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找到了一篇附中今年高中毕业，管老师做的发言稿。那位转载的学弟（或学妹）在他的博客上说：

“管老师口中所言，字字发自肺腑。附中的最后一课，今天是上着了。生活在现实之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内心的迷茫产生于对成为一个精神、人格上独立、自由自我的殷切期盼。与其颓废青春，不若冷静下来，当心灵经受不住冲击，灵魂寻找不到归属时，重读此文，用理性换回做人的良知与尊严。生活常琐碎又崎岖，经过她的同意，愿将此文与09届的你我同享、共勉。

成为一束阳光刺破云层吧。”

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各位同学正式高中毕业的典礼，是走出附中，一附中从此成为你母校的一天。三年来，老师们在你们的身上倾注了关爱和心血，三年象三天那样的很快的过去了，未来的日子，母校注视你，就像你注视着自己的希望一样。

我谨代表一附中的全体高三教师，在这临别，再给大家说几句话。虽然，该说的话，在课堂上，言无不尽，我们早已心照不宣。而你们的喜怒哀乐：进校时的迷蒙与好奇，高考时的信心与平静，今天毕业时的快乐与怀念，也都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不用多说什么，在走向未来的路上，你们的微笑就是我们微笑的理由之一，你们的灿烂，就是附中灿烂的一部分。

但是，作为庄重仪式的一部分。临别的话，还得一说。

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做一个美好的人。

一个美好的人，做起来是很容易的。只要他心存善意，推己及人，知道夫子所讲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要他心怀纯真，记得荷尔德林的“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只要他的眼里闪亮的不只是金色，相反，他深深的同感于梭罗的话“灵魂需要的东西，一样也不需要用金钱来购买”，灵魂里有了这些东西，那么，无论他平凡的度日，还是鞠躬尽瘁，无论是在他国的土地上，还是一辈子不离乡土，他都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附中当然希望你是一个有才华，有成就，名字写在你行业的发展记录上的人；希望你生命驰骋，无拘无束，广阔天地任我游，生命张扬。但是，附中首先希望你的，是做一个美好的人，内心有大情怀，大悲悯的人。中学的教育，有时更多的局限于分数，局限于有限的知识传播，但是我想，哪怕在考试教育逼仄的空间中，三年来，附中的老师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大家思想交流，而同学们的思考，在“尊严”一文中，写出“终于，我们迎来了谁都没有尊严的年代。”的惊人一语的杨一宸同学，以“守望”一文反省中华传统的方春欣同学，在“梦想是一根芦苇”中展现真情怀的余伟超同学，在“如水安美”中深沉提及紫藤庐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的郑季羚同学，他们以自己美好的情怀，独立的精神发出的声音，正是附中最深的光荣。殷切的希望你们，保持一颗今日如此温暖的赤子之心，永远做一个美好的人。

一个美好的人，做起来也是很难的，因为放弃的人那么多，放弃显得那么的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想到，世界上还有“信念”两个字，想到一个美好的人，他身边的人就能因他而感受美好，一群美好的人，世界就会因他们而渐渐变得美好。我们就知道该选择什么，就不会把纯真、善良、正直、自由轻易的放下，顺从于我们曾经不肯认同的价值，放弃内心曾经的诊视。那时，一附中，才真正的以你们为荣。

这个世界不缺有才的人，而缺有德的人。一个真正有为的人，首先一定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人，附中期待你，超越今天，秉持美好，宽广自己，在现实中保持理想，在物质中追求精神。

我们看着你。我们祝福你。我们与你们一起共勉。

管维萍 09 06 22

冬日下午，十几平米的渡口书店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人们手里都拿着一本比明信片稍大一圈的小画册：《胶片时代的上海》。虽然书店有所准备，但小书还是很快脱销了，只好决定在下周再进一次货，再搞一次签名售书。

看不出这些读者有什么共同特质，但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同这些照片后面的摄影师见面。而在人群的簇拥中间坐着的却是一个难以醒目的上海男人，肤色黝黑，口齿不清，声音细微得难以听见。但或许正因他外观的寻常，避免了他在这城市街头的任何角落举起相机时都不会发生的突兀，给予了他接近和捕捉的权利。

