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Rhyme

经过母亲和他自己的无数挣扎，8月29日刚过几分钟，早产的Muffin就来到了这个世界，降落在香港。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当姑姑，但Muffin出生的消息本身已经叫我爱上了他。他的爸爸是我最最亲爱的表哥，我们像亲兄妹一样一起成长。因为他爸爸在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一个小孩有着一股天然的联系。

我并不特别喜欢小孩，尤其不是那种无条件喜欢小孩的人。但这个孩子，我突然觉得，无论他属于那种类型，我都会爱他，因为，我对他有信心。

几天前他才在暖箱里第一次睁开眼睛。哥哥给这张照片起名Outlook。

到他25岁的时候，我要50岁了。

这几天房东的男人突然开始休假。我深夜回来，他会在打游戏的间隙流露一句：这么晚回来……我说，最近比较忙……艺术博览会……不多久，他就睡觉了，好像就是靠游戏支撑着，等着看我什么时候回来，甚至究竟回不回来睡觉。他还是开始怀疑起我的所谓“艺术馆工作”的实质了。于是我就更少狡辩似的说明了。像我这样朝十晚十二的生活习性和无法表述清楚的工作内容，在浦东农民的后代看来总是不属于人间正道。

但是什么是一份正当的工作呢？艺术家的工作很正当。画廊的工作更加如此。这几天混迹于蜂拥到SHContemporary的国内外画廊，Dealer，Collector和艺术爱好者中，艺术作品变成了最正常的字眼，是商品，是视野，也是情趣。无数捕捉的目光挑剔地悬浮在上海展览中心沙皇俄国没落风格的宫廷建筑内。忽然间，他们再次发现了中国除了工厂以外的投资，北京以外的处女地。暮色降临之后，艺术圈就在这座城市的各处川流不息，交往不止。VIP们对艺术品的热望比房地产商对土地的热望要玄妙那么一点点。

但晚上看到一群拍卖行的贵人赶场到展厅接受艺术家的悉心介绍的时候，那又是商品，又是事业，还是情趣的雕塑，就怎么什么都不是了呢？倒是回想起展览中心的保安大口咀嚼顾德新摆在外面的几十平方米的苹果，热情帮观众装一件装置作品里面几百公斤的泰国香米的时候，他们居然在一份展览维护的正当工作中享受到了天真的乐趣。

PS:右图是从反光镜中看到的一大堆目前还很新鲜的苹果（顾德新，2007，上海展览中心7号门附近）

关于 “热情帮观众装一件装置作品里面几百公斤的泰国香米”：这也是一件外国艺术家的作品，名字叫做“嗨，有钱人”之类。在一个一堵墙那么大，一米深的玻璃后面是一大堆优质香米。两位保安很高兴地招呼路过的人用塑料袋来装米回家，因为大米消失之后，墙上会露出作者的绘画作品。

去年夏天在布拉格的倒数第二天，旅馆房间里搬进一个独自旅行的美国人。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塞浦路斯移民，长着标准的卢浮宫古希腊雕像上（通常已经被敲掉）的那种鼻子——但他通常跟他的美国朋友说他是该死的希腊移民（因为他不想费口舌跟他们解释塞浦路斯是什么东西）。

他一放下行李就吵着要去找当地好的Jazz酒吧。真不知道他check-in之前有没有了解到我们这间青年旅馆以出奇的便宜，地段出奇的偏僻，和出奇的rock而闻名。因为我和Ben（那个积攒了一年打工钱来法国找女友最后分手在布拉格生病的文学青年）都十分疲倦，他那天晚上也终于没有去成。

在我们去吃饭的路上，我不知为何问了他关于新奥尔良的情况。他说他曾在那里呆过一年，那真是世上少有的好地方。虽然形容词都被我忘掉了，但我记得仰望他时候那个陶醉的深情。“那么现在呢？”“没了，没了。完全恢复不起来。政府的责任。”

