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看到一个在多伦多生长的小女孩的blog，忽然想起自己以前的轻盈日子。她的图片细细长长的，只要看到一点点的世界就很多。而我呢，每天都为了贪图看更多的世界而什么都看却看不出多少。

肩膀硬了，随便站起来坐下去骨头都要发出脆响。每天好像背了沙袋去上班，又扛着水泥回到家。周末睡睡懒觉，想要爬起来的时候大腿又忽然抽筋。于是像一个老太一样，慢慢让自己坐起来，把大腿搬下床，然后将一个颇足的人慢慢拉伸成为一个直立的人。看看周围的人，也莫不如此。

电视剧《围城》二十周年，在北京台上又看了一遍，发现二十年前的电视剧只有10集，画面模糊，声音也比现在的轻柔。时隔多年重温，因为真的知道了留洋回来的人是怎么样，也看到和经历了年轻人为了工作、为了爱情、为了婚姻的那些上下求索，片中好多原先没有发觉的人生道理突然变得豁然。

依照方鸿渐的性格，他会是一个保得住年轻的人，因为他够好挖苦，又够不迂腐。他本来没要成为生活的对立面，虽然生活中的种种细碎，在他眼中也没有什么是不可抛弃的。他自觉是尽力而为地生活了，但生活却总一味地要将他俘虏。一个圈套不够，还要再一个圈套，最后还要拿出镣铐，这怎么受得了。他最终还是享受自己，胜过享受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或许他本来就相信，只要人人都享受了自己，生活对大家就都会容易得多。

电视剧里有一个场景，我在书里没有找到。当方鸿渐带着新婚妻子在法租界入口接受检查盘问，被一个宪兵头一眼认出来：“方，你还记得我么？”原来是两年前在回国的船上认识的一个法国人。方鸿渐问他：“上海好么？”他竖起大拇指说：“好，很好！”旋即通融地将他们放行。

方鸿渐心想：“同船回来的那批法国警察，当初都是乡下人，一副寒酸相。才两年，本来苍白的脸庞现在红得像块山芋。上海这个地方简直像个魔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

《围城》拍摄时用来取景的上海早就灰飞烟灭，乃至现在看来，多了有种考古般的猎奇。无奈总有些真理还是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地回来。

希腊和意大利混血的Evangelo20岁移民到北美，做了23年工程师，突然决定转行做画廊的策展人，已经一年。他能和香港的司机用简单粤语说出他画廊在官塘的位置，但普通话听说都还是不行。本以为这是又一个喜欢搞搞摄影、并刚刚来中国试验他的人生转折和文化历险的鬼佬，不想他却说自己曾在90年代初前在江西萍乡呆过一年。他还记得那里有个革命“纪念馆”。

他说自己来中国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专门给咱中国农村通电话来的，因而他代表加拿大的这家公司跑遍了江西。当时萍乡那里一个30万人的城市居然只有1000部电话，我跟他说起那个时候安装私人电话之昂贵他非常了解。

为了配合这群外国人的工作，当地政府给他们配备了专门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需要根据他们的行程去接送，因而又特别开例为这个司机的家里配了一部电话。要知道，当时很多人家里连电都没有，能有电话是相当稀罕的。

一段时间以后，Evangelo他们发现这个司机经常电话打不通。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原来这个司机把这根电话线拿去接了一个灯泡——因为他家也没有电！

我多此一举地问他，那么你当年所工作的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说，啊，两三个月前刚刚倒闭。不过之前就问题不断，倒闭是迟早的事情——名字就是北方电力（Nortel）！

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n Art Archive）位于上环地铁出来以后再往西面山上走上十分钟的地方。香港的日常生活以主流姿态占据街道，而艺术相关的东西则被藏着掖着在腊肠和肠粉的角落里，因而找到以后分外刺激。沿着水坑口街到荷里活道的路口，办公楼变成了唯一一座，而且唐人画廊居然就在地下，在展示瓷器的橱窗底下。14楼上去便是AAA的所在，和周围的居民楼贴得肉贴肉，但也保持平静。

从办公室的一个窗口望去，依山而上如植被般，生长着不同年代种下的建筑物，有的还正如春笋一般冒着尖，虽然明知海风侵蚀得厉害。曾经有一个建筑师在中环坚道一座七八层楼住宅的顶层露台上，指着周遭密不透风的楼房，在潮热的空气里兴奋地对我说：“你看，你看，这就是香港！”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也是我即将离开的前夕，但香港第一次闪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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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ung Wan Landscape from AAA