一个陌生人捧着一本打开的画册，扑向坐在桌前的摄影师，指着一页照片说“陆老师还记得么？这个是我呀！”他这才想起来，原来曾经同事一场，笑眯眯地拿掉眼镜，同这个照片中正从鼻孔里吐出一根极长、极明亮烟圈的青年合影，只是这个青年已成中年。几天后，我在陆元敏的工作室里看到以这张照片做的一个日文的展览海报，镶框后挂在墙上。

这个工作室隐蔽在普陀区一个热闹的商场对面，普陀区文化馆的七楼。穿过一个只用来开会的小影院侧门，从一个楼梯上去，有一个派不上其他用场的小阁楼。陆元敏每天骑自行车来上班，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这个八九平米的暗房里。

喜爱他照片的人都想从他那里了解更多摄影的秘密。而更多人相信，他知道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秘密。媒体说他的照片见证了上海城市的变迁；评论家则指出在这些忧郁的怀旧气息背后是他的乐观。而这张比59岁年轻得多的黝黑面孔，却声称自己不是年轻，是幼稚。

陆元敏是个恋着自己生活的人。因为这生活是在上海，他的镜头才眷顾到了上海。有一天他终于发现35mm是“最亲切”的焦距，这个偶然生发出他其后激动地走街串巷，在90年代热情地拍摄着，无意中凝固了这座城市“毁灭的前夜”。他并没有想到“纪实”这个词，也不是“记录”。他想的只是“纪念”。

陆元敏在襄阳南路这条小街上住了50年。1950年2月出生时，国民党轰炸正烈，附近的医院里挤满了伤员，以至于他妈妈只能在家里生产。他记得带妹妹过马路的情景，那次差点被车撞到，因为他自己也还很小。“马路走走就可以过去的”，不需要横道线，更没有红绿灯。上海的街道，同这街上生存的人一起接受一个时代，另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悲喜交集在这个逼仄而温柔的结构里。

在陆元敏最为人喜爱的“上海人家”系列中，他直接走进他的亲戚、邻居和朋友家。这原本就不是人类学的考察或者社会学的寻访，他甚至从来记不清照片拍摄的年份。他最喜欢拍那种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人家，要是一进房门，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是最好。有时候老太太会出来阻止他说，“哎哟哟，家里面太乱啦，别拍别拍！”他就老老实实把相机收起来。现在他后悔了。当时他想，那么就下次拍吧。当然，就没有下次了。

在陆元敏生活的街区，在这样的石库门或者新式里弄的房子里，在他拍摄这组照片的90年代，很多老人家都还健在，这就意味着老东西也都在，小辈不会去重新装修房子。过去的生活同正在开创中的新生活或松或紧地粘连在一起。就是这些细细碎碎的物品，从一个毛主席或贝多芬的半身雕像，到墙上烫了刘海的美女挂历和基督教的木制箴言，从只剩一个框架的老壁炉，到红木家具和床底下露出来的痰盂，统统都错落安置在一起，一层一层地各就其位，其中细腻的心思不在话下。35mm正好，既能在极端局促的上海家庭空间里收纳足够多的内容，又能保存住平和的心灵，拒绝了镜头的变形渲染出那些超过上海日常的气质。

有一张照片，略微空旷的房间中，在一架钢琴边，逆光站立着一个看起来矮小的男人。他的面目是被窗外的阳光打亮了一圈的漆黑。陆元敏说，这个人的父亲是以前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在文革中说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被判反革命，枪毙了。父亲平反后，他被落实政策从新疆调回上海，做了一个画家。“他依然住在这个房子里。”另一个叫徐元章的人，站在一座敞开洋房的门槛边，左边依稀可见屋内中国传统花样的木门，形容清瘦。这个曾经居住在上海最大的花园洋房里，每周为老克勒举办舞会并试图维系真正上海洋房生活方式的人，却被卷入因这栋外公遗产所引发的家族纠纷，“他已经搬出这个房子了。”

如果说陆元敏形容自己镜头取向的词语是“自私”的话，那么那些被他影像的共鸣而感召来的上海人，也是一样地处于私心。在陆元敏的镜头下，人们终于感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想起了自己为何会在这里挣扎和滞留；尤其是，这种潮湿的温暖，他们相信，是无法同其他城市的人们分享，更不可能言说的。