刚刚在《经济学家》上看到一篇文章证实了一年前他的这番话。由于联邦政府行动缓慢，又逼迫路易斯安娜自己去讨钱，而州政府又羞愧于自己曾经夸口的抗洪工事的不管用，Katrina刮走两年后的今天，新奥尔良除了招揽旅游的旧城区以外，大部分地方仍然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不仅居民人口只剩原来的58%， 这里已经变成了全美谋杀率最高的地方，而谋杀犯由于缺乏警力的追捕而不得不在街上闲逛。看来防洪抗洪不是美国的特长，灾后重建也不是。不过碰巧今天早上又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几个设计师提出的沿密西西比河的一些公共空间改造方案，看来重建也确实在进展中，只是不能像中国造东西那么迅猛。新奥尔良还能不能恢复往日的风情还是一个疑问，只是相对于三峡周围那些被淹掉的城市，她至少还有一些机会。

半个月前在工厂改造的艺术区莫干山路的一个画廊里听了一场爵士乐，其中有一首乐曲，是乐队专门写了献给新奥尔良的一家名叫Café du Monde的咖啡馆的。突然想到有一家同名的餐厅就在我办公室的60米外，生意永远比不上隔壁可乐无限续杯的美式快餐MoonRiver——尽管前者的老板和服务员都说美语，食物要精致得多，墙上挂着新奥尔良80年代的爵士海报，甚至永远只放Armstrong和Fitzgerald。

PS:网上看到新奥尔良的这家Café du Monde以一种叫Beignet的法国面包见长，看了照片很馋，揣测有点像上海的糖糕。有人吃过么？

这段日子我证明自己不是非写博客才行的。问我，就说“我连生活都来不及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我之前住的地方毛胚到了没有空调，汗如雨下的夜里，呼呼喘气的电脑是不能碰的。现在住的地方有空调了，今天手忙脚乱地在隔壁房东的房间捣鼓了半天，终于又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爬上来了。可以开口了，只是不能计较有没有人听了。

这么细碎的细枝末节又有谁要知道呢？ivan前两天说：“我在积累。”不是汹涌澎湃的积累，是耐心接受的那种——好像只有在一个人的老家才能有耐心接受生活的自由。

但这个八月，我们在，别人却走了。可能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人走，只是因为今年我们在这里才以为很多吧。其实每天都很多，每天也都只能这样平静。有一个去荷兰的姑娘，临走留了一个崭新的博客地址给我，好像这根棒子永远应该在那些行走中的人手中。写诗的给我发来这条短信：我到波士顿了 还睡了个大觉 这里简直就是美国恐怖片里的样子 一幢幢房子藏在树堆里 完全看不到人 真是想念上海 想念你

这就是cherie到那里的第一首诗了。

走掉的人都是浪漫的，回来的人却拔也拔不出来。不曾离开的人呢？是不是过得陶醉又安然？

昨天晚上听了一首爵士风格改唱的歌，今天wiki了一下才知道是披头士1965年一张唱片里的歌曲。两年以后在美国西岸生出了一个人，27年后这个人的葬礼上又放了这首歌。他叫Curt Cobain。

不过我还是喜欢女人唱这个歌词，就好忘记列农的利物浦，装上自己的东西，上火车。

一

上个星期，一位表姨在我家说起她去年夏天的窘困。到了夏天末梢的时候，她不好意思继续重复替换那唯一的三件T恤，终于去上班地方的隔壁买了现在这件粉色的无袖衫。“诺，就是这件。”还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今年夏天我对购物失掉了愿望。饶有兴味的挑选状态不见了——在第n+1件衣服上花钱是件索然无味的事情，对生活，对工作，对人品都没什么好处。

我已经完全想不起这曾经给我带来的愉悦是刺激了我哪根神经。

二 

昨天晚上吃饭的隔壁坐着一个13岁的重庆女孩。

她说话的时候会看着我的眼睛。“我三岁的时候重庆变成直辖市，之后的变化就很大。三岁以前的事情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当时放了四天的假。”

