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这是一个后半夜的故事。
　　
九月的一个凌晨到黎明,美国一所大学所在的小镇。一对结婚二十年的中年夫妇，同一对初来乍到前来拜访的青年夫妇的聚会——可怜的年轻人发现，这个聚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欢乐。
　　
聚会以神经质的对话开始，在争吵，讽刺，挖苦，揭露伤疤，性，和疯狂过后的平静中结束。对话的每一句话都触人神经，节奏由慢变快，渐入高潮，在最危机的时候又骤然缓和，令人欲罢不能。
　　
女主角Martha的歇斯底里和她丈夫George时而克制时而爆发的张力，原因恰来自他们之间不能割舍的深刻的恨。这恨来自Martha对George最初的追求，来自他们无法平等的婚姻，来自George事业上的平庸，来自对彼此无从平衡的期待，更来自他们最隐秘却被Martha在这个凌晨无意中透露出去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维系他们婚姻生活的幻觉——他们幻想中的儿子。
　　
在黎明来临之前，George从年轻少妇提及的铃声中得到启示：他们的儿子死了。他宣布了儿子的死亡，他决定了儿子的死亡。这个应该在这个九月的星期日度过他十六岁生日的幻想中的儿子，这个维持了16年的“生命”，被一封同样来自想象的电报通告了他的“父母”。他的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却无法真实生活的“父母”。
　　
生活充满痛楚，这对大学校园里的中年夫妇曾用各种方法包裹生活的窟窿。但在这个太阳升起之前，他们不得不因为秘密的泄露而大梦初醒。太阳底下处处都有阴影，而这苏醒也只是另一个更艰辛的开始。
　　
这个后半夜的故事把问题直指生活的本质：究竟是现实还是想象。或者说，如果沉溺幻想的逃避总有终结的一天，直面现实的残酷将以怎样的方式被更残酷地接受。
　　
服了，对这部电影的原剧作者，编剧，导演，女主角，男主角，女配角，男配角，摄影，服装，音乐。这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奖所有奖项提名的电影，第一部所有演员都被提名的电影，最后，这也是美国第一部使用（而且大量使用）Goddam和Bugger这些脏话的电影。非此，不足以让黑白闪耀出这样强劲又困扰的光芒。从1966年，直到现在。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Director: Mike Nichols
Writers:
Edward Albee (play)
Ernest Lehman (screenplay)
Main Cast: Elizabeth Taylor, Richard Burton, George Segal, Sandy Dennis
Release Year: 1966
Country: US
Run Time: 150 minutes

详细的剧情和介绍（英文）可以参考这里。

5年前，大学里一个小两届的女生突然在水房里倒下。送到医院后，她被诊断为非常危险的宫外孕。听说女孩的父亲憔悴地跑到上海来陪女儿，而她的男友起初承认，后来又否认和这事的关系。学校方面，当然压制得悄无声息。

那段时间很昏暗。你不知道是否应该庆幸这近在咫尺的一切没有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有一段时间媒体说学校周围的医院里，前来堕胎的女学生络绎不绝。所有这些都带有轻蔑和惋惜的意味。这个社会的同情，在意外怀孕的女孩面前格外吝啬。

当《四月三周两日》（4 luni, 3 săptămâni şi 2 zile，2007）里的Otilia对男友说：“你不要翻白眼。你有想过么？如果我怀孕了该怎么办？”时，她清楚自己再刚强，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刻。虽然这次是她勇敢地帮室友张罗秘密流产的一切，但如果下次躺在旅馆床上，被探针插进身体的人是她自己呢？帮助别人乃至作出牺牲，可能比作为受害人本身更容易强大。

Otilia的勇气和她室友Gabita的懦弱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们的处境。Gabita决定打胎，但她谎报了怀孕的时间，把四个月多说成了两个月；谎报了她和Otilia的关系，把室友说成姐妹；甚至在最后关头还在迟疑，以至于不愿亲自去见那个帮她做人流的男人。这个故事的准确性恰恰就在于Gabita的这一串谎言和犹豫，因为她面临的是“自己的错误”导致的后果，是伤害自己，谋杀和陷她的朋友于犯罪。