3月12日上午，我错过了回上海的飞机。

3月16日早晨，我错过了去香港的飞机。

都是在2号航站楼，都是南航。但我不怨2号航站楼，也不怨南航，更不怨自己。这是比误机更令我吃惊的事情。

3月12日那天我重新买了张800多块钱的机票，因为原来那张叫“快乐飞”的太便宜以至于无法改签、无法退票。原先提前冒险定下的廉价与划算全部白费，我竟也木然。我终于在机场买过一次机票了，我想。

3月16日那天，我在去机场的快线上认出了歌德学院的老院长阿克曼，通过广煜给歌德学院专门设计的黑包。我说去年的“历史的天使”德语诗歌系列讲座很成功，今年如果能在文学、哲学方面拓展会很好，甚至，我对德国建筑设计也很感兴趣。于是阿克曼说今年是包豪斯80周年（其实是90周年），我说应该来我们这个包豪斯的建筑里也做一些讲座。虽然是“公事”，但这个旅途中的邂逅因为是同阿克曼而不是别人而变得灿烂。他赶9:10的飞机，他祝愿我赶上我的飞机，但我没有。

坐机场快线到2号航站楼会有一种来不及的遥远无助之感。不仅因为机场快线总是先抵达3号航站楼然后再慢吞吞地退回到2号航站楼，更因为快线在2号航站楼停靠的位置太低，要往上攀爬不知道三层还是四层，才会到达checkin的那一面。当中还会经过不动了的自动扶梯。伟大的3号航站楼是为了国航和它的高级朋友们的高级而建设出来的。于是航空公司分出了等级，我也终于可以买到2号航站楼起飞的更便宜的机票——如果我赶得上的话。

南航每天只有一班去香港的飞机。我忘记了飞香港还是国际航线，忘记了要提前45分钟而不是30分钟。我跑到柜台的时候已经人去台空，好像半夜，而机场又应该是没有半夜的地方。checkin的柜台如此完整地不受人类干扰地排列在面前，好像某些艺术家会刻意安排的场景。我做出了两三分钟歇斯底里地奔跑的样子，直到彻底明白南航的人都走光了，而余下的人也毫不知情。

我已经不能明白我为什么要紧张地在没有人的柜台间奔跑了，与其说是为了挽救什么，不如说是希望自己至少还在乎什么。但转眼间，又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在乎，如果我要在乎的是自己对自己的名誉，或许已经不能挽回，或许压根无法失去——倒是有一股要在这虚拟环境中表演一回的动机，并看到自己。

两次误机太接近，以至于我无法判断是3月12日还是16日——总之，其中的一次，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打开手提电脑，一个老汉用东北口音问我：姑娘，你也是去俄罗斯吧？我摇头，低头。俄罗斯……我还在试图搜索机场的免费无线网络……俄罗斯……我希望我的手提能奇迹般地连上某张廉价的机票……俄罗斯……太慢……太远……莫斯科……没有信号……彼得堡……没有动静……要多穿点……算了，去售票窗口吧！

在机场卖票的窗口一字排开。当我扑向一张8折票之后，才意识到耳畔的叫卖声。窗口里的小姐向每一个经过窗口的人呼喊“要买票么？”“我能帮您么？”以后有一天，在通往月球的火箭票售票处，也会有小姐问“要买票么？”“我能帮您么？”那时候已经便宜了——万事万物都有便宜下来的一天。

3月21日，为了在最后一刻购买相机，我几乎没有搭上回北京的飞机，也就是我没有搭上的那段去程的回程。我相信这是出于香港机场1号航站楼的仁慈。也是我对自己的苛刻的仁慈。当我赶到南航偏僻而娇小的checkin柜台时，工作人员已经在愉快地交谈中准备撤走了。但那位看着电脑的小姐还在看着电脑，而电脑还开着。她让我进去了，甚至帮我托运了行李。甚至没有任何不同的表情。

在A22巴士上，我一直担心自己赶不上了；于是我努力让自己相信一定是赶不上了，为潜在的无法接受的心理做铺垫。去赤腊角的路途我走过不下15次，但从来没有如此缓慢——这个慢性子的、安全的司机，他不知道楼上有人赶不上飞机了，就算我跑下去抱住他的腿，他还是会像任何一个香港司机一样坚持自己。啊，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在香港机场撒娇的大陆女人。于是我决定接受一切而不被指认“又是一个大陆人”。

