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我经常从新来的同事那里收集一些故事，补充我日渐萎缩的一手社会知识。

前天午餐的时候和新同事A聊天，说到了“房子”——啊，又是“房子”，好像这个世界是因为有了房子才有了人的。

A说起买房子第一要看地段，第二，一定要买好的开发商。譬如，千万别去买她丈夫那种小开发商的房子啊。

她说，开发房子可真是太不容易了，至少在她丈夫这样的小公司。先不说过年前直到2月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到现在才刚刚缓过来，单是每天处理工人工钱啊，工期啊，环保局啊，这局那局啊的就够受的了。

故事是，前几天一个工头因为一时拿不到钱，而工人又在后面拼死逼他，思前想后，实在经受不住这样的精神压力，就从9楼跳了下来。竟然没死。只是轻伤。3500元医药费自己出了，还被警察说是扰乱社会治安，带到派出所去拘留了15天。

我说这是真的么？她说是真的呀。现在写出来居然没有那种黑色幽默的效果了。但当时我们两个真是笑了半天。因为一个人喜剧般地没有死，也因为一个人悲剧般地因为没有死，而需要去蹲派出所以承担因此造成的社会后果，以及因为他没有死而还要继续纠葛的工钱，工地，工人……

我以前想，如果上帝还有第八天，他肯定会在第八天休息，在第七天造房子。

今天北京出奇地热，热得早，热得狠。

白天很长，睁眼看外是茫茫的一片；晚上，月亮就像太阳一样。

不是满月，却静默地在我窗前慢走，从东往西。

很欣喜地得知香港朋友熊一豆参与编写的新书《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已经出版，而且她送给我的那一本正在赶往麦子店的路上，心里大喜。一方面是梁文道在内地为他第二本新书的不断造势，另一边香港本地的年轻学人也在笔耕不辍，关心着香港当下的现实，并自立地发生，这两边串联起来一想，令人鼓舞。

虽然香港社会不大，文化也每每被抱怨不受重视，但说起来，自己躲在中大山的两年里却掺合进了不少的热闹。录影力量的放映参加过，湾仔社区重建的现场也瞻仰过，中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午餐会、城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座、西湾河电影资料馆的影展，乃至域多利皇后街三联书店的新书发布、旺角某小街楼上的讨论会，我竟然都去参与了个遍。当时在香港新浪上开博客结交了不少香港的博友，乃至最后还被选中出版进了一本书里——这些事情并非我主动投入，或纯然因我的主观热情而成为现实；相反，这都是当地年轻人的精心安排、构思和作为的结果。

这种情形，当我身在北京20个月之后竟然平添感慨！在这个庞大的文化中心，各种门类文化艺术界的交叉人物每日都在城中和郊外的某个角落浮现、躁动、谋划和升腾。在一片喧哗之中，可能性不断地涌现和无端端地蒸发。仔细一想，在这无数对建设文化的幻想之中，要真正做成一件小事却都无比艰难。这种艰难，与其说是政治因素，不如说是人的缺陷。很多问题在被讨论以后就蒸腾去了天堂，很多主意在觥筹交错之后就排入了下水道。

文化资源如此集中而丰富的地方，却存在着精神、智慧和气力的惊人浪费。一件事情的成形往往因为这个文化社区的混杂和语言上的空洞而成为负担、空想和拖累。北京的文化事业是宏伟的，是被认为承担重大的，在这个背景下，寻常的、基本的事物都显得微不足道，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被允许以某个速度落实。这个建构底下究竟是谁在做事？究竟是谁在双脚落地地把每一个字都校对准确，把每一句话都讲通顺？资源的壮美也酿成了名利在其间的穿梭，默默无闻变成了郁郁寡欢的缘由，而沉静的心神早已变得不可得。

这就是北京此处对于年轻人的危险。因为只有克制才能进步，但所有的时间都过得如此仓促。熙来攘往间，连寻找真正的同类都变得奢侈。你知道他们就在你身边，和你一样年轻而没有自己的时间，但却难以停下脚步，只能继续被寂寞地消耗，在这个伟岸的故事里。

后记：本文写于5月12日。再看这本书，尤其是开篇熊一豆的文章，心潮澎湃，留待日后细说。

最近恰巧去了苏杭，前者因私，后者因公。

这个季节正值烟雨，似乎正为杨梅的上市而酝酿着什么。

重新回到雨里，就像回到摇篮里，并反省出了“干涸”的意思。《红楼梦》里湘云的判词道：“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种从滋润之处被挪到干渴之地的“大不幸”，只有被迁徙到北方的江南人才能明白。

