时候来考虑。虽然说如果碰到一个很幼稚的恋爱对象,能进步的方面就很有限,但是毕竟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能够达到那样的深度,对那个寂寞的年龄的人来说是很罕见的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机会。《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张震为什么杀了他心爱的女孩子呢?难道说,如果他更成熟,他就不会如此绝望么?

早熟有什么好处?成熟又有什么好处?成熟是线性的么?是可以比较的么?譬如说他比你成熟,她比他成熟。这样的话,超过一定的年龄还有意义么?童年的生活,有这样一个社区生活和学校机构存在,对所有东西做出规范性的定义。一个行为经过思考,有自己想法的,而且积极向上的,思想正面的孩子,就可以比一个动物性还比较强的,不顾责任后果的,消极怠工的,有抵触情绪的孩子看起来更成熟。然而慢慢地,作为有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个体浮出之后,谁还来定义什么呢?

如果人生是一场赛跑,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如果成熟是人能量的来源,提供绝对管用的加速度,那或许社会的主流话语定义下的成熟真的能够作为资本累加到人的生存上去。但我愈来愈觉得人生仿佛更像是一群孩子跑进森林里去寻找自己的东西。一跑进森林,孩子就走散了,每个人都往不同的方向去跑,每个人都走着自己的路,或许偶尔会碰上,打个招呼,但不能快活很久,因为还是总要想着自己要找的那个还不确切了解的东西。可能大家到后来都不见了,只是自己能对自己说说,我好像又感受到了什么,又知道了什么。早熟的,晚熟的,本来早熟后来困惑了的,本来晚熟但很快自认为明白了的,这些都只跟自己在森林里的道路,有偶然的,也有自己选择的。

那成熟,拨开层层的壳,里面剩下的是什么呢?那在森林里找寻的东西,不是自己,又是什么呢?

剧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1991)杨德昌导演。

那时香港


从抽屉里翻出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装了一堆2003年初我在香港探亲时收集起来的零碎玩意。有意思。我当时做了些什么?看到了什么?又认为什么是香港的,什么是值得留存的呢?

一张上海航空从上海飞深圳的机票。2003年1月16日。我从深圳机场坐大巴到华联大厦,路上还有边防警察上来检查各位的通行证,因为这是“边境”。从华联碰到传说中说你掉了钱的骗子,没有相信。我特意挥手叫了路上行驶的出租车,还和东北司机拉家常,结果还是被吭。现在深圳的司机从东北帮转为湖南帮,边防证这样的东西也应该不用了。

一张奶奶的身份证复印照。那时候还不是智能身份证。我需要奶奶的身份证来证明奶奶是父亲的母亲,这样我作为父亲的女儿才能去“探亲”。没有“自由行”的年代,彼香港不是此香港。

堂弟堂妹的两张小照片。那时候堂弟没有现在那么娇纵,堂妹也没有现在这么懂事。但奶奶真的为他们老了。也为很多其他的人和事情。

在艺术中心的中国美术文物书刊专门店购买的明信片:Parnorama of Hong Kong。四张明信片连成一体,是上世纪初,或者上上世纪末的港岛。被点出的地点和标志性建筑有:Wanchai, Butterfield & Swire’s Office, Hong Kong Telephone Office, Millitary Hospital, Hong Kong Club, Queen’s Building, St. George’s Building, Blake Pier, King’s Building, Hotel Mansions, Douglas Buildings, Central Market和Harber Master’s Office。想必我亲爱的香港同学也未必对每个名字点头说:哦,想起来了。当时正对老上海的一些事情着迷的我,花了15元买了这张明信片,是怀了怎样的心态呢?

商务印书馆(将军澳地铁站分馆)的一张收据,上面写了我购买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以及唐诗三百首,一共134元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堂弟堂妹。惊人的是我给了1000元的现金,还有就是他们管Cash Memo叫“现沽单”。现在叫什么?怎么没有印象……

Episode Jessica Studio Colour Eighteen Paradiso的卡片。应该是在置地广场皇后大道附近的一家专卖店,由姑妈带领参观后,拿来收藏的。那家在地下的店现在还在老地方,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依然摇晃着中年贵妇的身影,或许是减少了外国人,多了大陆贵妇也不一定。反正过去的两年多,我真一次都没有下去那个地窖过。当初参观的时候就觉得,这些衣服卖给这些中老年人有点浪费。顺带想起参观置地广场的时候,姑妈指着中心高起的咖啡屋说:很多明星在这里喝咖啡。又指着旁边的喷水池说:有人从上面掉下来自杀。

