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晚上的家乐福里，人很多，东西却很少。像冬瓜，就没有了。蔬菜被纷纷扰扰地堆砌在斜面上，不分彼此，形容枯槁，就像面对着它们的人。忙碌了一天之后，常常发现自己并不生活在和蔬菜水果一样的生理周期内，是一个被“新鲜”（连同生长、健康和繁荣等词汇）抛弃了的生物。

但是早上去家乐福，就像我今天偶尔为之的那样，惊奇地发现，所有的果蔬都像新生出来一样，整齐地排队在一起，连冬瓜这些胖瘦不齐的家伙，也被清楚地切割成圈状，裹好塑料袋，白白净净地躺好了，等你领走。这时候会油然而生一种欢喜的心情，觉得自己带走了它们，就可以把握住一点自己生存的关键。像“把握”这样的词，真是一个月也说不出来几次啊。

这样就感到，生活是需要有早晨的。

三天前和Yao一起拜访高中语文老师管老师，距离上次见面七八年。

管老师总结了两件事情，共计五点。

第一件事情关于我：

“陈韵有两个没变。第一，叹气没变——不，应该说是‘为什么而叹气’没变；第二，说话时候的眼神放光没变。”

第二件事情关于她自己。她先回忆了一下八年前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说终于明白了自己要什么。这次，她总结出了三点：

“第一，人活着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小的。第二，虽然人活着的意义非常非常小，但总有一些时刻可以感到人是很伟大的。第三，尽管如此，人活着的意义仍然是非常非常小的。”

有一种解释是，意大利人不想用（不学也不说）其他语言，因为没有一种语言像意大利语那样能够让他们自如表达。任何一个民族对母语都有依赖性，但意大利人对表达和交流的狂热使得意大利语变成了他们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依据，甚至救命稻草。

中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可以有沉默不语的习惯或时刻；美国人可以只用Gosh, Awesome这样的词来概括他们所有的感情；但意大利人却对所有事物都要倾注无穷尽的语言——他们的生活似乎是词汇，而不是用行动堆砌起来的。

意大利统一不过150多年，南北方间的猜忌和腹诽不断，饮食和方言也都有不同，但在“好说”这个事情上却完全一致。罗马清晨的住宅楼底层门外对讲机边，斜倚着的人，他不上楼，楼上的人也不下来。他们就那么说着，说着，就像打一个漫长的电话。米兰火车上的夜车乘客，急切寻找着另一个意大利人直到和他彻夜不眠地对谈；那不勒斯美术馆里的巡展员不是在打手机就是在更换手机电池；小城科莫广场上的父亲，怒斥一旁被闲置得无聊之极的儿子的回家请求，坚持要听他的朋友把一个又一个故事或牢骚讲完……

意大利人不将讲话看做翻动嘴皮，而是将声音从肺部、胸腔，经过心脏伸展和吐露出来，配合上肢体的有力摆动，通常是双手对胸前空气的反复揉搓和对抽象形状的下意识模仿。意大利语的节奏和起伏无法让人疲劳，就算不懂意大利语，也会傻傻地在这样的背景声里任凭像海水一样的音调把我们的意识卷走。如果愿意保持清醒，你甚至可以以为自己真的都听懂了，开始享受这波浪的摇摆。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总是充满自信。这些执着于自己语言的人确实能用全部身心来表达，如果可以，他们会把地球都举起来让你明白。他们用对语言的不顾一切的使用来感知生命的鲜活，并战胜生活的困难。无可改变的事情是如此之多，来龙去脉和合理不合理之处细枝末节如此庞杂，没有这样恢弘的对必要性的高度认识，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表达”的。同言说相比，行动却潜藏着愚昧和狭隘的威胁。因而，他们决定不把宝贵的勇气浪费在切实的工作和行动中，而要变成身体前方空气的震动——这震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很多所谓身体力行的劳作和努力，要精确、舒展和容易把握得多。

这是否涵盖了意大利之为如是的一些奥秘呢？可我终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每一座城市都建立在自己的废墟之上。而罗马却怀抱着废墟而立。