没有水的地方不灵。我粗俗地这样想。然而奈何江南历朝历代的士大夫和文人，大批量地却要往北方输送，过长江，过黄河，过上脱水的生活？报效王朝、报效国家、报效民族的最伟岸的事业居然是在一个终年无雨的所在，以至于要造出一个个被放大的“假江南”成了昆明湖，给了紫禁城。江南的人跑去北方，看不见水流，听不到雨声，心中变没有了温存。只有粗糙起来的皮肤细胞间，还在挣扎挤出纤维里的最后一丝灵感。丝毫的湿润都被饥渴的空气汲取，就像天朝中央对南来者在精神和智慧上的汲取。

这个逻辑在一定程度无法逃脱。许是滋润的地方令人对权力懈怠，而干涸的地方却滋生出雄性的能量，令前者臣服？不甘于江南烟雨的人，北上寻觅所谓伟业，力图献身，因此而悲而喜，心想再不济，至少还有江南可回。隐忍之余，想来这也是无法抱怨的宿命。

苏州博物馆雨中，5月2日

杭州西湖雨后，5月26日

避免去说今天发生的事情。描述今天，就意味着，可爱，变成难看；温柔，变成残暴；可协调的，变成万古遗恨。每一个今天，尤其是工作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不知道该把心放在何处的困难，人物飘散，好像都没有灵魂，却充满了危险的情绪。

无名的火，在小的时候，发作的频率大概是一个星期一次；而到现在却变成了每天的随时。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在什么时候就把你突然打击，你的一个部分就碎掉了，散落在地上。而旁人依旧。工作依旧。你就把它捡起来，吸一口不干净的办公室空气，粘合起来，放回身体，心想：每一天都不是快乐的。

但竟然都还是要继续。

你想，不快乐是正常的。以前有人说过，每天能够不那么不快乐就已经很好了。已经没有快乐的时光的。工作就是人和人在肉体上依偎，却在精神上折磨和消耗的过程。你拿到薪水，不是对你工作的结果犒赏，而是对你今天又碎掉的那些，本来可能是完整的东西的补偿。

你当然知道世界上没有补偿这件事。你每天修复一下，回家把碎片好好粘起来，但还是越来越不像原来的样子。你心里的那张原始的草图，模糊了，你凭印象去拼接摔碎的片段，但整合起来的那个部分，重新放回你自己，你觉得有时候舒服，有时候，还是不舒服。

有时候你觉得恨。可能只是“怨”吧，但谁知到怨和恨的差别。世界是如何构成的？每天的工作和破碎都会让你重新想起这个问题。

世界是否因为你每天都不快乐而变得更好？或者因为每天像你一样的不快乐的许多人的努力而变得更好了么？这已经是最乐观的可能了。那些吃掉了你的快乐的是什么？真的是其他人么？你的笑真的变得很容易。变成了一个动作。但你的眼神还没有学会隐藏自己的不满。你太容易感到吃亏和被害，你见不得沙子，但你吸进去的每一口气里又全是粉尘。

希望，有时候你想到这个词。希望还没有贬值到你如今的笑的价格。有时候你真的想要说什么，但你突然不确定这是你真想说的，还是经过包装了的。当你被这个问题耽误住了的时候，你的语速已经变慢，你的用词已经失去了光泽。你平庸了。平庸是希望的反义词。

默默的无名之火屡次三番把你拖到放弃的位置。也有一些小小的欣喜让你眷恋。眷恋是不理智的动机，并不比无名之火更长久。你想，生活是不会顺利的了，那我是否还要寻求平静和开心呢？想到这里，你害怕平庸的最不可忍受的顾虑又浮上来了。每天把你的某部分摔在地上的，不正是一双双平庸的手么？

只有平庸才会真正地伤害你。但平庸又怎能伤害你呢？

Clelia (left) and Rosetta in Le Amiche, Release Date Nov 18, 1955, Italy

抱怨一个人缺乏认真的能力是不准确的，因为缺乏的只能是认真的勇气。但认真的实现确需手段，否则也不过是一场费劲的闹剧，甚至玷污了认真的名声。令人沮丧的是，认真逐渐背负上的苍白外形，以至于她被看成是对才智欠缺补偿，而本身竟然失却了光泽和魅力。