我预想的绝望是深刻的，我将在9天内第三次误机——从零到三。但是世界没有末日。某个时刻开始，之前与之后，只要时间仍然在行走。我还有钱，这重要。即便我不能回去，我不会被逮捕，这也重要。因此，我无法崩溃。总有下一步，而前一步，我还在和阿克曼说话，我还买了相机，后一步有人问我是否要去俄罗斯，有兜售机票的一字排开的窗口。没完没了的下一刻。不能完结的下一步。下一刻。总有下一刻。

这两天拿表哥的相机试验，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注意的事情。

譬如，从香港地铁站对颜色的选择可以看出，这并是一个马虎的设计。以鰂魚涌站为例，它的色调就有一种不很明朗的轻快，不很刻意的和谐，把在身体和视觉上均匆匆掠过人群的舒适度调整到一个范围之内，用色调来控制住身处集体中焦虑，给人群疏导出了一股宁静。

和这个颜色相呼应的一条条白色长条日光灯，这个设计一则很符合80年代初期港岛线修建时的时代背景（那时候大陆的日光灯也是家家必备，往往镶嵌在窗帘架下，或紧贴天顶和墙的夹角，几乎是80年代家庭夜晚团聚的唯一光泽），如今也给整个车站带来了某种现代主义的隽永气质。

20多年的香港地铁虽然历经一次高速发展和两次金融危机，却毫无逊色和颓败的迹象，反而有了要过渡成为经典的意思。而十几年光景的上海地铁一号线已经快要扛不住，被因为他的粗糙而磨损得格格楞楞的人群反过来消磨得粉粉碎了。

Canon EOS 400D, Lens EF-S 18 – 55mm 1:3.5 – 5.6 IS

这个故事是上星期在上海的时候，上海人腾腾告诉我的，也发生在上海。

腾腾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兼职做婚庆的司仪，已经有好几年了。后面那个作为爱好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养成，用他的话来说，一直有做主持人的梦，但因为心宽体胖再加上在电视台那里没有门路，所以退而做司仪也是件心愿和收入都能达成的美事。我们都愿意相信，他并不是出于虚荣和贪婪而做这个劳神费劲的工作的，而是乐在其中——并不是每个老师都会听到自己的学生指着同学说：“你们两个结婚可以请滕老师做司仪”的。

在给200多对新人主持了结婚仪式后，他说自己几乎把所有的家庭场景都看过了，好像是把婚姻开场的各种序幕都阅遍了。因为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结婚的，就算在火热的现场都看得出其实双方感情不深；因为怀孕而结婚的，他知道要如何准备一套特别的说辞和口彩；因为新郎死活不肯让他的继母出席婚礼而吵嚷“她来我不来，我来她不能来”的，或者丈母娘当着所有人的面表达对新郎的鄙视和不满的，他都见识过；当然也有准备婚姻期间，双方观点不能协调而离婚的。

我们也问了他很多婚礼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他说了一个感人的例子：一位高大威武的外地军官在婚礼上突然拿出一件他亲手织的毛衣，送给他娇小的上海新娘。虽说给彼此礼物已经成了新潮婚礼中的必然插曲，巧克力啊，亲手做的巧克力啊，烧菜录像啊，Flash作出的两个人的恋爱故事，一个好莱坞式的震撼画面啊等等，但腾腾还是被这个礼物打动到了。

我们追问还有没有更感人的情景？有没有当场就哭的呢？腾腾说，有啊，我就见过一个从头哭到尾的婚礼，就在前两年的丁香花园。

新郎好像是从小没有父亲的，新娘也是单亲家庭。新郎论身材和相貌都很不错，而新娘却非常非常地胖，“真的不是一般的胖呢”。两个人的家境都很普通，恐怕离开“殷实”都有相当的距离。本来三年前两个人就要结婚了，突然女孩的外公（还不知道是谁）过世了，他们就又等了三年。新郎从婚礼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搂着胖胖的新娘，两个人就不停地哭，一直到婚礼结束。他们是真的因为同病相怜的命运才走到一起，又觉得这个路太漫长了，在屡屡不幸之后，对姗姗来迟的喜悦反而感到巨大的悲恸。

奇形怪状的事情听多了，这样平常的故事，倒是让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真不知道4月3日那天该怎么办？……我对于自己会变得多余吧。

