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这段芭蕾是1969年的电影版《吉赛亚》（Giselle）的第一幕——独舞的这位舞者是意大利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芭蕾舞演员Carla Fracci。

《吉赛亚》根据海涅的诗歌和雨果的故事改编，讲述一个莱茵河畔的村姑吉赛亚在得知与她相爱的人居然是一位已经订婚的伯爵之后当场抑郁而死，变成树林里的幽灵，却最终原谅并相信伯爵的真爱，并保护半夜前来上坟的伯爵，令他得以不被幽灵女王强迫跳舞而惨死的故事。这部电影虽然脱离了芭蕾舞台，但将自然环境融合其中，更令Carla Fracci美丽的面容得以被近景和特写呈现出来，乃至增加了悲剧的力量。

在我看来，最值得惦念的倒是这故事里死亡以后还有舞跳的世界。今年好像多了许多关于死亡的思考，但其实在任何方向上都没有接近答案。在这个故事里，死亡之后肉体仿佛还能被用另一种形式支配，哪怕用跳舞来作为残酷的惩罚，这大大缓和了我对死亡的恐惧。当然这是神话，但毕竟无从证伪。在明年的理性之光将我照耀之前，我们姑且受用这浪漫芭蕾的巅峰之作，受用那只有浪漫主义艺术才能给我们的慰藉好了。

最后说点轻松的。Carla Fracci在考芭蕾舞学校的时候，曾经因为下半身没有比上半身长出足够20厘米而几乎被淘汰，却幸运地被路过的校长拦下去路，并细心培养。——希望大家明年都好运（还要积极）~~

毛主席是今年Economist给全世界管理者的圣诞礼物。

杂志的封面文章说，毛是一位深谙管理艺术的大师。什么叫管理得好呢？就是如此这般不择手段还能在文化上和声望上对后世造成深远（甚至浪漫）的影响。在前一点上秦始皇不如他，在后一点上斯大林和邓小平都不如他。文章把这空前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四种策略：“有力而虚假的标语”，“无情地控制媒体”，“牺牲朋友和同志”以及“用行动来代替结果”（也就是那怕什么都做不好，也要尽可能干很多）。

其实这总结出来的四点一点都不新鲜。西方媒体也不少一篇声讨毛统治时期中国的文章（他当然只是提及了1949年后毛作为中国的管理者的阶段）。但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给毛戴上一顶毛茸茸的圣诞老人帽，并赠送给阅读这本杂志的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爱好者，确实有点意思。

这个信号似乎在模糊某个曾经决裂的界限，这个界限本来是两个阵营的边界，而现在GM的管理者和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管理者可以互相借鉴所有的方法。或许它本身并没有去模糊这条界限，而是这界限的两边（在Economist的逻辑之下）已然靠拢到了几乎要彼此拥抱的地步。就像文章里面说的，反正都叫Chairman嘛。

再细看文章，竟然感到此文同杂志一贯风格的不同。Economist向来以冷静理性的分析见长，但这篇文章居然流露了明显的情绪。这股情绪在文章的结尾处集中爆发：

The more you have going on, the longer it will take for its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to become clear. And think very big: for all his flaws, Mao was inspiring.

In the long run, of course, the facts will find you out. But who cares? We all know what we are in the long run.

你越是让更多的事情发生，那么人们清楚察觉到其灾难性后果的那一天就来得越晚。大而言之：尽管有种种不足，毛还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人。

从长远来讲，当然，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但是谁在乎呢？ 我们都知道最终等待我们的什么。

好像找不到更忧伤感性的结尾了吧？这毕竟不是New Yorker。

Economist亲手把这灰色抖落到今年的圣诞毛/帽上。没想到。

在步步深入的严寒，独自窝在自己单位的小影院看从电影资料馆租借来的胶片，是《色戒》。

感情能给人带来的高昂情绪是如此短暂，回想起来，比之沸腾的时刻，当时伴随的压力与不安似乎更加确凿。从爱国热情到爱情都是一律。仿佛没有危机、悬置和担忧的感情便无法浓厚到令人记忆深刻——如果我们假设所有感情都会过去。