重庆变直辖市那一年我已经发育完毕了。至于13岁的时候的那个我的状态，在看到她的时候迎面扑来。

13岁女孩的样子，不管是1971年，1981年还是1991年生，都是一样。豁然开朗式地澄明和富于理解和同情的心，处在青春期的暴雨降落以前的平静里。那是一个无比静谧的年龄，——但也只有那一年。

离开的时候，我看着她13岁的微驼的背。

从欧洲寄回馆里的包裹终于安全抵达。一堆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和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资料铺散在会议室的白桌上。

随便翻到一本有趣的南非摄影家作品小册子，知道了一位名叫David Goldblatt的摄影家，这位老汉也是去年瑞典Hasselblad摄影奖的得主。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关注和记录南非的社会变迁，被誉为“南非纪实摄影之父”。

因为在艺术馆工作的缘故，自己接触所谓“纪实风格”东西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一则自己的生活离开新闻世界越来越遥远——当然离开真实就越来越近。另一方面，艺术作品的表达如果要争取最大可能的主动，纪实恐怕难以成为大多数艺术家的首选。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捕捉被纪实的客体并控制自己的，正如大多数人并不高于生活地活着。

所以突然在馆里遇到纪实摄影这种古老艺术门类，不免叫人怀念，好像某些基本的动机还在坦陈快门的本意。纪实原是如此难以突破的一种尝试，可偏偏人人都以为可以玩弄，结果搞得不合情理地寡味或过火。这件事情的曼妙之处就在于，有时看起来很相近的视角，背后的眼睛却并没有看着同一个地方。

Bloubergstrand和桌湾(Table Bay)，1986年1月9日。（从Bloubergstrand到Melkbosstrand绵延13公里的海湾为白人海滩——《南非标准百科》，1970年）

南非国大党的高级官员参加该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1964年10月。

很快，这个农场主的儿子就会知道他不能和他的黑人女佣这样亲密接触。（1964年）

这位男主人公J.G. Loots在Quaggasfontein农庄具有200多年的家族放牧史，还得了不少奖。他会把每一只羊都呼唤一遍名字，它们就一个一个跑过来和他亲热。（1966年）

在画册里，David记述了他拍摄这张农夫的妻子的情形：“我说我要拍一张她的照片，她说可以，但是要先进去换一套衣服。她出来斜靠在门上，笑得自然纯净。但她不知道，我留心了陈旧农房上的裂纹和她裙子质料之间的反差。”（1965年）

更多作品可参考michaelstevenson网站和纽约MoMA在1998年的展览资料。

澳洲长大的台湾同事J和相恋五年的男友分了。

上个周末，她从浦西搬到了浦东她妈妈买的房子里。“真安静。”前男友帮她搬了家之后说。

对于同事，就是午餐时一直会提起的一个名字的消失。见到敦实的芬兰领事的那个晚上，我还对她说：“我们有个同事的男友就是芬兰人呢。”那个晚上已经有了变故。只是J一切照旧，还穿了件鲜艳紫色的连衣裙。

由此，我对芬兰这个国家的热衷也要告一段落。不过清理起来居然也有一堆：抑郁得令她独自垂泪，又见到了极光的冬天，她去他家乡时全村为之轰动的场面，一位来上海研究中国艺术的芬兰穷博士，另一个芬兰男人的厉害中国女人等等。才三个月，我居然也已经对在上海的芬兰人有所了解了。

要说分手的原因，就是在一起五年了。

“如果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就结婚就生孩子，大概我们现在就忙着供房了。”听上去不像是一个老外讲的——但确实也不奇怪。