加班后匆忙赶到万豪酒店，接待的校友问我哪级哪系。一位和蔼的老校友笑盈盈地递上名片，说不好意思，通讯录发光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一看是中国银行的。

我跑到门口就愣住了。像从前某次跑进曾荫权在发表演说的宴会厅。蒋昌建和闾丘露薇已经营造好了气氛，大红的主讲台，数个投影仪，似曾相识的场面，和似曾相识的我的反应——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原来这是一个隆重的聚会。新闻学院来的校友不少，而且来了很多2000级以后的。桌子被围得水泄不通，我就和几个管院校友坐一桌。一共四、五百人。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怎么解释我在做什么。这是我在观看了一遍别人的名片以后发现的。我虽然看不懂，但感到三四十岁的校友们都很强大，他们已经是社会中坚，我为了这个感到振奋。而我第一次生发出了这样的忧虑：我是否不将成为社会的中坚？我是否走在一条并不通往对岸的路上？单位新印的名片字体太小了，小到连我自己都看不清，好像我做的是一件同样渺小的事情，只能羞愧得藏得就一点，好让别人不要注意到。不仅别人不明白我，我也不明白自己了，因为我说不清楚自己。

有一段时间，我听了主持人的话很激动，手都有点发抖。我依旧喜欢蒋昌建，喜欢他的声音，喜欢听他说话，而且因为近视看不到他的白发。我看到很久没见的师弟师妹，已经叫不出他们名字了，但他们好像还记得一点点的我。我通过他们的名片重新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竟然不在媒体，这让我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做师姐了。他们长大独立了，这是最大的不同。也是因为这个，即便紧紧地和他们围在一起，我也不会有回到校园的感觉。

走出大楼，我发现自己在北京。要在夜色中走多久，才能明白十几、二十年后的我将有什么样的意义？

M兄几近而立之年第一次去上海，说对虹口公园感觉很好。我说，这个公园我很熟悉啊，从小每年都要在“中日友好钟”那个地方留影，一直到18岁开始下决心摆脱父亲的强加意志为止。他说，哦，原来你家在附近？我说，附近可能说不上，但因为我不去任何其他社会性娱乐场所，所以这个公园几乎包含了我的主要社会生活。

刚才乱翻穆齐克的散文，最后一页是作家的一张石膏遗像照片。我生平见过的第一个石膏遗像就是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里收藏的鲁迅先生石膏遗像，好像是他过世的时候一位日本友人给他做的。那是大概九十年代中，鲁迅纪念馆刚刚重新改建完毕，我和爸爸非常严肃认真地进去参观。大概十几岁看到这件物品，觉得很恐怖，因为解释上说这是直接在刚刚死去的人的脸上做出来的像；还原得如此写实，疾病和死亡的恶毒与丑陋剥夺掉了一个活人的所有生气，鲁迅先生的脸干瘪得只剩下骨头，脸颊两侧是凹进去的，没有肉了，就像一个真正的死掉的老人（可是他并不是老人啊）——什么叫做没有了生命，这个石膏像给出了一种特别清楚和直接的表达。

因为虹口公园一带解放前曾是日本侨民聚居区，又是鲁迅先生最后十年生活的地方，也紧挨着内山完造的书店，而来此祭奠“鲁迅先生之墓”和参观鲁迅纪念馆的人中确实有很多日本人，公园里树立着“中日青年友好钟”就变得很合宜。王震将军在这个巨大的镶嵌在一座水泥墙上的肃穆大钟边题词“中日青年世代友好”，我从认识字开始就知道这句话，甚至有一天突然从抽屉里发现了一枚“中日青年世代友好”的圆形绿色胸章，背后还是那种很尖利的老式别针。但还是因为认识得得太早，反而从来都没想过这是什么意思。

钟的指针比一般的树枝都要粗壮，是很严谨的几何设计，几乎就是一只放大了几十倍的表面，具有现代主义风格，可惜自从我认识看表（我还记得学习看表看钟是个困难的过程）后，这个钟从来都没走准过，可能从来都没有走过。这个雕塑（或可称为纪念碑，或说是个不时髦的装置）底下总是有一些塑料袋或者饮料瓶之类。

这一年多来每天沿着亮马桥路上班，公车都会经过离家不远的一个宽宏巨大的建筑，上面写着“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细想起来，这个建筑的外观设计，和虹口公园里的纪念钟，以及那枚肯定还没被我扔掉的小圆胸章，在风格上还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