没有精神负担和压力的爱的经历最终只是云淡风清，而所有被葬送的却都屡屡回头都是纠葛，又是慰籍。王佳芝把细长的钥匙插进钥匙孔的动作漫长得如同女人的一生。每一步带有幻觉的进展都要蕴含潜藏的不幸。而唯一切身的，无时无刻不包裹着生命的，只是恐惧。

男人也有恐惧——那是可以超越情感的，直接关乎生死的恐惧。女人的恐惧来自那个哪怕抛却了性命，却还要忧心忡忡于到底是爱到了哪一步，真到了哪一步的回应。这个苍白的回应无关生死，又远离真理。还要坏了大计，伤到所有不能再震撼了的心灵。

一

最近接二连三被人提醒说，某某其实是个骗子。

这些某某，是我之前在其他场合碰到的人，当时聊起来很流畅，眼神也见温和，甚至是可靠的人介绍的人。但是突然被戳穿说，“哦，那个人不要理他，是个骗子”，或者“就是一个到处混的人而已”，总归不免错讹。原先寄予在他身上的哪怕很细小的希望都噼里啪啦地碎掉，还心有余悸。

回头再细想那当时感觉不错的见面，一些马脚就重新浮现出来，分外可疑。

譬如像“以后还要请你来当馆长”这样很不慎重的话；譬如主动要求可以不承担费用邀请某某大收藏家来参加活动；譬如那个长达30个字母的名字，和顺着名片上的网址所进入的过分简单粗糙的网页；甚至随行翻译女孩脸上伤疤一样的痕迹，起初还令我尊重和同情，现在想起却只是吓人。总之，所有值得相信的眼神、语气、形容和笑意，现在统统变成了另一个逻辑之下的工具。

我问：那么如何才能判断某某究竟是不是骗子呢？

或曰：问那些认识的人多的人啊！

下面的例子正是说明：从短暂的交往中是无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骗子的。

二

上周要坐火车回家，但是窗口说没票了。同事出主意：找黄牛。

我打电话过去，他问我要什么时候的票，要什么铺。

我说14号晚上去上海，中铺。有没有？

他想也没想就说有。

我说多少钱？

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多少钱，大概300多块吧，再加上送票费用。

我说你自己卖票不知道多少钱么？

他说反正就这几班车去上海呗。

我让他来单位。几经折腾，他好歹摸到了这个地方。来人黑黑瘦瘦，目光游移。掏出一张火车票来，火车票底下缺了半厘米一条，好像被划掉。我和同事审视了一遍，觉得像假的。“北京”两个字下面的拼音不整齐，印刷得很外行，条形码也不够清楚。

一番手忙脚乱地上网查询真票假票如何鉴别之后，我们决定：票留下，钱等我顺利到上海之后再给。这小伙反复重申这个票是他在窗口拿的，但他又不能用其他语言进一步证明这点。而且他对业务如此不熟悉，以至于他掏出的身份证都被我们当场揭穿说一定是假的。他说不出任何令我信服的话，眼神也依旧含糊躲闪，就只好接受我的欠条一张，倒还不忘在我车票背后签了字。

今天碰到同事，她说周六忘记带手机回家，结果把那找不到她拿钱的小伙急得半死。当然最后还是把钱交给了对方，出于不好意思（原先商量是在清华附近交钱给他，结果害得他又跑了一回798），还想多给那小伙10块钱路费，他还不收！更绝的是，他回头还给我同事发了消息说：你们两个小姑娘真牛！我的身份证真是假的——是我弟弟的！

所以只有在真的东西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假的东西才会令人信服地假吧。

到现在我还很少以“我一个朋友……”开头。

起初因为我没有非同学的朋友。后来因为我没有非同学非前同事的朋友。现在，我有了一些非同学非前同事的朋友，但我总会先说一通我大致和他的渊源——有时候不免累赘，还没说细节就扫了听者的兴致——然后再说此人如何如何。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朋友这个词含混到了无法使用的地步。不分男女，没有年龄，甚至连和我的关系远近也不明白，完全取决于听者心目中以为的“朋友”的定义。这不是一种正确的叙述方式，我的朋友也不是一种风格，一样风情，胡乱说成一团是对他们彼此的不尊重。尊重的前提是区别对待。