在过去二十年间，人们见证了一座在废墟中重生的城市。如果你曾去过庞贝，你就能想象那一个个刚被拆迁、并揭去屋顶的矮旧街坊在梧桐树下默默等待的样子。当内里被剥开，断壁残垣中被经年的油烟熏黑了的墙壁、长期潮湿而发霉了的木梁，以及七零八落的搭建之后变得岌岌可危的结构，变得一览无遗。刚刚离去的人们，直到几天前还在这个结构中繁忙地进进出出。你不得不俯瞰到，原来那些温暖的街坊之下，有这样的内里。只是人们一度用不能选择的乐观情绪把这生活的不幸一面给包裹严实了而已。而另一幅景象则是，在处处开挖的地表边上，透过混沌的空气，时常可看到从周边居民楼的窗口挂下的白底黑字，激烈地抗议工程对他们生活的冲击。这些在如今的建筑和街道上如此了然的争夺，充满了你、我和他之间的博弈。这种艰难繁琐的博弈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以前躲藏在里弄深处，如今兀立在工地边缘。

结实强壮的建筑已经在它们周围立起，虽然冰冷，却另人向往。谁都想从低矮中爬起，稍微抖落一下因无奈而堆叠起来的生活。更何况，这座城市无论如何都要变得更强大更美好，因为她的信心就建立在这更强大更美好的现实和展望中。就连陆元敏自己也在十年前搬出了充满记忆的襄阳南路，并且愉快地搬了两次家。

可能是这个原因，在陆元敏的黑白相片里，怎么细看都寻觅不见忧愁。在弄堂中打麻将的阿姨，在街边卖活鸡的商贩，在商场门口表演的模特，苏州河边搬运货物的船夫，还有在烟雨弥漫中，低头走过雨后积水的弄堂拐角的小男孩。阿姨的睡衣，活鸡的笼子，街头模特，船夫，和小男孩的雨鞋，就在他们决定消失的前一瞬间，陆元敏按下了快门。之后，他们就都自由了。

在这个影像世界里，既没有众星拱月般的高调繁华，也没有“纪实的文化工作者们”所致力于挖掘的隐秘苦难；没有低于生活的苟且；也没有高于生活的显露。这是平行于上海的二维世界，但又绝不是另一个世界。这座城市的历史不断证明着上流和下流之间更替的反复无常；用反复权衡后的变通来保全自己，用对生活煞费苦心的经营来拯救自己，这是此城中人的生活轴心，而“进取”和“安身”则是硬币的两面，翻来覆去。

（删节版刊香港文汇报2009年12月12日副刊）

米兰……朋友曾摇摇头说，这座城市，如果不是里面的人，是进入不了的。

相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而言，米兰太繁华，太当下，也太国际。前后两次，我们只是路过米兰，在这里过一夜，然后转车。2005年冬天，我们还算搭乘过地铁，去了大教堂和拱廊街，而2009年秋天，我们就真的只去了火车站。

我们依旧订了一间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说起来，除了火车站内部装修了一下，加了几条现代化的自动扶梯，更合理地疏通了人流以外，车站周围的街道真是毫无变化。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前台敞开式办公的一个有点秃头了的中年男人，从一堆堆的票据文件中站起来，为我们提供米兰式的服务。我这么想，是因为他的冷静态度同9月底米兰夜晚的空气一样合理，没有多余的汁水，没有南部和中部的那种不确定性。

我们到得很晚，快11点了，以为只能叫外卖。他举起表看了看时间，说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餐厅开门的，等我们放了行李下来，他会只给我们看。

我们下楼的时候，他带我们站到街边，指着一个远处的红灯说：这家店。我们就散步走去。

4年前的那家旅店在哪里呢？我有时候想。这个周五的夜晚，楼上的窗户里多没有灯光，走到十字路口，才有年轻人站着说话，若干酒吧还没有真正苏醒过来。那个十字路口只有一家红色霓虹灯的Pizzeria，我们斜穿过马路，走进去。