今日罗马将古罗马城镶嵌在它的心脏。它凹陷下去，请后来者低头。从113年立起的图拉真柱，到墨索里尼一度居住并被驱逐的威尼斯宫不过几步之遥，但从威尼斯广场延伸到角斗场的古城遗址却绵延不绝。据说洛阳地下有九座洛阳，又见过广州北京路上可以俯瞰道路下面历朝历代修葺的路面基石，因为“大浪淘沙”的意思就是要站在过去之上。所以见到这么广阔而完整的一片遗迹，在车水马龙的簇拥之下，接受每天新鲜阳光的照射，除了奢侈之外，相信古罗马对今日罗马的纠缠远甚于明清北京之于近日北京的束缚。

站在威尼斯广场台阶的高处，看到墨索里尼当年发表演说的大楼对面正在开凿地铁。地铁开挖得不深，但显露出的土质颜色同身后的古罗马建筑颜色无二。市政工程在意大利的推进比在中国艰难得多，一旦发现文物遗迹，难免汇报上去，待到一套冗长的政府流程走完，当日欲建地铁的理由都想不起来了，于是就可以进行考古了。

这是一个因为历史上的存在而将永远存在的城市。历史的余音如此嘹亮，以至其残留物的形式——无论是只剩下一个土堆如凯撒神庙，还是巍峨伫立不倒如角斗场——都丝毫无损于罗马在时间面前的尊严。这是一座无从摧毁的城市。第一个被追认为神的人，凯撒，他的神庙只剩中心隆起的小小土堆，在一个后建的遮蔽屋檐下，却永远被几日前放下的鲜花所覆盖。至于角斗场，倘若不是罗马人要继续改造休憩和建设这座城市，三四层楼的砖块也不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陆续被拆卸下来并运往各处。但历史遗迹一旦被认知、学习和敬仰，人们总能从残缺，正如从完整中一样，吮吸养料。前者如角斗场（Colosseum），后者如万神庙（Pantheon）。

无论罗马人受到别人的什么影响和启发，他们将自己的城市变成了所有城市的楷模。城市的意志通过建筑伸向人群，广场、方尖碑、街道、教堂，它规划出了生活的逻辑、重心和节奏。从躲藏在曲折小路背后缓慢浮现出的庞大的万神庙上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对于圣彼得大教堂和广场门口的大清理是一次无可挽回的丑行。如今在离开圣彼得几百米的远处，在泰伯河边上就可以远远看到教堂的正面。沿着如同商业街一般的笔直大道往前走，圣彼得的形象只是一个尺寸慢慢放大的问题——“一切本该如此”，这类愚蠢的想法会爬到游人的脑海中。想象一下，1930年以前的人们，有幸在走向圣彼得的曲折的中世纪小道中，怀揣对宗教和美的肃穆崇敬并反复包裹，直到贝尼尼的广场、廊柱将圣彼得在几步之内和盘托出，这时候的震惊和喜悦一定会让大教堂在人们的心里留存更长时间。

正如我们在角斗场里看到，两千年前的设计者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将9万观众按照不同社会阶层分别发送门票，并根据不同的阶梯最方便的出入场馆，于是后来的体育馆和剧场再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有什么根本的突破。甚至，两千年前的角斗场里就有厕所，甚至观看角斗和表演是一种免费的馈赠。我们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了电梯，小卖部，几十块钱一瓶的饮料，和门口的黄牛而已。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墨索里尼（或者其他独裁者）对罗马（或者其他古都）的加工只能以摧残的方式，而古城就应该一直曝晒在意大利灿烂的阳光下。

S.P.Q.R是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的缩写，意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它像一个图章，刻在罗马身上，从窨井盖到教堂。

在意大利的餐厅里，碰到外国人，搭讪了没几句，往往是在刚刚回答了“我们来自上海”以后，一凡就要急匆匆地告诉别人：“我们是来度蜜月的。”

如果碰到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马上就会祝贺我们，甚至把我们已经喝光酒了的杯子斟上他们的红酒，好好庆祝几句，好像是在欢迎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有部分的欣慰和感慨。我们在罗马已经成为旅游热点的Trastevere区域吃我们在意大利的第一顿晚饭时候，碰到的一对瑞典夫妇就是这样。