再者，这个词用到今天，附着了一层社会资本的象征属性。残留下来的不是友情的温存，而是关系底下隐藏的可深可浅的交换可能。不是我对友情悲观，只是我逃不开听到这个称呼时的那阵含糊。可能引述一个朋友本身就是一种轻盈的利用。

虽然我说“我一个朋友……”的时候，那位朋友一定不在场。但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那人和我的关系。“我在香港读书时候认识的一个本科同学”“我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博物馆地下室碰到的一个美国人”“我爸以前同事的一个儿子”“我在高中参加一个比赛的时候碰到的一个外校学生”等等等等。

最后一个理由是，他们可能已经算不上朋友。

或者成了男友，前男友，等等。

今天因为一个照明培训跑到艺术中心的一个隐秘机房里，对着十几个监视器屏幕端详良久，终于在设计师的嗤笑中发现我的座位不多不少，正好能够正面完全暴露在监控摄像头之下。我首先想起的是，这个星期有一天下班以后，我一个人在座位上挖了半天鼻孔的事情。北京这样尘土飞扬的地方容易让人挖鼻孔上瘾。但是，这个机房里的人能认出我么？

本科的时候因为宿舍唯一的窗子兼阳台面朝铁路和低矮工厂，我们换衣服，或者从浴室湿淋淋地跑出来都很随意。玻璃的发明给了人适当暴露的机会，不过如果窗外的人不能在其他地点和时刻再次便认出换衣服时候的我，那么我的充其量就是某女/某大学女生/某复旦女生而已。没有呼应就没有损伤；越是精确就越有威胁。这也是为什么有人问起我稍微详细一些的情况，我一时兴起和盘托出之后又总会觉得缺了什么东西，或者留了什么在对方手里，拿都拿不回来。我现在还是沿袭了这样的做法，把自己的寻常面模糊到尽可能大的范畴里，在这个方式之下偷取一些轻松。

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自我形象工程的一部分。人总是擅长放大自己的光辉一面的——而像挖鼻孔这样的事情，被监控摄像头看到，还真不知道有多好笑。

N君很早就对我说，凯宾斯基饭店里的甜品店每天晚上8点以后打对折，又听闻那里的芝士蛋糕最为美味。N君是久居北京的上海人，对于美食最为在意。又因为凯宾斯基离开我的住处约摸8分钟的路程，我们便在饭后散步去了那个方向。

在饭店门口的广场上，我们看了下手机，对了一下时间，是7点45分左右，不禁加紧了步伐。凯宾斯基是豪华的酒店，到了圣诞季节不免有一些圣诞树和树下的假礼盒。发展到今天，还在圣诞树边添置了耶稣降临的小雕塑，只是那个小婴儿今天已经躺在羊圈里，“圣诞”之事看起来倒变成了多余。我赶紧找了个穿制服的人，向她诉说小耶稣应该在圣诞夜之后才放出来的原委。她表示很有道理。

甜品店在靠近燕莎友谊商城的地方。我们走进去直接就问是否这就是那家8点以后打折的甜品店。一个男性店员，穿着法国长棍色的制服，带着眼镜，脸上有一些Bleu奶酪式的斑点，很平静地告诉我们，6月份开始便改成9点以后了。我看到玻璃门上果然写了这样的字。我们就去商场里去排遣时间。不过走之前我们已经向店员表达了对仅剩的三块cheese蛋糕的浓厚兴趣。

好不容易从商城里出来，走回甜品店，居然还只是8点33分。我们就先在甜品店里坐下。这时候我们发现两个打完网球的外国年轻人来店里买东西，他们先走到芝士蛋糕的柜台前面看看，又走到三明治的柜台前面，看起来在犹豫不决。这令我们非常担心。因为虽然那剩下的三块蛋糕很神奇地被挪到了柜台的内侧，但因为其他所有的柜面都撤空了，所以只要稍微看看还是很明显。他们每次走到靠近芝士蛋糕的柜台时，我就伸长了脖子看他们的反应，有一次还和其中一个人对了眼。不过谢天谢地，他们最终只是买了一根长棍，虽然其中一个青年对临走的时候还对芝士蛋糕有些不舍。