坐下之后，一凡说：“我们来过这里。”

一位驼背得厉害却精神抖擞的矮个子妇人给我们拿来菜单。另一头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和外国人轻声交谈。进门是一个长条的玻璃柜。

“我一进门就知道了，我们来过这里。”不是deja vu。2005年圣诞，我们走进一家餐厅，店主人和家人正在聚餐。我们在这家人身边坐下，好像唯一前来拜访的朋友。我们点了开胃酒，蔬菜汤，可能还有批萨。在那年冬天的旅行中，我们好像迷上了意大利的蔬菜汤。之后我们走出餐厅，绕着周围转了一圈，除了一些名牌商店外没有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回去了。

现在这变成了无法表述的秘密。对老太太来说4年太长也太短。我们或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或许是两个重合在了一起的人。不是圣诞节，没有看到她一家人团聚的样子，不知道她经营一辈子的餐厅，在这四年间有没有带给她新的欢乐或悲伤。但从餐厅温和的气氛中可以辨别出这些年来的稳定节奏，应该没有大起大落过才对。如果不是餐厅四年间格局和装修上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不是一凡对重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有着特别的敏锐，这个餐厅可能就是任何一家陌生的餐厅，老太太也依然是一位陌生的老太太。

四年后，我们下意识里选择的座位还是当年的座位。但那种过客的感觉却前所未有地浓烈起来。这样的一个巧合，说到底又只是一个空空的洞而已。老太太的腰许是更弯了，我们的身体也更沉重了。两次踏进同一家餐厅，这是我们在米兰的全部故事。

据说今年冬天格外地冷。去年冬天我不在上海，今年冬天我不在北京，所以无法判断。但天气阴雨不断是真的。客厅里本没有光，把书房和厨房的门打开，也就有了光。今天早晨突然出太阳了，从瓦片云中钻出了光。

我也很久没有早起了！

2007年1月回到上海听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French Concession，出自一个把虹口惠民路那一带称作Jewish Quarter的外国小年轻嘴中。听到高中同学家在英文里变成了犹太区，我突然想到布拉格的Jewish Quarter可能也是说给游客和老外的地名，听起来言之凿凿，但就像世界上大部分叫这个名字的街区一样，如今都不见了犹太人。

讲回French Concession，这个词几乎又被归进了正典，印在James Cohan画廊展览邀请函背面的地图上，是对于复兴中路衡山路建国西路这一带内的统称。这个地名的复兴，就像法租界这个词被剥掉了任何不愉快一样，证明了法国和租界这两个概念的讨人喜爱。用这个词的人都知道他们其实在说Former French Concession，但没有人会去提那个Former，因为Former不Former一点都不重要。所以上海会永远记住法国，并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演绎出最新鲜的版本。

James Cohan躲在一条不深的弄堂里，在一桩法式洋房的一楼。门口的保护建筑铭牌上没有说这是法式的，但画廊的人却说是的。11月的上海，5点就天黑了，没有看到传说中怡人的花园，但发现了它很美的铁窗和一弯上二楼的阶梯。这很美的窗在红白雕塑的背后更显优柔端庄；而楼梯，虽然磨损的地方毫无掩饰，但上方的几朵彩色玻璃花保存完好，若是在白天肯定能欣赏到光线折射进来的彩色的光。据说楼上是设计师事务所。这幢楼的前世，工作的人说不知道，但故事被打薄了的版本，想必还在这条弄堂里流传。

（拜朋友Arthur所赐，我能在十几个月之后，再次得了访问的机会，对象是上海美术馆的馆长李磊。）

李磊的办公桌背后露出一扇唯一的、几何形的磨砂玻璃大窗，一看就是旧时沪上建筑的风格。也许是后天改造的缘故，窗子并不在天花板和地板的正中心，而是露出了大半张脸。这大半张脸，80年前从这看出去的许是跑马间隙来此休息的洋人，40年前许是某位来上海图书馆借阅的新中国读者，而今天则是城中最重要的艺术机构，上海美术馆的馆长。这座30年代建造的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在众声喧哗、时过境迁了的人民广场边，竟然坚持了它的淡定和优雅。