“但坚决不要为了在一起而去生个孩子！”J很冷静地对我说。如果换了去年的这个时候，J是一定不会和他分手的。可是换到今年，从欧洲出差回来那阵子，J嗅出了屋里冷淡下来的味道。于是一个星期后就很和平地分手了。这种和平由衷让人庆幸。好像彼此损耗都不大。

只是，30岁的她添了一句：“我是一个完整的人。”

无论如何，这是句令人振奋的话。且很有意味。

就轰地一下。全身都湿掉了。上海的冬天想不通上海的夏天。

那时捂在倒霉的青年旅馆里。窗子开着但阁楼上没有风，也没有抱怨。太阳晒着我就走着。

某一阶段以为自己是某种人，换了一个时间地点又发现自己不是。真有一个核心的我么？换个时间地点就能开拓一下某个方面的品性——但又不能长久，而向往的什么元素又总是在别人的眼里和书里。

对他人再好一些吧，在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给陌生人一个点头——在上海就给外国人。旅行的人接受所有天气。

再譬如，热闹地活着，或者安静地。说很多，或者沉默着。实现一个愿望，或者不实现。安心于这个状况，或者埋怨。

暂时的，或者望不到尽头。

终于看了纪录片《高三》。早在几乎一年前，中山大学的艾晓明老师曾经带这个片子到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来放映。可惜我错过了。艾老师之前也曾带了她亲自参与拍摄的，反映少女被奸杀的冤案和北京上访村的纪录片来放过，当时看完片子又第一次见到艾老师本人，一时觉得看到了知识分子良心的化身。这就是我一直对《高三》很抱期望的原因。

今天如愿以偿，却很失望。为此，我几乎和在场的其他观众，甚至和主持人本人争论了起来。我支持一位“看了不少纪录片”的观众的看法，即这是一部展现了高三的情况，但缺乏挖掘深度的纪录片。主持人和另一些发言者，包括一位交大的老师都认为，这部纪录片展现了事实，展现了高三生活的荒谬性，并且弥补了中国纪录片在这个题材上的空白，这就足够了。

可是这真就足够了么？这对一部普通纪录片来说可能足够，但对一部得到如此高的赞誉的纪录片来讲就太不够了。导演周浩曾是南方报业的摄影记者，凭着在中国干新闻的经验和直觉，他知道什么题材是空白，什么题材是灰色地区，什么题材能勾人兴趣。它选了一个好题材，他也如实纪录了。可是纯然的叙事就能构成一部优秀的纪录片么？

主持人反问我，纪录这个行为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呢？当然，我反对单项度的，有导演主观引导性的纪录片。所有的创作都应该是开放的，不能搞思想上的独裁。可是纪录精神是否只是“为纪录而纪录”的精神呢？我认为不是。

以《高三》为例，它讲述了福建省武平一中高三7班在班主任王锦春老师带领下奋战高三的整整一年。可惜这部纪录片，在缺乏深度采访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捕捉具有高中阶段普遍性的现象和人物语言，固然很容易赢得中国人的共鸣，但却缺乏一种思辨的力量。什么是思辨的力量呢？就是通过集中深入的探究，将隐藏在“常识”之后的结构性和人性的东西说出来。展示常识的纪录片，只是一部完成了记录工作的纪录片。而运用事实本身来揭示“常识背后超越事实的逻辑性”的纪录片，才是优秀的纪录片。

主持人反问说：“难道每部片子都需要像《华氏911》那样么？”这个比方打得好。两部片子的导演恰巧都曾经是记者。可是麦克尔摩尔用“事实”（纪录的原始材料）还原了“真实”，并且揭示出了联系这两者的逻辑。事实是荒谬的，但逻辑不是。呈现事实的荒谬性并不困难，难的是让事实自己抖出他根源上的，深层上的逻辑来。这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捕捉的导演，更是一个积极思索的导演。而麦克尔摩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导演。