我们很敏锐地感觉到接近9点时候人流和店内气息的变化，很快我们就怀疑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为了九点钟的对折，甚至很可能就是冲着有名的芝士蛋糕来的。有一对年轻人，男孩子还抱了吉他，有几个阔绰的中年男女，还有一些仿佛住客的外国人，他们都令我们紧张。我们不得不通过他们的背影揣摩他们的喜好和决定，不过他们有的没有买任何东西，有的则只是买了羊角面包而已。在这样的紧张情况之下，我们也讨论了一下平时晚上来这里等对折的可能性。“平时晚上白领都这个时间下班，估计比今天能剩下的还少呢！”我想起以前在上海的单位隔壁Radisson酒店的甜品店7点就开始半价，我是那里的常客，甚至买过两个半价的芝士生日蛋糕。那位甜美的上海小姐曾一边帮我打包，一边向我抱怨：“我们这里的甜品是和Westin太平洋一模一样的，可惜地理位置太偏了，只好打折！”听得我美滋滋的。

我们决定就买一块芝士蛋糕就好，毕竟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而且浅尝辄止才是对美食的正确态度。我回忆了一下之前在上海，在不同情况下，因为不同原因而品尝过的各种芝士蛋糕，都已经物是人非。唯一回忆起来纯然令人愉悦的倒是中文大学小百佳里的那种十几二十块钱的一整块圆形芝士蛋糕，香浓又实惠，PL能在一个晚上吃掉一个。

在8点50分的时候，终于有两个穿正装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站在芝士蛋糕的柜台前面，而且不再离开了。从她们的表情和关注的视角来看，确实是直奔左下角的芝士蛋糕而去的。那个韩国妈妈也站在他们边上，完全不管她的女儿正爬到每一个小桌上吹灭蜡烛。我们觉得很好笑，又觉得很自然，更加相信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再看那位Bleu脸的男店员，虽然面无表情地依旧来来回回搬运食物，却觉得他更紧张忙碌了起来。重要的时刻终于要来了。在还差一分钟的时候，男店员对我们说，你们还是到柜台前面去站一站吧！这句忠告简直就是宣告我们将率先得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一块芝士蛋糕呢！

我在座位上听到N君问我：你要焦糖的还是要水果的？我想着不要让水果的味道盖过芝士的原味，就说“焦糖”的吧！

“呵呵，刚才那两个女的本来要买三块的，结果他们只能买两块了！”N君得意地说。我们就你一勺我一勺起来。N君向来是很重视味觉的，所以看他那样细细品尝的节奏，我也不能再狼吞虎咽了。我把这珍贵的9点钟的芝士蛋糕尽可能在嘴里多琢磨。

“嗯……一般。好像不像说的那么好。”N君说。

“嗯。好像芝士味道不够浓。”

“嗯——一般。不，是一般的一般。”

“焦糖的味道太重，芝士的味道太淡。”

“我很失望。”

“怎么觉得像奶油多过像芝士呢？”

最后还剩下一口，被切割成两部分，我们能清楚看到里面的结构。

这时候，N君说，“这不是芝士蛋糕。”

现在想起来，令人唯一感到一丝挽回的正是N君的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在了他向Bleu男店员询问并证实之前：那块焦糖的是慕斯蛋糕，而那两块被两个女人拿走的水果味的才是芝士蛋糕。

本来我只是想写“一件小事”。这个题目在我们爆笑着走出凯宾斯基的时候就想好了。而且开头可以是“我从南方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两个月了。”但后来我还是改了题目，因为这实在实在不是小说，只是我们是真被榨出了“皮包”下面隐藏着的“小”来了！

所以，亲爱的，你们来北京就请我吃一块真正的重芝士蛋糕吧！

Everybody is waiting for a 9 o’clock CHEESE cake.