而Otilia，她为了Gabita的这些因为恐惧而导致的愚蠢，甚至作出了肉体上的牺牲。她的同情和勇敢来自她对自己处境愈发深切的了解。在小环境里，她们深陷在流产的漩涡中；在大环境中，她们将继续被“性”纠缠。Otilia的男友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他只能说：“住嘴”，“最重要的是不要怀孕”，以及，“我会负责的。”Otilia明白，他无可指责。

最后说一句，把这部电影归到“揭露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倒台前夕的普遍民生”当然容易：到处是贿赂，敷衍，阶级歧视和隐秘的团结（这人性的温情预示了后来的血腥起义）——这是西方影评世界关于这部电影的主旋律。这其实并不比单纯讨论流产是否合法更高明。如果一部为了批判共产主义独裁的电影最终满足了另一种意识形态，这是对电影本身的讽刺和伤害。如果一个人想从一部金棕榈电影里收获比影评家，甚至导演的阐述还要多的东西，就要诉诸自己的社会现实和内心。前两者并不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处境。

Photo from 4 luni, 3 săptămâni şi 2 zile, 2007, directed by Cristian Mungiu.

今次不在上海过年，也算逃过一“劫”。

每年聚会总要被妈妈这边的家庭成员旁敲侧击地问某些事情。爸爸那边的人倒令人放松一些，因为香港人结婚都在30岁以后。但是妈家这边的亲戚，最小那个表姐的女儿也已经三岁，一大家子每年春节就都指望着“来年”的我了，这种无形的压力像一张大网要把我罩住，很不自在。

昨晚爸妈邀请戚来我北京的住处吃饭。他们特地从上海带了一些烤麸、豆苗、刀豆、板鸭什么的。席间，戚说起小芳的一番话：“真不知道结婚有那么开心。怎么那么开心呢？”我们两个顿时都有点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我给爸看小芳和皮两个在巴黎的照片。爸说：“小芳真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我也觉得。大概结婚的开心就来自她的小鸟依人。我有时候也能“依人”几下子，男女不限，但不能长久。结婚能给小芳带来满足，大概因为这种家庭关系很适合她发挥自己理想中的妻子角色，并且给了她想要的可靠感。尤其两人在巴黎，多少不食人间烟火，远离股票和房价，更有助于她浸润在自己的世界里。

另一边厢，大头的舅妈以37岁高龄生了个儿子，自己的性命也终于保住。大头的舅舅48岁，两年前才结婚。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她舅舅是他们家的心病，大头爸爸有一次说起来还笑了出来。没想到，到如今也什么都不落下。这些东西，既然是都要的，老一辈的人就觉得为什么要得那么迟？可是迟来的幸福，又何尝不是幸福。

我真羡慕那些不以子女结婚以否为意的父母，他们活得开心许多。其实每一代的婚姻，多是糊涂的。我算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每年过年都能收罗一些新的家庭往事出来。无论是离婚的，还是至今仍在一起的，导致他们结婚的理由都不算充分。否则我84岁的姨婆也不会搬到养老院去，以期待永远离开她的丈夫。快乐的家庭和不快乐的家庭差不多对半开，可见结婚并不是幸福的保障，兴许是一些其他东西的保障。而这些“其他东西”，物换星移间，可能转眼就成鸡肋。

爸妈还是抱着很坚定信仰，关于什么时候应该结婚，什么时候应该生孩子，孩子应该怎么带，我之后如何规划等等。这是他们对我应该考什么中学和读什么大学的延续。是这一点让我沮丧。这种试图给我指点的意愿和自信，与我所相信他们能引向的实际结果之间的距离，会因为我对自己的把握而愈发不确定。

青春期已经结束，我不应该再跟他们相持。他们急切地希望我幸福和安稳，好为他们的晚年安心收尾。他们需要我给的宽慰，而这宽慰需落进他们观念的窠臼。我勉强试图说服和折衷，慢慢地我也不知道我该以什么为幸福。这就是我和父母间，关于结婚这件事情的全部。

一年对香港来说太短，无法改头换面。走在街道上驾轻就熟，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我很感动，大多数的店铺都还在老地方，从沙田到IFC，甚至旺角这个剧烈流动的地方，仍然在按照固有的布局生息。