安东尼奥尼在《女朋友》(Le Amiche,1955）中鲜明地树立起了一种认真而正直的女性形象Clelia。虽然她只是故事中五个女性的一个，但她独立自尊的品格，和她虽有迷茫却最终通过女朋友的自杀而做出坚定抉择的姿态，给这个只能从这片污浊流向另一片污浊的人生带来了一股涓细的清流。

面对一个对感情认真执着却内心脆弱女孩Rosetta，Clelia试图通过雇佣她、让她投身于工作来拯救她于危机。然而Rosetta却在对感情不当一回事，并已经和丈夫分居的Momina的鼓励下，大胆爱上了一个不成功的小心眼画家。而这个失意的画家甚至还在嫉妒自己的未婚妻Nene在艺术上的成功！

Rosetta对情感的专注和她自以为能够帮助那个男人的一厢情愿最终被那人的自卑所撕裂。她第二次自杀，把自己抛进河里。几个女人原先的友情也因为Rosetta的死亡而崩裂。纵容者为纵容付出了代价，认真的人也为认真葬送了性命，而宽宏大量的Nene竟然原谅了那个不值一提的画家的忏悔，放弃了自己去美国的远大前程。

这个在都灵发生的故事，以Clelia的离开而告终。她理智而坚强地意识到，如果她和那个设计师助手在生活和工作的能量上不能匹配，那么他们的感情就无法得到长久的保障。没有前景的情感，若因一时的热情而不顾一切地尝试延续和保存，只能带来长久的困扰和折磨。而在这时，她的情人却连在去罗马的火车站里见她最后一面的勇气都没有，可见Clelia对人和事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

当我们不能接受艰难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把一切解决在容易之中。譬如屈服于情感，却没有充分的决心。譬如诉诸理智，又缺乏冷静和做决断的魄力。或是做出了决断，却暗自迂回，向命运和爱情讨饶。而讨饶之后——是罕见豁然开朗的。

小学的某个无聊暑假，把一块用来盖我们家14寸彩电的蕾丝布面，用各种夹子胡乱挂在头上，披在后面，对着镜子横竖地照。这块蕾丝很美，很硬，但部分面积上有黄斑，总体来讲花纹是好看的，但佩戴效果差强人意，头发也被扯得很痛，但却满足了我一个下午，整来整去地观察自己是否有某个角度、某个瞬间是好看的。

那个时候要“美”仍然被我认为是不太好的追求。心无旁骛才是正途。表哥表姐的衣服只要适合我尺寸就可以穿了出门。唯一的例外是妈妈织的毛衣。我能主动争取的所有的“美”，也仅仅在于偷偷地对一块蕾丝的改造，辅佐一些从抽屉里翻出来的胸针，吊在头上，好像神仙、观音、黛玉或者新娘。

在我以为结婚不应该等于婚礼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起这件事情。但今天晚上，我逼迫自己重整旗鼓地积极面对婚礼，面对婚礼的安排、婚礼的琐碎、婚礼的慌乱、争取、勉强和妥协，并为这个婚礼写下我们网站的第一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块蕾丝，想起了头发被胸针和夹子扯痛的感觉，和那面“大橱”上镜子的几条黑色划痕的位置。突然之间，二十年前的那块不平整的镜面，在左上方的一个地方会把我的脸变型拉长，我一直试图避免这样的瑕疵，而镜中是一张并不觉得自己小的小女孩的脸，歪着头，以为披 在头上，往后披下的白色蕾丝是为人间最美。

这是我最初对美的探寻，虽然我的尝试却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较为暗淡的角色。小时候裹着校服，长大了逃避正装，也不化妆。愈是暗淡，就愈接近美，这是我的偏见。而我的荣幸是被周围人的感情所照耀。

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和几位光彩照人又为了抗日而潜伏于孤岛时期上海的女人围困在一起，抗争和爱慕，而上海依旧闪耀而凄凉——1943年，静坐重庆书写这段虚构回忆的徐讦内心一定不能安宁。在当年的全国第一畅销小说《风萧萧》里，主人公徐先生就是被穿插在阴性而坚定的谍报传递中富于哲学的线。