出生在六十年代上海的李磊，自己也是一名画家。在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大西北童年之后，他13岁回到上海生活，并借绘画拾回自己作为一个“乡下人”在上海的自信。他儿时师从的周竹湘先生，曾是徐悲鸿的学生。可能就是这条线索使得他同上海又重新建立起了联系。“然而作为一个抽象画家的李磊，每天却做着最具体的行政事务，”我想。

近几年来北京作为中国艺术发展最活跃城市的地位似乎越来越明显，而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重镇和中西艺术思潮重要交汇地的上海，也似乎不再对此表示异议。李磊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上海不是一个适宜做文化的地方”。

“一座城市的文化繁荣不是意愿的问题，而需要政治宽松和经济繁荣的两种条件作为基础”。后者提供文化消费的需求，给艺术家以持续创作的保障。而前者可能是体制上真正地倡导各种思想平等交融地发展，也可能是因为存在足够大的“缝隙”。30年代的上海被赋予很多文化自由的想象，而在李磊看来，那是一种基于租借殖民的背景而繁荣起来的文化，在压迫间的缝隙内发展出的自由。那么，如今又是什么使得上海容艺术家和艺术发展的“缝隙”变得如此之小呢？

李磊说，不是别的，而是上海的生活。

人们往往容易简单地把“缝隙”问题归咎于体制，而忽视了城市生活方式对“缝隙”的影响。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四川艺术家前几年，可能是喜欢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致生活，兴致勃勃地准备在上海“漂”着。而正是这种精致的生活，很快就使得他发现自己无法呆下去。他的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在这里不能得到共鸣。于是，他最后还是漂到艺术家该漂的地方——北京去了。

事实证明，上海不是一座可以“漂”的城市。上海意义上的“优质的生存方式”在此地被强烈地认同和维护着——这在文化上几乎变成了一种“自律”，成了一种保守。最简单的例子，即便在美术馆工作的人，充实的一天以开会开始，然后分头落实工作，高效地忙碌一天之后各自回家——“下班之后也不会聚在一起喝酒。”甚至，人们不会互相借钱，也不会住到对方家里去。上海人把对物质和生活品质的追求看得很重要。在这座都市化和市场化已经有了170年历史的城市中，都市的生活方式将农业社会（包括杂处和互助）的生活方式早就消灭得干干净净。

北京的艺术家三天两头地聚在一起，而上海的艺术家却坚决保持各自的独立，不需要，甚至排斥混居式的交流。其结果是，上海艺术家比较个性化，作品也比较精致，但力量不足，缺乏大开大合的气势，而外地的艺术家虽然可能作品粗糙一些，但有原始的激情，能看出那种不受既定生活模式约束的劲道。这种“细节有余而格局不大”的现象在江浙的艺术作品中都存在。而沉浸在对个人的表达的上海艺术家对社会，尤其是政治，倒是有着“不太关注”的传统。

李磊承认，上海并不是一个适合年轻艺术家成长的地方。一则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二则，能够提供给年轻艺术家的机会（包括市场和展览机会）也都不如北京。北京本身的城区面积就庞大松散，市区内就有很多发展的盲点可供艺术家寄居，而广袤的尘土飞扬的郊区又给艺术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廉价空间。从最简单的生活成本来看，上海上个公交车起码就要2块钱，北京则是4毛钱；上海钻进地铁就要三块钱，坐不了几站就变成了五六块钱，而两块钱就可以坐地铁跑遍北京城了。

另一个导致上海缺乏文艺发展“缝隙”的原因正是上海引以为荣的高效、完善的管理体系。这种先进而密不透风的管理，使得上海文艺发展不能独立于政策的引导。换言之，如果政府推动不够，下面就走不了多远。上海没有北京那样“山头并立”，以至于能和政府在文化发展中周旋的民间力量。

于是，只有成熟的艺术家才会被吸引到上海来，他们看重这里离开世界较近的距离和高质量的生活。但是“那些住在上海的大艺术家，却和上海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目光总在别处。“这是上海极大的损失。”