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是我最想栖息的地方。站在面前，我恨不能把它带走，要不就吃掉。图书馆后面的山坡树木在我走的时候就被清除，现在正兴建新的大楼，若干层上据说还能直接连到联合书院。另外，文物博物馆也开了。之前吵得纷纷扰扰说怎么丑陋，结果样子还很不错。中大的学生代表们总是很在乎自己校园的一草一木，换言之，永远反对校方的一举一动。校长呢，就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当然斗争的结果因此也总不会太坏。

蹊跷的是，搭上校巴刚坐稳，一个中年女人就回过头来用普通话问我：“你从家里回来啦？”吓了我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曙光楼的宿管，我一度从电梯里上上下下，总是起劲地和她打招呼，现在竟然有些苍老得认不出。她看到我提了行李，以为我这一年来只是换了栋宿舍楼。

Eric说，Linda走了。走之前，他还开车带着她到中大转了一圈。她弟弟把她背上车，她歪着身子看看这里，瞧瞧那里，甚至还打开了天窗。她很高兴，终于还能再看一眼自己呆了六年的山坡。最后她睡着了。这是那几天，香港逝去的一个人。

哥带我去了85号路标处。三年前的二月，我败在港岛的这个路标下。哥说，今天我们就从这里走，走完全程，走到100。很容易，我们就走完了。风很大，看到了一个会员费千万的高尔夫球场，还有紧挨的石澳小村。哥说，今年他还要参加“环岛行”。三年前同我们一起从太平山顶出发，快步如飞的朋友，在我离港前的一次晨跑中，突然匍匐在一辆正常行驶的双层大巴之下。这成了哥哥关于“环岛行”的一块心病。

我现在把这段路走完了，走得有点耍赖。我看出哥哥想要说一些什么，但也只是叫我上路而已。我知道，就算时光倒流到那个夜晚，我依然会坐在85号路标下的凳子上，披着毯子，神色颓唐。但那又怎样？三年后，我又回到这里，用耍赖的方式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我喜欢坐在双层巴士上，屈臣氏，茶餐厅，龟灵膏和玛莎，都只是一个手臂的距离。人和人紧挨着生存，互相亲近，礼貌和谐，又不抽烟。这是北京的反面，也是一层如鱼得水的知觉，你来去亦都可轻声轻巧，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大问题”。

原先以为这就是寡味。现在想，也无不是一种长久。

因为白天工作紧张充实，这两夜频发春梦。

其实所谓春梦，不过是怀想，并没有“色”的内容。

前天晚上是zappa，梦里是往日曾经在乎的时光。具体的情节是没有了，只有很熟悉的激动。这股激动自以为是遥远陌生了，但梦起来，却和时光倒流无异，不过火，也不失真。如果把原因归咎于睡觉前看了他的blog，会不会直白得乏味？但人做梦莫不是为了模糊现在和过去吧。

昨天晚上是一位初中的同学，虽然是一个很久没有想起来的人，但梦到的还是他十五六岁刚刚迸发青春的俊朗模样。梦里很希望什么事情都能在靠近他的地方发生，最好在我们之间发生。你们知道，做梦的人有时候是可以用到一点意念的，这个意念有时候只是梦里的“狐疑”或者“一厢情愿”之类，但间或会向梦里其他人和事“发功”。所以这种感觉也很奇妙，津津有味地返回一个中学生的心情中去，活生生看到自己的表现，揣测人家的想法。其实这个男生只是一个往日英俊的好朋友，但成了这样一个晚上的旧时光的主角也不算委屈。

对于一些不常有的，又和“没有过去的过去”相关的梦，我总不免要在爬起来之后多想一会。Ivan是彻底的“梦境虚无主义者”，他的梦就算能记住也很实在，讲出来清清爽爽，来龙去脉，就算有些节骨眼上出现了逻辑脱节，但看得出他在里面是有目的的，譬如要去一个什么地方。他反对任何对梦做出理解的企图。

最近我能记住的梦越来越少，情节性越来越弱，但这不妨碍我继续坚持，梦是另一种生活，只是不用白天的方式产生效果而已。当然这样一说，未免会惹得某人不高兴吧。

REIHEN VON KOHL MIT ROTER TINTE MARKIERT UND MORGEN VERGRABEN

language sculpture by lawrence weiner, 2007

03年的时候就听人家说“慕田峪”好！那还是在居庸关的时候。

07年底，法国人Christophe说：“明天有个车，有个司机，你告诉我去哪儿？！今天晚上决定！”