因为这本书，我终于能把上海历史中的某个侧面和家里老人的叙述衔接起来。姨奶奶曾说过，她上中学的时候，经常从后门溜出去跑到北四川路上去看中国电影（她偏不喜欢洋片），属于不要求上进的那种。班级里也有同学是地下党，也曾想劝她一起搞活动，被她婉拒，可是生活并没有因此划分出阵营，上课和生活还是照常进行。既然地下党是这么亲切自然地存在，那么抗日时期的美军谍报人员、重庆谍报人员、日本人，也应该是很自然的存在。成长在西江湾路别墅里的台湾人林文月就曾说过，她从小上的日本小学，从小只会讲上海话和日语，以至于突然有一天要好的日本小同学们都来向她道别的时候，她才意识到日本人都要走掉了，一则突然涌起了一种民族性的激动和自豪，二则也感到一种生活的行将瓦解。

《风萧萧》中的人物因为和我听到的老人家故事的某种神情上的契合，而变得真实。在日本人内部巧妙周旋、性格刚强勇敢的中美混血儿梅瀛子，宽厚仁慈却又富于牺牲精神的百老汇舞女白苹，被母亲寄予厚望、又在上海顽强成长出自己性格的加拿大女孩海伦，以及被徐先生杜撰出来却又在一次惊险的失败中拯救了他的中国女孩慈姗，甚至还有那个只在舞会上出现了若干次、但想必也是为了自己的民族而追随梅瀛子的韩国女孩，虽然间谍人物从没有进入过我听到的任何一个旧上海的故事里，但我一边看，一边想起——

老房子隔壁外公家墙上挂的他年轻时候的交响乐队指挥照，偶遇的40年代交通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毕业后却已经无洋房别墅可盖），周公馆附近弄堂里钻出的说“我的娘是杜月笙的干女儿”的瘦小老头，奶奶家老房子被拆掉之前，边上乘凉的老人说“哦，我记得胡家大小姐和二小姐”，还有去世多年的隔壁外婆说起的她小时候一天可以买一颗钻石的零花钱，而另一个邻居阿婆讲述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从上海逃难到乡下去在码头上和船上的落魄艰难……

在徐讦笔下反复提到的谍报重镇，那条名叫施高塔路的街道，那条鲁迅先生生活过并去世的路，那条曾经充满了日本军官和关西移民的路，那条曾经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在文革中被抄家最多的安静小路，现在的名字是山阴路。我曾经去过一个男同学的家，那是一幢很高很大的独栋别墅。我记得那个二楼宽敞的客厅和客厅外的露台，露台外的花园。这个中国军队高官的外孙，很高兴地给我看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家，却对我的赞叹大为惊讶。而这幢别墅，之前未必不住着某个以为会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的日本家庭呢？

一层一层的社会底下，总有无穷无尽的寻常。无穷无尽的寻常上面却可以长出一层一层的传奇。传奇与寻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彼时的中国，彼时的上海。到底和我们如今的寻常、现下的传奇是不一样的。

Café Locomotive

最近几年来自认为去了不少中西餐馆，北京的、上海的。令人一惊一乍的布置是经常有的，可以称得上“别致”的也不下十几家，其余的则可以用上辉煌、奇异、温馨、惹眼、细腻等形容词。虽然各个都想做出个刻意或不刻意间可以被发现的主题或构思，其中一些好像也却是通过家具、摆件、食物名称、灯光、音乐乃至放映的电影和服务员、店主等元素达到了这个目的，但竟然没有一家餐厅是可以被用上“美”这个词的。

我是因为很偶然的原因进入这间餐室。环顾四周之后，我坐定，并很快想到上面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自己很想，而且只能，用“美的餐室”这个词来描述它。“真美啊”——这似乎仍然是一切评价中最高的评价。

“火车头越南餐室”（Café  Locomotive)是坐落在香港天后的一间餐馆，开张的时间好像并不久。它的位置是在中央图书馆的后面，躲在那个公车总站并不远的一条街上。天后区新近成为城中又一个年轻人热衷的餐饮场所，它本身的位置也比较巧妙。这里离开富有的中上层阶级的住宅区并不远，但它本身却是一个平民居所，位置上相当核心。这几条小街本来是以汽修为主，至今还有这方面的一些店面营业。

我们的朋友的朋友仿佛是这里的熟客。我们到的中午，一楼的店面已经客满，仿佛里面的食客即将吃到街面上来。但店主很快给我们打开了边上的门。这门就像香港任何一道开在街边的窄门，通往楼上狭小的居民楼。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他们，沿着楼道上去，这才发现了楼上还有一间没有人的屋子，是为餐室的二楼。