紧接着我向瑞典夫人介绍了中国的婚俗，夫人对送红包这样的事情大加赞赏，因为在瑞典因为婚宴昂贵又没有红包习俗，导致婚宴邀请的人数非常少，仅限家庭和挚友范畴。不过他们也因此有一种有趣的发明，就是送请柬会有两种，一种是告知你我们要结婚的消息；另一种是邀请你来参加婚宴。而在中国，倘若你不想邀请某人，却又想告诉他你要结婚了，就只能事后以送喜糖的方式说明了。这期间总是在揣摩别人和自己关系：“到底要不要请他来送钱给我呢？”随之而来的忧虑也是少不了的，最后只能狠心决定：要么冒着被别人拒绝的风险，要么冒着被别人腹诽的风险。大不了在若干年后的街头偶遇中说，“哦，我已经结婚了。”“哦，我好像听说了。”

但是“我们是来度蜜月的”这句话，如果讲述的对象是一对情侣就不管用啦。我们在罗马最后一顿晚饭就是这样。

这家餐厅离开我们住的梵蒂冈附近小旅馆很近，是我们旅店老板推荐的，店主是来自意大利南部一家三口。美味啊，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怀赞美（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居然没有吃完）——量大无比，几乎比我们前一个晚上在Trastevere吃的多出一倍，虽然我们点的也是三道菜。后来我们去南部就知道南部食物就是量大味美，所以这一家三口把这个风格搬到罗马来了。

隔壁桌上是一对情侣。说情侣也有点不妥，因为关系显然已经过了腻味热烈的阶段，应该是“同居者”才对。男的是意大利人，女的是日本人（起初我以为是台湾人）。也是这样问问从哪里来开始，一凡就忙不迭地说“我们是来度蜜月的”，但对方好像对这个事情完全忽略，没有接上任何话。我在心里偷笑。

果然对话进行地比较热烈——竟然有一个说英语的意大利人。这个人在意大利内务部工作，住在一个山丘上，应该至少是中产阶级的社区吧。但他每天开车20几分钟来这家店吃饭，所以跟老板娘、老板、侍应生，尤其是他们的女儿混得很熟。他拉过他们的女儿说“她是我的小女朋友，很漂亮吧！”他的日本女友也在一边笑。

店里的这四个人马不停蹄地抛出跑进，但还是可以抽空争吵——所以内务部意大利人也说这一家子人总是紧张兮兮的。不过因为他们的店面是租来的，所以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如果像他表哥那样，一家子人70年代就在Trastevere买下了店面，现在可就日子好过多啦！顺便说一下，我反复提到的这个Trastevere是罗马以前的工人阶级社区，比较贫困，也是左派比较盛行的区域；但后来因为旅游业的发展，泰伯河边的这个社区就成了新兴的餐饮区。左派么，倒是在离开这个社区几条马路的地方见到了一个夜间的年轻人街边音乐派对，还有一些白底红绿色字迹的标语，不知道是不是左派的余温呢？

再说回来这个餐馆里的对话。意大利的官僚制度效率低下很有名，反而倒是培养出了这样闲散富于艺术气息的“老官员”。说他老，因为他居然说他已经50岁，把我和一凡吓了一大跳，因为他无论如何看上去也只有35岁，尤其是有这位日本女友的陪伴。所以安稳的生活可以保持年轻的身心状态。他是肯定不会结婚的，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太安稳了，他需要一些不那么稳定的因素来刺激他的生活吧。不过，他可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眼就看出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据说是因为他有很多中国和亚洲的朋友。反而，那个30几岁（没准40几岁哦）的日本女人，在意大利这么一直呆下去，又是做什么呢？我对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吃不准，更不用说在外国的外国人啦。

所以“我们是来度蜜月的”这样的话，还是跟度假中的中老年夫妇说比较管用。

1-3：角斗场周围是婚纱外景热点，婚车和新人不断，赏心悦目。 我们就呆在路边观赏半天。

4：我们在威尼斯广场边上的一个中世纪教堂里碰到有人结婚，游客还是照例进进出出，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交换戒指。神父说话絮絮叨叨了大半天，小花童们早就不耐烦啦……