8:50pm, 2007-12-2.

最近偶尔被问起旅游的兴趣，或者突然看到屏保上在布拉格喝啤酒的照片，觉得经历这种东西回忆起来不太可靠。以前在某时某地的事情和感情现在回顾都有点陌生。虽然办公室里一大半的外国人，但都没了在旅途中那种强烈交流的冲动，对他们也没有好奇，没有幻想。

某次和一个比较相契的同事去打羽毛球。在路上交谈中，居然发现我们在2006年7月都在克拉科夫。她当时因为那个鼎鼎有名的国际实习生交流项目在克拉科夫一个全波兰都知道、但总共只有五六个人的游戏网站做小翻译，周末就到市中心厮混，居然也没有碰到我。我们都曾在某个免费的周三下午去看那个收藏了达芬奇的抱银鼠的女子和肖邦胳膊的艺术馆（Czartoryski Museum），只是不能考证是哪一天了。我没有记旅行笔记的习惯，她倒是记下了那天，因为她在那里碰到一个同样在欧洲实习的北大女生，寒暄了很久。

其实我每天都会遇见各色人等，每天都有一些反常的目睹耳闻。譬如昨天早上去领取暂住证的时候，麦子店枣营北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正细致认真地在柜台上销毁一批积压的报名照。无数红红蓝蓝背景的报名照被人工亲手撕碎了堆放在桌面上，最后被清理掉，掇拾进一个塑料袋里。这个场面在小范围来讲也可以算是壮观，有点像处理盗版光碟。又让人想起某个电影里关于自动拍摄报名照机器和它的修理员的情节，或者我在香港中国旅行社办理签注的时候，看到一个自动拍照机器的修理员刚好完成任务，旁边真放了他自己测试机器的时候拍摄的自己的照片，当时也曾讶异地想起那部电影。

但是这些反常，因为夹在稳定的日常车轮中，终究不能让我回复到旅行时候的亢奋状态。我加班太多，肩膀酸疼，周而复始地做一些手指的机械运动，哪怕在艺术区工作也是一样。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现在这样，对那旅行中的状态毫无眷恋。此一时，彼一时；此一时永远好过彼一时。（前两天采访艺术家杨诘苍，他说80年代不是好时代，现在的中国才是好时代。因为当社会矛盾激烈的时候，人总是忙着去关注所谓社会问题，但现在这个年代恰恰提供给人们更多机会去诉诸对自己的质询，而这才是真正的机会。——这个说法不论是否太过乐观，至少让人欣慰。）

我尽量避免自己变成那种不断声称要去旅行的人，觉得那样的人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周而复始只是劣质生活的表象，其实质是无法自控。我有一个新西兰辍学回来的同事声称如果周末不开车回天津就只能靠饮酒过度打发时间，只是这一类型比较显豁的表达而已。

但PL走的时候留了一句话，不能不说是我喜欢此一时的关键：你就当在这里一两年深度游罢！这或许就能把我之前说的都否定了。

Photo by Rhyme, 798 Beijing, 07-11-30.

小雪刚过，大雪未至，冬至好像还远。大概是我挪自己到了高纬度，天已经黑得那么早，难以想象居然还要一个月才会到某个极致——太阳晒到南回归线。中国的冬天属于北方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南方人在冬天面临的是和自然的直接战斗，这种战斗缺乏温情。

香港来的人都感冒，Vivian是又一个。我指着地上还是绿色的落叶说：秋天的北京是如此这般的。她说这是冬天吧？但是昨天晚上我还一个人在工体北路，工体东路和工体南路走了很久。人行道那么宽，空气那么清冽，一点没有不能忍受的温度和湿度，连风都没有，走很久也不会到头，也不会出界。没有人和你挤来挤去，虽然很快走到三里屯的小街，要穿过左顾右盼的人群问一个卖外烟的中年男人一条路名。但是你可以不参与，还有很多空地。我是生长出了抵抗北京灰尘，香烟，满地的痰和汽车尾气的能力，只是不想再用MSN回答远方的问候：北京很冷吧？北京下雪了吧？