究竟哪双手可以在背后推动和改变这一切呢？上海美术馆作为上海资格最老的艺术机构，往往被寄予期望。但是李磊对上美的局限性也看得很清楚。作为政府支持的美术馆，上美不可能成为一座风格化的美术馆。一方面有来自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怎样的艺术样式，美术馆就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从最传统的水墨到最当代的装置，都要在上美体现出来。这种“多重角色扮演”的情况在广东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也一样。譬如建国六十周年，就要展出反应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这是逃不掉的作业（或者说是政治任务）。而另一方面，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又是中国最先锋艺术的试验场和策源地，每次举行都倾动全城。这种双重性格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几家官方美术馆的特色。

五、六年前，上美才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现在看来好像有点奇怪。但就在此之前，美术馆在中国的定义仍然是“美术家之家”，是为美术家，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李磊以上海双年展为例。2006年以前的双年展都是以体现当代艺术最前沿成果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性很强，但这些被研究者认为“最有价值的课题”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却建构得很弱。2008年上海双年展《快城快客》就针对整个城市文化的发展提出问题。当时放在美术馆门口的废旧火车头就是关于城市人口迁徙问题的作品，许多知青都带着孩子在这两记忆的列车边合影。在李磊看来，这种心灵的沟通是艺术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基础，也是展览吸引了28万参观者的原因。如城市名片般的双年展和具有优越国际地位的上海之间这种互相促进和提升的关系，给上海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前沿城市带来了有力的启示和希望。

为了世博会，上海又一次把自己变成了工地。人们在尘土中生活和呼吸，并期盼开幕那一刻的到来。明年第八届上海双年展的展期很可能同世博会的尾巴重合。虽然方案要到12月才公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不会做成‘世博会’”。双年展会呼应城市这个主题，但要通过作品来更深入地引导人们，以新的思想角度来反思城市问题。当然，他希望这是一届好看的双年展，因为反思也不等于晦涩。

作为一个行政馆长的李磊，还坚持着抽象艺术的创作。这两个并不完全重合的身份汇集在他身上。他上半年刚在张江美术馆举办了个展。无论是为了业务还是处于兴趣，他都经常去上海新兴的私营艺术机构和画廊看看展览和这些年轻的上海艺术力量，他觉得这样很好。

那不勒斯的“自在自足”可从他的“声名狼藉”中得到证实。他“我故如是”的姿态因为一个个把包紧紧抱在胸前的游客脸上的惶恐而得到戏剧性地强化。来那不勒斯的人需要各种原因，譬如批萨，譬如庞贝或取道往度假胜地索兰托——也可能因为顺便可以看一个朋友，就像我们。但因为要来这样一个曼妙之处而冒着神经紧张的刺激，绝对是拜此地的风物人情所赐。

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天文台读博士的朋友H在火车站接到了我们。火车照例迟到了十几分钟——就算是意大利的欧洲之星也不例外。（混沌是这个国家的国策，在南部民间当然发扬得更加广大。）出站后，H说，刚才的这个火车站可是欧洲有名的乱啊。不过那不勒斯体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危险的——永远都不会过分的想象。这无疑增加了来那不勒斯的意义。

我们穿过沿街的垃圾进入离火车站不远的旅馆。我说，真方便；H说，火车站周围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旅馆惊人的干净，比罗马的便宜、精致又舒服得多，老板娘早上还会愉快地送早餐进房间（通常比我们跟她预约的时间早半个多小时）。最喜人的是有一个可容两人站立的阳台，那样一靠，初来乍到的我突然相信“我在那不勒斯无疑”了。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在老旧的石子路面上发出隆隆巨响，这个巨响容不得抱怨，因为它是那不勒斯灵魂的一部分。H说，要是叫他留在那不勒斯，他可以考虑去做轮胎生意。据说这里的年轻人酷爱飙车，但疯狂转过街角的刹那会在圣母像前急停，在胸前划过3秒虔诚的十字，然后策马呼啸而去。