昨天晚上我让Ivan生气了。这时候我感到，北京的干燥空气扑面而来，夹杂着含混不清的沙粒，以一种抑制呼吸的速度。

我是否曾经是一个焦躁的人，这一点已经不能考证了。但每次我为小事抓狂，就感到自己身在北京。起因可以是一个坏掉的充电器，找不见了的电饭煲电线，折腾了半天还是上不了的网络，或者临时决定修改路线，却发现迟迟不来的公车。每一个决定都必然要带来快感或者失落，这就成了我焦躁的根源。

结婚那天我们其实不紧张。灯光打到我们身上，我们其实看不清黑暗周围中坐着的人们的脸。我们好像在对自己说话。虽然大多数话都讲出来了，我其实还是应该说到那句我一直准备讲的话：“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好在，哥哥已经送给我们两个字“宽容”。

宽容的意思可能是，不要太在意每一个决定带来的快感或者失落。Ivan这两天应对我在新生活到来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的颠来倒去的快乐，总是微笑着讲“来日方长”这四个字。“来日方长”，在分割两地的五年里听是允诺和慰藉，但在现在听，却像用双手捧着水一样的紧张感觉。

放松，放松，真的来临的无穷无尽又稍纵即逝的时光……

前言：两个月前电影散场之后和张经纬导演攀谈了几句，怀着好久没有过的为香港而激动的心情说，等到电影上映，我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后来这部纪录片不仅在香港上映，而且一票难求，引起了讨论。我也因为能够和这个片子发生那么一点点的关系而感到处在一股不远处正在壮大的细流之中——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体会。

音樂人生：不同尋常的香港

文/陳韻

張經緯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前兩個月，在他一河之隔的老家深圳放映他的《音樂人生》時，來看片的觀衆竟然把那個小酒吧擠爆。小小一個深圳能一夜間冒出那麽多人來一個香港人拍的紀錄片，把他嚇了一跳。一個多月之後，《音樂人生》又在北京放映了兩三次，其中一次是作爲一個紀錄片影展的開幕電影。幾天後，當它重放時，139個人的報告廳連地上也坐滿了人，人們幾乎一動不動。

《音樂人生》講的既不是李嘉誠霍英東，也不是深水埗油麻地。雖然張經緯曾拍過另一部講述香港五個貧民家庭現實生活的紀錄片《歌舞升平》。如果說這部片子的題材符合大多數人對大多數紀錄片的期待和想象的話，那麽《音樂人生》的故事仿佛不夠“標準”，不夠平民。甚至，有點不討好。

主人公黃家正是一個十七歲的翩翩少年，醫生的孩子，音樂神童，一個不屑於參加鋼琴比賽的鋼琴天才，一個敢於挑釁比賽規則的校樂團指揮。但他對同學刻薄，對哥哥苛刻，唯一熱愛和尊敬的鋼琴老師，卻偏偏教導他而不熱愛他。他游離在人群和家庭之外。

與此同時，十一歲的黃家正從另一個時空走來，張經緯六年前的鏡頭。小男孩和父親並行在捷克的小路上。他已經爲自己驕傲，也已經爲自己悲哀。他知道沒有人比他更優秀，但他也知道音樂不能解決生命存在本身的不幸。

十七歲的家正已經不哭了。他的立場更爲堅決。孤傲也好，決絕也罷，除了他內心的音樂準則，他擯棄了別人的看法。做一個人是他的唯一出路。一個十七歲的香港男生這麽說。這個時候，他就只能離開香港。

《音樂人生》不是悲劇，也不是喜劇。這不是一個典型的香港故事，香港沒有那麽多神童，也沒有那麽多條“與他人不相干”的路。所以此片完成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張經緯想請那些參與拍攝的家正的朋友去看看，被大多數的老師和同學拒絕了。這不是一個他們喜歡的“又一個學生”、“又一個同學”的故事，這是一個他們拒絕瞭解的人的故事。

只有家正的鋼琴老師羅乃新被勉強說服去看了。之後她對其他老師說，你們應該去看看，你們或許會對家正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家正的鋼琴恩師，對他來講除了父親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人。其後她看了六次，每一場放映皆出席。一個紀錄片在它最最微小的影響上，成全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感情。