都没有。倒是开电梯的阿姨每天都要说：“起风了”或者“没刮风”。风在这个城市决定衣着，决定呼吸，决定情绪，决定今天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开电梯的阿姨就每天重复这两句话，久而久之，就把它变成了一种盼望。只是至今还没有听到真正的风声。

等待冬至的情绪，就像最近知道的一首歌。确切地说，就像等待分手。

冬至

歌手:莫文蔚
作词:林夕
作曲:伍佰

指尖以东在你夹克深处游动
能抱拥便抱拥下次用好友身份过冬
街灯以东白雪吻湿双眼瞳孔
能放松便放松泪比飞霜沉重

空港以西习惯生关死劫流逝
能放低便放低沉重感可叫机身跌毁
机舱以西直觉以光速去传递
坐快车乘早机自此疏於连系

我每次快分手总见雪花涌涌
预感的悲哀随雪花迎送
情人为什么给我吉卜赛的心
逛尽天地失去安稳
认错了方向颠倒快感
情人像游客给我吉卜赛的心
畅游之后总要伤感
陪水晶球热吻

北京以北热吻比风沙更绵密
能啜泣便啜泣下次怕他说今生永不
东京以东白雪比香薰甜蜜
愚蠢得愉快得迟早得到惩罚

Photo by Abbas Kiarostami

今天早上煮酒酿年糕的时候因为不确定是否需要放糖，就给妈打了个电话。结果惊闻老爸已经把我的那间房间出租给了他单位的同事，人家本周六就要搬进去了！我赶紧放下酒酿、年糕和鸡蛋，跑到客厅里给爸爸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就差没有声泪俱下地诉说这间房间为我保留的重要性。

我先说我12月要回去。爸问我之前怎么不说要回去？回去几天？我说三四天。他又问，难道就因为我要回去三四天就给我常年空着这间房间？他觉得这是种浪费。可是我回家就算一个晚上要睡客厅心里都会很难受啊。我又不能让他老人家睡地板！

我说现在在北京和以前在香港不一样了，我会经常回去。但爸其实也不指望我回去，觉得路费是浪费。早先爸爸曾经提议租一间房间出去，当时我在香港觉得是个好主意，但现在我不觉得了。我是否有权利要求保留这间闲置的房间呢？

我说，这间房间里都是我的东西啊！爸说，不就是些书么？可是我怎么能控制别人对我的书怎样呢？而且哪里只是书的问题，还有墙上的画，摄影，拼贴，玻璃上粘贴的图形，书橱里堆放的小东西，玻璃下面压的明信片，等等等等，这些都已经变成我的一个部分了——用个恶心点的词语就是“隐私”。怎么突然说有人要住进去就住进去了呢？好像突然自己的过去被一个陌生人给睡了一样。我讨厌被陌生人揣测。

我说，别人住进去也不会开心的。我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间，她是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的。好吧，我承认我更担心的是，长此以往，我对我房间的影响会渐渐被她的影响取代，这间房间就不再是我的房间，我不就等于退出这个家庭了么？我的东西被她使用，那还是我的东西么？我的东西被她抚摸到一定次数，那还属于我么？除非他们把我过去十年在这间房间的痕迹全部清除，就留下中性的家具。

以前看欧洲电影里面一个很常见的情景就是一个中年人回到父母家，他们还为他的房间保留了他小时候的所有摆设和家具，他走进房间以后，他妈慢慢进来说：“自从你走以后，我们什么都没动过。”我爸不仅热衷给我整理东西，现在还要把我的房间租掉。上海这个地方本已变换无情，这下子我就算回到家里，都无可凭吊了。

爸一定是嫌我老不在家，生气了。这件事情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之内，我也不想让他为难。或许这是我从小就不懂得和人分享的下场。或许我到现在没有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构成了我，什么东西是不能分割的我。我今天以为这间房间是我，但或许有一天回头看，发现它连我的过去都不是。物质就是物质。那我到底是什么呢？骨头，脂肪和皮么？

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人无法拥有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