这个区域被分成三块，几乎还可以看出原来住屋的格局。阳台和一间卧房打通，变成亮堂的一块餐区，中间夹着一条狭长的区域，比较幽暗，供两人就餐之用；再往前（也就是进门的右手）就是很小的厨房了。厨房很安静，我看着两位服务员在里面工作，没有声音。

如此安宁，这里被隐藏得那么恰好。越南不在别处，就在这个闷热小岛的小街上的一间斗室里。《情人》里的那间屋子也与外面的街道肌肤相亲般地贴着，但门里色彩浓烈，而门外的喧嚣和人影仿佛随时准备冲进来，加入到屋里床第的情欲中去；而在这个餐室，静坐其间，外面不是香港、不是广州、不是曼谷也不是西贡，外面没有温度也没有欲望，里面没有床第，只有圆的和长方的餐桌，玻璃透亮明晰地呈现着被它压着的蕾丝花纹，餐具是干净的，旁边是透着青涩的薄荷叶子和橙色的香料。

自始至终只有我们一行五人用餐。这是一顿少有的、没有喧哗的午餐。味道地道，价格却很普通。我突然感到一股久违的真实，就是在一个陌生环境里所产生的似曾相识。其实本没有这种“似曾相识”，越南也好，香港此种结构的民居或餐厅也罢，都不是我储存过的“熟悉”。但这个环境却让人心神安定。是这躲在角落里的、无声无息的唯美追求，让我感到安定。

因为我生活环境不能停歇的改变，我的“熟悉感”变成了无从依附的累赘。我的回忆总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现实的附和，却痛苦地不得。现实不能停歇地改变，我的回忆就不能停歇地寻找，寻找却没有回应，询问却没有回答。所有的地方，包括餐厅，都在不能停歇地寻求突破和怪异，寻求不同，寻求我的眼神和心灵的惊讶与不适。这就是我所生活的时代和地方，这就是我的生活。

而在这间越南餐室里，我通过质朴细腻的美，传统而热带、殖民而民族的交融，安定了下来——这，对人的同情与眷顾呵。

Café  Locomotive, G/F, 11 Wun Sha Street, Tai Hang, Hong Kong 香港大坑浣纱街11号地下

Spring at Yuyuantan Park

6年前住在她边上的时候，一直想去看樱花。屡次三番地在冬天的傍晚从西门进，晃晃悠悠地和电视台的杨梅聊天，看看倒映在湖里的电视塔和月亮，听栏目里的同事回忆西安交大的樱花，还有她讲起我的实习状态所借用的“无欲则刚”这个词——而樱花却是毫无动静。有一阵子兴趣转移不怎么去了，但听说樱花的季节到了。但突然紧接着来了次早春的疾风骤雨，心想这下应当花事已了，不用再惦念了。自此就再也没有去过玉渊潭。后来是非典，是回沪，是横竖总要被各种名目的紧迫耽搁掉的光阴。

自从回到这个城市，我和6年前那两个月的生活竟连不起一丝的瓜葛。这个城，东北和西南，当中好像隔了好几年。虽然语言是通的，但彼此说不上话。东北不会提起西南旧事，而昨日的西南也和今日的东北不能相认。

今天带妈妈，从东门进，没有绕到西门就又原路折回。高温酷热，游人如织。北京的赏花是件大事，（可能从日本学来了），女孩（也有男孩和男人）头上顶着假花环走来走去，笑盈盈地，十分和谐与热闹。同记忆中的这座公园大不相同。

樱花还是最值得赞叹的，尤其在看了其他的花之后。有时候第一眼就能看出外表下的品质，有时候要到第二眼或第三眼，有时候是在梦里。谁在低吟，谁在附庸，都可以从外表上就看出来。尘世里的，原以为表皮底下都还有一层接一层的神秘，谁知道有这么一层层的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和事，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就像大多数的花，一眼就饱了——无奈花期未尽，只好继续挂着，这就是无趣。

出来后，我们在路边买了7两桑葚和一斤草莓。桑葚是我第一次吃，认都不认得，但甜甜的，滋味特别好，价格（我是说北京西南的价格）也比上海便宜。草莓虽然个头比上海大，样子也很好，却没有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