第二天我们往西走了半个多小时拜访H的住所。从他住所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他山坡上的办公室，据说办公室的后面是一个几乎废弃了的天文观测站。H到欧洲各地去开会，外国人都喜欢挑逗性地问他，“在那不勒斯呆着什么感觉啊？”他就笑着说，挺好啊。一次他们去荷兰开会，当大家习惯性地把钱从鞋底里拿出来的时候，教授警觉地把他们拉到厕所里——这里可不是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人把家庭环境的清洁放在了首要位置。但凡南方人恐怕都喜欢通风，晒太阳和洗床单——只要抬头看到满天的床单就不会奇怪我们旅馆的床单磨损得这么厉害。在洗衣机发明之前，那不勒斯妇女肯定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件事关重大的事情上。据说，她们的床单是每天都洗的。走进任何一条弄堂，推开任何一扇门，恐怕都有一个一边洗床单或冲刷地板，一边听音乐的女人，迎面而来的是洗洁精的味道。这种对干净的热爱和赞美是南方生活理想的日常化身，是把对太阳和生活的赞美华为直接行动的表现。

H所住的区域在当地可以算是老城区，所以混混也多，但只要一条弄堂的人都把你当自己人，那么你就有了最安全的保障，甚至最热情的帮助。有一次H赶飞机又赶上出租车罢工，只能焦急地在弄堂门站着。这时，仗义的那不勒斯兄弟就纷纷打电话帮忙，其中一个找了一个自己的哥们，并告诉他“这是我朋友，你可不要黑他”。至于日常生活，H买菜从来都是便宜的，因为这里的店主通常会给邻里一个更优惠的价格。H说，生活在这里跟在上海的感觉差不多，也就是挤来挤去地忙生计和家务吧。

那不勒斯的可爱确实是在这些街巷之间。这些街道大概也就3-4米宽，还要躲摩托车。走路的时候，H经常提醒我们“不要走到赛车道上去”，就是不要在街角转弯处走到外圈，因为那是摩托车转弯时候要用的，撞上的话就是自己缺乏常识。因为街巷狭窄，想必给各种隐秘的生活提供了空间，也方便了人们走出家庭，走向社区——譬如从窗口伸出个头来，就可以直接跟街上人说话。这是城市自然发展的结果，跟上海没有动迁过的地区一样，门和床是仅仅沿着弄堂或街道的，而街道以它的狭窄控制了车和人的流量，增强了社区的安全。这种结构和相对应的生活在旧区改造中被连根拔掉。最好笑的就是一条弄堂的一边被拆掉了，剩下另一边，老房子的居民探出身子来发现自己面对着变形金刚般高大的钢筋水泥，或者一片废墟。这种尴尬，就算路过的人看到也会觉得可怜。

那不勒斯是一个谈不上富裕的地方，或者他的财富真的集中在某些人的手里。H说当地黑手党很重要的一项生意是从意大利北部城市回收来垃圾，然后运到那不勒斯威胁当地政府说如果不如何如何，他们就不处理这些垃圾了。所以黑手党很重要的一项业务就是垃圾回收，这已经足够说明他们网络的发达和有效了。早先几个曾经对黑手党发狠的领导人都很不幸地被暗杀了，可能对付黑手党的方法是，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稳定的因素，而不是简单的当作政府敌人。黑手党的不稳定每过一段时间会被打破，不同派系的斗争经常会导致血拼，于是伤及无辜，这是对当地普通人最严重的威胁。但是那不勒斯政府最近几年来努力改善治安环境，现在这些血拼通常都不会发生在市内，而是在郊区。据说郊区的一个镇子，在黑手党血拼的高峰，每天都要打死两个无辜居民。阶段性的血拼以后，黑手党的内部会重新确立领导核心，于是也可以消停稳定一段时间，大家都高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那不勒斯的中国人远比在北方的中国人要少得多。大多数中国移民都觉得南方没有太多的赚钱机会，安全也没有保障，而在尤其是米兰这样的城市，生意要好做得多。但那不勒斯火车站对面就有两个相邻的中国超市，一个类似杂货店性质，卖很多新鲜蔬菜；另一个稍微贵一点，门口坐了两个收银的人，像门神一样把关收钱。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能看到中国人的商店，让人感受到中国人为了生存不肯罢休的精神。如果说这些店里从榨菜到冰红茶到各色方便面乃至中国蔬菜应有尽有并不稀奇的话，他们打通海关的事迹就不是我辈能够想象的了。据说那不勒斯海关也是黑社会的天下，当地人都会告诉你，“没事情可不要去码头”。中国人如果没有在海关打通关系是绝对不可能那么廉价地进货的，但是他们居然愿意去做，而且做到了。中国人的另一个生存策略就是保持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移民同胞的团结和友好。我们旅馆街对面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店铺，我经常看到他们早上一开张和非洲裔的街坊聊天，其乐融融。