而周浩在《高三》这部片子里所扮演的角色是消极的。这种消极可能出于一个纪录片导演对拍摄对象尽可能的“不干预”（实际上这种“不干预”也是不可能的），但却暴露出他在对纪录片素材处理和挖掘工作上缺乏力度。我们都知道高三的情况，虽然时间把它冲淡，可是唤醒记忆远不是一部优秀纪录片的全部。我们更想知道，是的，我们想起来了，我们的记忆被刷新了——可是又如何？？？这部片子把一堆Nostalgia和愤怒扔给观众，却毫不给人战胜这种伤感的工具，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拍长了的新闻片。我也大声地笑了，甚至有时含了眼泪，但我感受不到片子背后导演的力量，只感到他那饶有兴致的观看。

《高三》对所有人物的处理过于简单。单项度的人太多，性格丰富的人太少；似曾相识的语言太多，深入内心的语言太少；前后一致的人性太多，真正蜕变了的人性太少。好片子应该雄浑细腻，而《高三》的单薄几乎写在了孩子的脸上。片子在时间跨度上太短，对人物的采访太少太仓促，让人想起中国太多这样的缺乏时间和耐心的创作。无怪乎有外国人看了这个片子萌发了想要雇佣这群孩子作为员工的念头。这不正是反映了这部纪录片层次单一，人物平面化，无法引起一个身处中国高考大背景之外的人在深层次上的触动么？

回过头来说说“纪录为何”这个问题。纪录片的“纪录”和新闻的“记录”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是为了告知，而前者是为了反思。有一种很极端的认识，觉得纪录片只要呈现，不要探究。事实上，纪录的精神就在于探究，而不在于呈现。探究是见那个扛着摄影机的人的真精神和真能力的部分，也是纪录片的灵魂。

又有人会说：“反思么，就应该让观众自己去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啊！中国人不就是太喜欢被告诉怎么想了么？”可是，一个搞纪录片创作，搞文学创作，艺术创作的人，怀着问题而来，把事实丢下就走，试问那创作者的魂灵又依附在了哪里呢？一流的创作应该是怀着问题而来，梳理了事实而走。这个梳理的过程，就是见功力，见耐性，见水准的过程。如果说纪录片应该有所承担，那么面对这种承担，有的导演有力无心，有的导演有心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上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高三》是被过誉了。

最近季节更迭得厉害。

昨天接待一团SwedishInsitute和瑞典领馆的女人，她们说6月22日晚上有件大事，有一家很厉害的IceBar要开幕，里面什么都是冰做的，除了冰杯子里的Vodka。又说太阳节要到了，他们要特别庆祝，因为这在瑞典是个大节日。“可是我们这里没有晚上10点还在脚边刺眼滞留的阳光。”我说。

三年前在蒙克艺术馆演奏厅里看到一幅一堵墙高的油画，那幅作品纯然地表现太阳光，还有北欧人对阳光的热望。墙根底下，一个路过的中国小孩忘情地在一台三角钢琴上练习。后来我买了这张海报送给ivan，他挂在巴黎的宿舍里一年，搬宿舍的时候不知所终。

可是我们只有黄梅天。而我又没有雨伞。今天早上下楼等了一会儿，发现雨更大了。我叫住一个保安，问他讨伞。

保安说：“我们保安只有雨衣，没有雨伞。”

我看看他的自行车，说：“那么你骑车带我去大拇指广场吧！很近的！”

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后坐，说：“被我们领班发现要说话的。而且，我带你，你也还是要淋雨啊！”

“那么也比我走过去淋得少啊！”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拿伞呢？”

“我没伞。”

“你不住在这里么？”

“我住在这里。”

“那你为什么没有伞？”

“我住在这里，但是我没有伞。——我为什么不能没有伞呢？”

……

最后我拉了一个下楼来的房产中介男走进了雨里。他的伞有亭子那么大。

所以每个地区的情况，因为天气的缘故，相差很远。

The Sun, By Edward Munch, 1912, Munch Museet, Oslo.