Cafe Deco的卡片,山顶的一间西餐馆。靠窗的位置是被挤满的。第一次亲眼看到一团火在冰糖上燃烧的黄色甜点,像炖蛋。表哥说:很厉害吧!我为此鼓掌。当时拿了这张卡片是想:以后还会来?当然没有。杜莎夫人腊像馆门票,令人咋舌的门票价格。都是为了我这个被认为有欲望参观的无知的游客。

“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原则吗?”黄色的小册子。晚上我和爷爷奶奶等一大家子从“黄金海岸”晒太阳回来,在公车上一个交流自如的年轻人给我这本本子。他是在同我交流自如之后才突然拿出这本子的。原来如此。我心想。

2002年香港通用邮票,剩下两张。以及三张抽象画的卡片,分别用色块描写了香港的夜市,维港和兰桂坊。那时觉得这一切都是风景,也是无关的浮云,但有用的在于其象征意义,可以寄给同学表示我来了香港,又不落照片的俗套——好像照片里的香港太叫人熟悉,熟悉得没有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自感受到的价值。回去了,他们问:那么香港如何?我笑笑。

最后是半张撕下的蓝色笔记纸。一面是两个香港女孩的名字,他们是我在浸会闲逛时候对我异常新鲜和热情的学生,也是学新闻的,还带我去学校的书店,又在书店里同我合影。大概那个时候,还真的不多大陆的学生和年轻人吧。可是过去两年,我没有再遇见像他们那样对陌生的大陆人如此有热情的香港学生。可是,我有她们所有的联系方式,却没有联系过她们。

纸的另一面有一个叫刘汉良的人留下了他的电话。他是中文大学管理校园规划和建设的员工。我独自在中大参观的时候,因为放假几乎见不到人的校园里,在新亚的巴士总站随便抓来他给我拍照。他却主动带领我参观学校,并且指着这里那里说要再造什么弄什么。其实,我还是没有对中大留下什么可以称得上深刻的印象。

2003年的香港,谁猜到后面SARS的发展,谁猜到七一大游行,谁猜到我还会想再去中大读书,看奶奶老去,慢慢失掉记忆,看露天电影,写什么blog的论文,又被那里悄悄改变呢?

Photo by Rhyme, Vivian and Amy at Humanities Building, CUHK, Hong Kong,2004-9-28.

昨夜伤城

伤城影片刚开始,Ivan警告我:请不要说“这里这里、那里那里”的话。

五分钟后,我还是忍不住说:金城武沿着兰桂坊往下追凶的那一路,于我都是熟悉的。我实在不能指认具体的街道名称,但那上坡下坡,街边的房屋脚手架,红色的出租车,圣诞老人,还有交错着的高架路的俯瞰,含糊中确实构建起了我对一座城市的记忆。我曾试图介入,但又不得。

我离开的时候,伤城的海报还在香港所有地铁里张贴着。12月,我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去对这座只能适度亲近的城市进行最后的情感构建。一方面,我是被他拒绝了,另一方面,我也把他拒绝了。教我不能坦然的是什么呢?教我不够真心的又是什么?我在离开他的一个星期之后,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看他看得那么真切,又是在要什么?

这种让人想融入又害怕的对象,香港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想发展同他发展关系,我探出头去,伸出手去,睁开眼睛,也努力吸气。但是我没有跨进去。你怎么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你怎么知道进去之后还能出来?出来之后你还是你么?这种猥琐的心态,可以解读为一个被思想包袱压迫得沉重的个体对实践的胆怯。

一个星期后,我还在香港。寒冬中的上海,冷得真切,却鲜活得过度。而香港却渐渐提炼了出来,有一种要开始被言说的端倪。这是我能够预见的,就像董桥从不在伦敦说伦敦,偏要回了香港才说伦敦一样。我或可被指责为在一个地方却不珍惜一个地方,待到走了才发掘出了感情,这确实是我的矛盾。我总有一种抑制不了的“想逃”——两年的香港学习如是,两个月的北京实习抑如是。然而除了上海,不再有城市如这两座般令我难忘。而每次,我都走得仓惶。

火车从红勘到大学的一路,我因奶奶在挂电话前一瞬间的哽咽而泪流不止。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我想:患了老年性痴呆症的她,不知道下次再见还能否再认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