H说，中国人真是像蟑螂一样，哪里都能生存。我倒是觉得，以前自己的某些看法可能是错了。以前我想，温州人啊，潮汕人啊这些移民对当地人来说就是中国人的代表，对这件事情我总觉得不是滋味。但现在我觉得，他们不代表，难道我就能代表么？我在生存上，在勇气上，在智慧上，又超出了他们什么呢？可能他们只是做一些买卖，谋一个生计，不求闻达于诸侯也不求什么兼济天下文化交流，但这只是他们理想的不同，而对于他们执着的生存理想，他们的决心和毅力确实是很高的。更何况，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还远胜于我。

没想到自己还能想起这个城市那么多事情，都是H跟我讲的。我们在那不勒斯走了一天，把这个城市走穿了，也经过了一些比较富裕的社区，最后在一个山顶俯瞰这座城市——维苏威火山总是伴随着我们。据说维苏威的下次爆发也就是这几十年内的事情，但这里的人们，哪怕是直接把家安在维苏威山脚的人们，仍然天天洗床单，冲地板，拼命聊天和飙车，周日去教堂。意大利政府给每户人家25000欧搬家费（当然这笔钱也不多），但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还是不想走。这种在南部炙热太阳下的生活，因为混乱、危险和必然的灾难而格外地富有魅力。

那不勒斯是批萨的诞生地，这家店的女主人以生了20个孩子和作出如此美味的批萨而闻名。就算在那不勒斯本地，每家店的批萨风格也不相同，至少从形状上看，这家店的批萨都是比盘子还要大的，价格也才七八欧。味道是难以描述的奥妙，我们拼命了还是没有吃完……后遗症也很严重，再也不想吃其他地方的批萨啦……

一下子想不起来，在没有这些健身器材之前的小区是怎样的了。

但是他们现在就牢固地占据着一角，被（被老人带着的）儿童和老年人摩挲。

我这样的年轻人当然是从高处俯瞰的。很难想象自己也会做出那样的动作，在塑料一样的颜色上扭屁股或者拉伸手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如果真要我确切地描述的话。公共的福利的颜色，公共的福利的手感和公共的福利的角落。无处可去又有时间的人，就可以在夜半坐在上面聊天。

我想起来，其实香港也有这样的东西，在哥哥住的宝盈花园，或者在奶奶住的丽城花园。但地上还会铺一层塑胶地面，就像隔壁正在施工的高中操场一样。有一次很晚了，我看到一个人坐在滑滑梯的阶梯上打电话。另一次很晚了，我看到两个人坐在上面聊天。我也曾围着这样的一堆东西，在夜晚的时候，突然就看不出是什么，只剩下一组形状，一边打电话，一边转圈，好像不知不觉走了多少的路，去了多么远的地方。

这些到了夜半就显出奇怪造型的玩意儿，大概是想解决任何人都有的某个时间。无处可去，又有时间的时间。

晚上的家乐福里，人很多，东西却很少。像冬瓜，就没有了。蔬菜被纷纷扰扰地堆砌在斜面上，不分彼此，形容枯槁，就像面对着它们的人。忙碌了一天之后，常常发现自己并不生活在和蔬菜水果一样的生理周期内，是一个被“新鲜”（连同生长、健康和繁荣等词汇）抛弃了的生物。

但是早上去家乐福，就像我今天偶尔为之的那样，惊奇地发现，所有的果蔬都像新生出来一样，整齐地排队在一起，连冬瓜这些胖瘦不齐的家伙，也被清楚地切割成圈状，裹好塑料袋，白白净净地躺好了，等你领走。这时候会油然而生一种欢喜的心情，觉得自己带走了它们，就可以把握住一点自己生存的关键。像“把握”这样的词，真是一个月也说不出来几次啊。

这样就感到，生活是需要有早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