有人拒絕，有人生氣，有人哭泣。這是看完這部紀錄片後，和家正相關的一些人的反應。但爲什麽在深圳和北京上映之後，人們被一個默默無聞的香港少年打動了？他的廣東話夾著英語的語言表達，他的眼淚、咆哮、少年氣盛的快意、言之鑿鑿的自信和突然的沈默，穿梭在他的音樂裏，喚起了人們對自己少年和童年的追憶。當張經緯用鏡頭錄製下並呈現出來以後，人們意識到回憶中所謂“美好的童年”“美麗的青春”，原來既不真實，也不真誠。生命從起開始自覺的一刻起，或許就隱藏了11歲的家正所感到的殘酷，只是他用他的方式面對了，留下了傷痛。而旁觀的人則不得不試圖回想自己從11歲至今所做出過的所有選擇。

這種或許徒勞或許不晚的努力，歸功於將黃家正的故事從香港帶來北京的人。《歌舞升平》和《音樂人生》的最終完成得益於內地一家紀錄片基金會的支援。現在人們突然看到，除了電影和TVB連續劇以外，香港也有紀錄片（而不是RTHK的專題片），也有這樣與衆不同的紀錄片的主角——更重要的是，紀錄片的主角那麽好看，音樂那麽好聽。香港其實有點悶，香港人更不喜歡聽起來悶悶的東西（譬如紀錄片，譬如貧窮）。張經緯當年在十幾個呆呆悶悶的香港琴童中見到了黃家正，真是天賜良緣，把他的故事留在了鏡頭裏。這個故事經過內地這家基金會的努力，竟然將走上百老彙院線的大熒幕，張經緯忽然感到，紀錄片在香港有希望。

有一個不起眼的鏡頭，家正一個人站在MTR的車廂裏。這車廂是香港地鐵不變的車廂，搖晃是香港地鐵不變的搖晃，甚至家正的校服，也是香港學校最典型的校服。這樣一個每日上下班高峰時間的尋常圖像，僅僅因爲我們的目光追隨著這個男孩那麽久，而變得那麽異樣，好像香港也變得不同尋常。

（发于香港《明报》2009.07.17）

那天，北京的同事纷纷找我。在讲起“正事”之前，他们先问：“你看见日食了么？”后来据他们透过办公室玻璃外、遥远的厂房顶端、狭小的窗口看出去的现象回忆，日食在北京就是天暗了一点。我欣慰地回答，上海的天倒是全黑了。

我正在从闵行到浦东机场的大巴上。由于看走眼，把下午2点的飞机看成了上午11点，我把自己日全食下的状态误变成了行进中。而这仅仅是一个漫长的一天的开始。上海不晴。而且，当天色开始暗下的时候，雨水也开始剧烈，装成只是一次正常的天气现象——直到完全黑暗，这才和台风或暴雨来临的时候有了一丝差别。

之后航班延误了半小时。就在快飞到北京的时候，机长通知我们北京机场天气原因临时关闭，他决定飞往济南。（这个毫无感觉的城市名字令我感到莫名。）10分钟后，他决定飞往天津，引来一些安慰。

我们备降在滨海机场的备用机场。所谓“备用机场”或许是“被弃机场”的委婉说法。空旷被笼罩在一股荒凉中，连近处停机楼外挂着的旋梯都没精打采，完全不指望自己再能连上哪个飞机的舱门，更不用说那唯一的彩色——消瘦惨淡又吃力的“天津”二字，勉强站在被抛弃的航站楼上，我看着它被关进了夜幕背后。

我们着陆后不久，另几辆同样命运的飞机也纷纷滑到我们身边，排成一排，形成巨大而孤独地厮守，好像恐龙灭绝前的气氛。这个季节，北方的夜色降临得很慢，但飞机里的灯光却早早打开，映衬着这座备用机场，好像几幢住满人家的居民楼站在一座废弃的城市上。我能看到隔壁南航飞机里晃动的人影，就像夜晚看着对面大楼里的窗子。

飞机里播放着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航自制的电视剧——毕竟不是一架准备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两个坐在第一排紧贴着电视机的男人看得目不转睛，终于在备降四个小时以后恳求空姐改放一个好看一点的片子，譬如《变形金刚》。厕所边的一家三口上海人，妈妈言辞强硬地和儿子抢电脑，说“我刚刚把这个电视剧看了一半！”身后的北京小姑娘不断接到她大爷爷的电话，“没起飞呢！起飞我怎么会开着电话呢！我不知道！……”