我风闻一些传言，兴致一来就说：“去吃虹鳟鱼吧！”那时候还没想到慕田峪怎么怎么样，只是觉得兴许能去瞅两眼，如果鼻子和脖子都受不了的话就立马回来。没听说有这个时候去爬长城的。

虹鳟鱼是怀柔的一个舶来特产。几年前从虹鳟鱼的老家加拿大British Columbia省引进来，专门养殖。但是司机师傅说，最好吃的虹鳟鱼其实在温泉，我就糊涂了。

阳光明媚万里晴空的2007年12月30日，整个慕田峪的山脚，整个虹鳟一条沟却万籁俱寂！只有一只狗在一个没有车的停车场等着我们的同伴，香港来的友人Lyann调戏。没有人吃！没有人来！没有人爬！慕田峪长城就在咫尺盘踞仰视，我们占领了整个山脚！

虹鳟鱼肉烤着吃和生吃都好，都不贵——和网上说的一样。但是网上没有说冬天这里没有人！奇怪极了，当整个慕田峪拱手相让给我们，只有几只不再飞的家养大雁和真正的家养草鸡在饭店门口迎送我们上山时，我们懵了。这是冬日里特别温暖的，没有风的，干净的一天，我们在慕田峪。和所有稀稀落落的外国游客，他们是因为在北京只逗留三两天而拼死在这个季节上山的吧，但和我们一样幸运。

山脚下有些人气在对我们兜售商品。我紧紧抓住Christophe说，你看到了吧，这里可是旅游胜地呢！Christophe说，是啊，是啊，在八达岭，所有人都是这样拽住你的。这个时候他猛撤了几下我的袖子。那年头，是Christophe第一次来中国登长城，他在八达岭呆了15分钟。

只有在没有人，只有残雪和夕阳的情境下，长城才会从自然和人的水平线上升起。Christophe是外国人，只能说：和旅游书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因为阳光夕照的充分，长城在东边的山上留下剪影，甚至还有我挥手的剪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山谷里的一个青色的村子，在离开市区一个小时的地方竟然就有这样清冽的生活。村里的人想必每天都在这段修复的长城下生活，更守着东边那些只剩下清晰的烽火台的荒芜的长城。太阳很缓慢很缓慢地下去。

长城一点都不令人厌倦。她是最富于变化又融合了协调的建筑。我们从第六个烽火台走到第十八个烽火台，没有任何两个烽火台是重复的。有的时候，烽火台往下走，有时候进入的楼梯在中间或者在侧面，有时候抵达烽火台前是一段平坦大道，有时候却又是一段汹涌起伏。有的烽火台可以供人登上去远眺，欣赏群峦和盘旋期间的长城，而倒数第二个烽火台最为神奇，只有爬到烽火台上层，才能继续攀登直到登顶。

慕田峪的美在于它给你充分时间享受。你在体力上的付出不多，因为全长也只有三千米。但最后一段确安排在高潮中结束。在抵达好像是第十八个烽火台的时候，有一段陡然增加斜度的台阶。就在这段陡坡即将被征服的最后，又有一段只容一人双手双脚爬上去的阶梯。最终到达平台的时候，气喘吁吁的我们看到日薄西山，只剩山下的狗叫隐隐传来，更有那继续蔓延，无穷无尽的野长城，令人畏惧又心驰神往。Christophe笑着说：走，走到八达岭去！

前几个月听一个人说起夏天的时候如何开车到一个村子，吃点东西之后，几个人背着睡袋沿着野长城走。从夏天开始，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野果子吃，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吃。天黑了就在烽火台里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回去村子。这才是和长城建立关系的诚恳方式。

我已经和Christoph说好了，春天还要去，沿途村子生产樱桃。到时候长城发出青绿，定是另一番气象。

Photos by Lyann.