当我不能下飞机的时候，就会错觉飞机还在飞行。我拼命睡觉，就像乘坐长途飞机一样。其实飞机停在地面上，或者飞在一万米的高空，对不能出舱的人是没有区别的。

北京的雷雨很快就停了。但还没等我们排上降落北京的队，天津开始电闪雷鸣了。我开始想，虽然不知道济南确切地长在哪里，但或许机长第一个主意是有道理的。

机舱外每秒划起了10几次的闪电。不能下飞机，现在变成了躲闪电。漫长就是这种滋味。那个跟儿子抢电脑的妈妈开始和空姐理论，解释说自己作为“一个旅途从一个半小时变成10个小时的乘客，同那些从印度转机过来从10小时变成20小时的乘客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同时她略有自豪地惊讶于这个机舱里的人的保持镇定的素质。有人悄悄暗示人在这样封闭环境中的极限，但就算是这样的危险也被强大的闪电压缩得微不足道，最后溜走。

一个个关于今夜的计划和盘算在人们的脑子里重复掠过，但我们的身体还是在安全带上，我们手里的杂志也还是这几个字。小孩乐观地睡去，外国人静谧地、抱定着什么一般默默地坐着，最后不断表达意见的中国人也减少了挣扎。好在结局非常正常。沉寂中，突然听到宣布乘务员各就各位，人们跳了起来，兴奋地系好安全带。待到抵达北京的时候，已经午夜。

我在12个小时里内经历两次大雨，两次天黑。这就是我的日食的一天。

而我那天既没有见到太阳，也没有见到月亮。

几个月前，还是北京的冬天接近尾声的时候，皮娜2007年在北京上演的《穆勒咖啡馆》的录像在我们的咖啡厅放映。大家各自碰杯，庆祝一个舞蹈录像节的开幕，和刚刚放完的一部关于皮娜的纪录片。

在致辞中，我给歌德学院的院长翻译说：“我们很高兴，歌德学院最早把皮娜-鲍什介绍到了中国，甚至在皮娜还不为世界所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和她的合作。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正在计划明年春天，她要再次来中国演出！”我记得他很愉快，我也很兴奋，可以翻译几句提到皮娜-鲍什相关的话都让我荣幸。虽然紧密环绕我们的人只围了一小圈，其余的人都把注意力分散给了朋友。但我记得香港城市当代舞团的团长，仿佛想从皮娜-鲍什这个名字的声音中获得继续努力的感召力。《穆勒咖啡馆》投向的帷幕就在我们身后，我想我曾经错过一次，但还会有下一次。

但今天小船的短信让我知道，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一切分明还在行进中，她的手分明还在镜子前笔划，她高大的身体，她的骨头，她的烟，她的黑白的颜色，她对节奏和形体的知觉，所有的细节里都毫无一点点衰弱或惨败的迹象。一个获知五天的癌症患者，而她竟然早已是一个病人。

那场纪录片的放映把我们的报告厅塞得满满当当。大家都是为了来看她，看她的现在，看她的继续。她好像一株鲜活的植物，可以一直舒展和延伸下去，没有时间的束缚。大家不约而同地问那位以色列女导演：你还会继续拍她么？

皮娜几乎不跳舞的。不跳舞的皮娜用很少的动作笔划着，搅动了舞者的肢体，翻腾了舞台，和观看者的灵魂。有一个她创作的舞蹈中，女舞者把她裙上围绕了一圈的无比鲜艳的大花朵，一朵，一朵地烧掉，放进围绕着她的男舞者为她捧着的桶里。一朵，一朵地烧掉，一朵，一朵地，最灿烂地烧掉……

虽说艺术仿佛可以征服时间，但肉体却不能。

舞蹈是身体的咏叹，也是有限的咏叹。

深深地怀念你，皮娜-鲍什。

Pina Bausch, the choreographer and exponent of the Neo-Expressionist form of German dance known as Tanztheater, died Tuesday (June 30, 2009) in Wuppertal. She was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