MSN上空空荡荡，绿色的人也沉默。我想念2007之前，我能在清晨捕捉到太阳以西的深夜。曾经这种等候是我能给的全部。现在我两手空空。

我的战线和防线逐步萎缩。今天喝酒，红的，白的，黄的，还是没醉。罕见的在乎理性的一年，却落得把自己辜负的命运。

先走一步的人不如说说，前途的光辉温存和煦明媚，底下的暗淡。

绕着问题继续跑，不去触碰那个软软的核。

2007年无数人在我眼前晃过，像2006年的书，没有咀嚼。就说：2008要来了。

2008就来了。像个玩笑。

时间会拖累一切，在它试图证明之前。而且时间，挂一漏万。把意念感情寄托在一个更保险的地方？又在哪里。

2007吸了那么多二手烟，还他妈被人阻止亲自吸烟。

戒规笼罩地球，还以为人性在解放在自由。他人是我的地狱，比倒过来令人欣慰吧？

迎接2008这必将虚假的一年。

我想再爱一遍。

昨天晚上碰到一件仿真皮上衣，泡泡袖，立领，收腰，是一件挺拔的夹克。同事说我穿上去就是一个郑萍如（女特务）。但是这个假的质料，粘糊糊地贴着脖子后面，穿起来不仅不利落，还时刻提醒我：这是块仿造的皮——虽然真皮可能做不出这样的效果。

在香港的时候，我真不喜欢香港，还老要嘲笑那个小地方。今天因为要找一些以前的游记出来贴到豆瓣上去，ivan突然说：你那个时候写得真好。我才觉悟，在香港的日子那才是我写东西状态好的日子：不需要和环境其乐融融，不需要有一大群同类环绕，也不需要有人在乎你——最好是谁都不在乎你，你也不希罕。

回到上海以后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批判上海，算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在乎。好像一下子觉得离开两年半什么都看得更清了，甚至她的未来。又因为怒其不争的缘故，写作冲动也蓬勃了一阵，但不如香港时候有恬静在。

终于到达北京，除了空气，什么都是我喜欢的。室内有暖气，室外有积雪，服务员不胁迫你买东西，驾驶员爱听经典小说的朗读。一切随意，顺其自然，街上无人侧目，人民乐观向上。聒噪的人随便聒噪，地下活动的人可以永藏地下。在这一点上北京像真正的大城市，血雨腥风都习惯，而平常那些能令人啧啧称奇的事情当然全被吸收。最后抵达一种无所谓也无所畏惧的境地。

因为这个原因，我反而蹦跳不得。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也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就在往不同方向运动，你往哪里运动都不奇怪。不像香港，你和少部分人稍微偏离一点就很明显，这样多少还可以觉得自己有点“见地”。

香港就像那件没有买下来的夹克，穿着可以很帅，但要粘糊糊地一直贴在脖子后面，让你的神经休息不得。你不会太快乐，但可以写东西。在北京，你舒舒服服地过吧，但要小心被这座城市吃掉。

最近老外都跑回西方世界过圣诞了，剩下没回去的也突然没话说了。办公室的人一下蒸发了一大半。一星期下来，人均到岗时间越来越晚，上班时间越来越短，工作效率越来越低。我说这是老外给我们留下的Christmas Blue。

又是同一个星期，大概出于节能的原因，有关部门决定晚上6点整准时关闭展厅和过道的全部灯光。我们这间办公室是封闭在展厅里面的，完全依靠白炽光照明，隔绝于一切自然光线，所以以前每天出门都很惊讶：“哎呀，天已经全黑了！”现在就不会了，因为每晚6点准时“天黑”。一下就黑了，很快。

这一下就黑的“天”给我们的生物钟造成了闹钟式的影响，每天都准时提醒我们工作在一个不知今夕何夕的封闭白盒里。我们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走向外面真实的黑暗中去。

也因为Christmas Blue，我利用上班时间迷上了豆瓣。先是迷上了自己——原来我还看过那么多碟，和十来本还能想起名字的书。后来是迷上了别人，别人看的书和碟还真杂真怪！最后是迷上了一些评论，人家的评论怎么就有人推荐？

好像是去年这个时候，有人跟我说，网络上流传的就是一阵阵的流行，博客热潮也会过去。说着说着，豆瓣就逐渐成长起来。人们（其实是一些人）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更小众、更注重原创性的思考和表达的工具，来找到自己所属的“圈子”。这个圈子的表达节奏比BBS慢，但形成的速度比博客快。人们用观点和“趣味”联结，而不像Face Book那样单纯凭借传统的人际关系，去构建依然传统的，更多的人际关系。

于是乎，我就可以在办公室不分白天昼夜，不分春夏秋冬（恒温恒干）地转向网上评论的事业。豆瓣也不比灯光打出的白天更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